法国人罗宏（Laurent Jeanneau）1992 年第一次来大理，那时候古城只有两家旅馆、两个酒吧、一间餐厅、一个按摩房、两间裁缝铺。他在街上吃了碗米线，只要三毛钱，味道很好，他决定将大理做其旅行中转站，之后他长居大理20年，为大理带来了真正西式的咖啡馆。
英国人斯考特和卡尔2003年第一次来大理，彼时洋人街已成气候，他们遗憾于大理没有真正的好音乐与俱乐部文化，于是开了坏猴子酒吧，后来成为大理的嬉皮士圣地。
学者于丹2013年第一次来大理，一见倾心。之后不到三个月时间，她再次归来。 “有一些地方，一旦相逢，就会刻骨铭心，大理是这样的地方，而这个地方让人不断想要归来，想要反省，想要把此地作为家园。”她更决定在此创办大理书院，传道授业解惑。
这就是大理。有人喜其风花雪月，有人爱其苍山洱海，有人乐其人心古朴，有人好其自由散漫。各路神人大仙出没于街间巷尾，当地白族居民生活喜乐如常。
大理人的这种淡定是有来由的。《一代宗师》里宫二说：“武学的最高境界是见自己、见天地与见众生”。其实人生何尝不是？大理是一个“找自己”的地方：在这里，你再高高不过苍山，再深深不过洱海，再强强不过岁月。
大理是一个“放下”的地方：所谓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皆浮云，大理王朝22代国王10位出家为僧，国家社稷大好江山都放得下，你还有什么放不下？
于丹说：“在大理面前，人的年龄会变小，回归童真，自我也会变小。”
在这样一个人心兵荒马乱的年代，还能有大理，真是一种幸运。
（大理的节奏：变的是人心，不变的是大理）
大理有两个坐标：苍山洱海是地理上的，古城则是心理上的。古城在，大理人的心就不会乱。
大理古城，始修于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700余年来屡经战乱完整保留至今。与丽江古城比，大理没有门禁，不收门票，所有人皆可自由出入。没有规划，你尽可抱怨古城内的建筑低矮破旧，道路略显逼仄凌乱，不大的古城内，也常出现塞车路段。
但这正是大理的迷人之处。对待外来者，大理很开放：云南本身有25个少数民族，大理本地众多宗教信仰和谐并存。对待自己，大理很知足：坐拥这么一块风水宝地，物产丰饶，数百年来无战乱饥荒。对待未来，大理很淡定：无论世界怎么变，大理的节奏不能变。
大理是阳光的：只有在云南，只有在大理，你才能见到真正的阳光。这阳光不能简单用明亮、光明形容，最适宜的形容词是:正大光明，阳光使人心胸坦荡。
大理是美的：古城内任何角落抬头皆可见苍山，出古城走不了数步，即可抵达洱海边。苍山洱海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浩渺的山水存在了数亿年，古老的城墙存在了数百年，可摸可触，却不可逾越。
大理是慢的：岿然不动的山水孕育出此地淡雅的人。整个大理的节奏都是温和的。这里没有穷凶极恶与穷形尽相。外来者初到此会不适应大理人的慢节奏，久而久之，便被同化，甚至比土著更慢。
大理是自由的：对一个远道而来的异乡人，大理很淡漠甚至无动于衷，但对离经叛道者来说，这或许是最温暖的欢迎——大家不会因你的口音、国籍、肤色、信仰或者奇装异服排斥你，你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大理甚至连同志酒吧都有了两家，无论布尔乔亚，还是波西米亚，都可安心做自己。
人民路下段可说是最具大理特色的小街道，这里曾因僻静、房租便宜而成为文艺中青年的聚居地，白天与古城内的普通街道无异。到了晚上，各路英雄好汉隆重入场。来自西安的文艺青年流浪至此，卖唱换点盘缠；来自台湾的白领摆个小摊，卖点现做的珍珠奶茶；来自俄罗斯与委内瑞拉的嬉皮士在此相遇，在波兰人开的首饰店门前又唱又跳。没有限制，也没有城管。有没有观众，有没有收入，并不重要。
当然，大理并不是纯然理想主义的天堂。游客已经侵扰了本地人的宁静，那些传说中“买房像买杜蕾斯”一样的炒房团更哄抬了房价与物价。
大理不是净土，不止一个常住民向我们抱怨了它的污染、过度商业化、肤浅庸俗的开发模式，但大理不只一个古城，它还有广袤的乡间，你总能找到容身之所。只要苍山洱海依旧在，大理的精神气质就不会变。
（大理的丰富：大理人对外来文化是拿来主义的，践行中是实用主义的）
大理不止有古城，还有11个县，每个县、乡、村都有自己独特的人文景观。
