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时下流行讨论移民或不移民，显然各有理由，走或留，同样可以找到支持因素，即使在表格上罗列优劣，有如娱乐版经常玩的某某艺人“新欢旧爱大PK”把戏，亦难得出所谓客观胜负。到了最后，千言万语，或可浓缩成一点：对这城市，我到底最热爱什么？这是基本问题，一生二，二生三，由此即可衡量其他选项。譬如说，这城市是否已失去了我所热爱的特质/东西？到了其他城市，就可以找回吗？抑或，到了其他城市，便可以心安理得地改变心意，由热爱某些目标变成喜欢其他目标？为了新的目标，我又愿意付出什么代价和牺牲？诸如此类，都是决定走或留的好问题，跟财务能力、工作能力、适应能力等其他因素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至于我，在港出生，在港成长，20岁至33岁之间曾远游在外，之后回归香港，由1997年住到现在，百分百香港人，苗不红，根却正，从来没有半秒钟考虑过移民，所以从来无须