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能像大理一样：多民族混合聚居，儒释道和谐相处。大理人对外来文化是拿来主义的，践行中是实用主义的。什么叫和谐社会，这就是和谐社会。
在云龙县的千年古村诺邓，就留有鲜明的儒家意识形态痕迹。诺邓虽不是州、县驻地，却建有孔庙，这在古代礼制中是个特许。诺邓文庙建筑精致、古朴典雅，大殿“至圣宫”塑的是“布衣孔子”，一派师长风范。旧时诺邓村每年大大小小祭孔活动达一百余次，可见儒家文化浸染之深。
儒家文化深刻影响了白族人的文化生活。中原历朝科考，除汉人外，白族状元最多。大学扩招前，中国大学生除汉族外哪族最多？白族。大理鹤庆曾诞生过中国唯一个整年级进大学的县级中学（扩招前）。
白族人的日常生活也处处渗透着儒家遗风：白族经典民居“三合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脱胎于汉族民居而又有创新。白族人家从照壁题字就可推出这一家的姓氏。如杨姓题“清白传家”，段姓题“京兆世第”或“太尉平章”，王姓题“三槐及第”，董姓题“南诏宰辅”，苏姓题“苏靖风高”，倪姓题“邾封鲁绪”，赵姓题“琴鹤家风”等。这些题字都来源于汉族文化，如杜姓“工部家声”与李姓“诗酒家声”就是指杜甫和李白。
至于大理的佛教渊源，更是由来已久。大理自古就有妙香佛国之称。早在公元八世纪前后，佛教已从印度传入。南诏中期，佛教已在洱海地区盛行。
佛教哲学深刻影响了大理国的治国理念，他们信奉“以佛治国”的思想，以佛家的学说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所以大理国延续316年，并未发生过大的战争、动乱或宫廷杀戮，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封建王朝。“与世无争”的政治哲学也让大理国不尚武、不外侵、常能身处强敌环绕而能自保，也让大理百姓数百年来安居乐业，无生灵涂炭之忧。
至于道家文化，则深刻影响了大理人的生活方式。早在佛教兴起之前，道教就是洱海地区主要的宗教信仰。元明以后，道教又盛行起来。大理境内的巍宝山至今仍香火不绝，是云南乃至西南地区重要的道教圣地。
大理可能是中国最适合居住、养生的小城。世界城市科学发展论坛更评选大理为“世界生态名城”，70多个国家的大使赞大理为“世界上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人们常赞誉昆明为“春城”，其实大理才是不折不扣的“春城”。这里“四时之气，常如初春，寒止于凉，暑止于温”。冬天无严寒，夏天无酷暑，一年四季不用开空调。
大理方言把“休息”称之为“闲”，大理人的词典里，从来就没有“忙”字。明陈继儒《小窗幽记》有云：佛书，佳客，山水游，人生三乐。在大理，三乐皆可轻易实现。
以出世的姿态过入世的日子，视生活为人生终点，这是大理人的大智慧。
（大理的宽容：多少人去了再回，为的不是风情，不是景致，而是自由。大理没有制度，没有机器，有的只是宽容。）
在大理待久了，你会遇到无数次这样的酒局：首先不知道什么人组的，什么主题，总之若干人莫名其妙就喝到了一起。局间有陌生人来，一拱拳就加入，这些人大多奇形异相，说牛鬼蛇神都算客气。天南海北，三教九流，席间谈哲学、谈宗教、谈诗歌、谈艺术、谈风花雪月。有喝大了的，有抽嗨了的。有借酒浇愁的，有借酒行凶的。有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的，有电光石火一见钟情的，有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有久别重逢抱头痛哭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戏码上演。
相较于丽江，大理简陋质朴，然而多少人去了再回，来了就不肯离去，为的不是风情，不是景致，而是自由。大理像漂浮在现实之外的乌托邦，没有制度，没有机器，有的只是宽容。
这也是大理式核心价值观的最宝贵之处。而这一点，来源自大理文化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开放性、包容性。
大理一向被称为“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所谓十字路口，是指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在此地相交，大理是西南地区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学者杨周伟更考证，在公元8-12世纪，大理即是东南亚第一大都会。到了近代，因与越南接壤，传教士在越南法属殖民地时期北上，带来基督教和西方事物。
现代人已无法想象铁路公路未开通前，大理商业之繁盛、生活之富足。诺邓有著名的盐井，沙溪寺登街是茶马古道上著名驿站，现存建筑依稀可见当时马帮之兴旺。大理富人当时都居喜洲，所以有“穷大理、富喜洲”之说，在喜洲著名的杨家大院，其规模之宏大、建筑之精巧、陈设之华丽，在汉地也极为少见。在1930年代，当地富家嫁女，已着婚纱。杨家大院内，甚至还有专门的一栋西式洋房。当时生活之摩登，可想而知。
本主崇拜也是能鲜明体现大理人开放包容心态的宗教形式。本主是每个村社所供奉的至高无上的保护神，为白族独有。 “本主”可以是神，也可以是鬼，可以是白族人，也可以是汉族人，可以是动物，也可以是山石。在白族地区，村村都有本主庙。
白族本主是高度拟人化的神，可以说是最具“人间烟火气的的神”。一些本主还有很多人性弱点,如小偷小摸、嫉妒、自私、虚荣,等等,并遭到村人嘲笑。洱海西岸一个村子的本主是女性，她与邻村男本主关系暧昧， 因此，两座相邻的本主庙相对的南北墙只修了半截，以便他们往来幽会。
本主崇拜中，人神世界之无界限沟通程度，只有希腊神话可比。清代大理文人马思博在《大理形势说》一文中写道：大理“五金皆出，五谷皆熟、鱼盐蔬果足于供，牛羊鸡犬易于畜”。优越的区位、丰饶的物产使得大理人享有了“古希腊人所享有的优裕的自然条件，有利于孤独的幽思和奔放的梦想，并助长了一种自由精神。每个人只要凭自己的能力去奋斗，就可以求得生存，根本用不着过多地去考虑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也不必担心违反什么天意、神意或受到什么权威、伦理道德的约束。”（云南民族大学刘长）
（大理的小日子：在大理面前，人的年龄会变小，回归童真，自我也会变小。）
作为大理近邻，丽江一直被拿来与大理比较。大理曾长期执云南旅游之牛耳，却在新世纪里为丽江超越。2012年，大理州共接待游客1847.29万人次；丽江市共接待游客1599万人次，稍逊大理。但大理和丽江旅游总收入却分别是195.61亿元和211.73亿元，丽江表现更出色。
今年或许是大理全面超越丽江的一年。另一个数据更值得欣喜：今年前七个月，游客停留大理的天数为2.11天，去年的数字是1.61天。
相较丽江，大理更适合居住。去丽江的人是游客，带着欲望，猎奇是最高理想；去大理的人是艺术家，不带目的，生活才是最高理想。深夜两点的丽江街头，红尘滚滚如同后海或衡山路，你会疑惑这是北京市丽江路？深夜两点的大理街头，满街牛鬼蛇神，全部药不能停。才让人领悟这才是大理，这也只能是大理。
大理可以很小资。“不用打卡上班也有吃喝玩乐， 不用穷追猛打也有谈谈吹吹的爱情；晒着白花花的太阳，呼吸着洁净的空气，还都是免费的；50 块钱一身衣服也能穿出范儿，2000 块钱一个月过得恍若中产；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摆个地摊，也能混成人民路金领??”类似的小资情调在大理比比皆是，但却并不是大理的全部。
大理也可以很中产：大理被认为是最有普罗旺斯气质的中国城市。彼得·梅尔在《重返普罗旺斯》中说到：在普罗旺斯，时间不像世界其他地方那样受到崇拜，大理同样如此。
大理可以很知识分子：近几年不少知识分子定居大理，形成了独特的知识分子群落。
大理也可以很商业：炒房团已经来了，古城店铺号称“三月店”，意为三个月就要转手一次。
大理也可以很草根：一个喜洲破酥不过3元，古城内还找得到5元以下的米线。精打细算，不足千元，在大理可以过得很知足。
大理也可以很国际：大理有为数不少的ＮＧＯ组织与民间社团。大理的外国人之间、外地人之间有自己的小圈子，他们常会聚会，共享食物、资讯与生活经验。他们自己酿葡萄酒，做有机果酱，开办符合自己理念的幼儿园。
常年定居大理的作家野夫说：“我们并非奔着苦难而去，而是奔着自由安逸的生活而去”。爱大理的人，不是失败者，不是逃兵。在大理，他们自觉地变小、变慢、变弱，这不是被动的防守，而是主动的退却。他们或许并不认同现代文明，但并不代表要过刀耕火种的生活。他们反对大而无当的城市化、粗暴激烈的工业化、浅薄庸俗的商业化，他们希望回到自我、回到乡村、回到生活，回到一切一切的原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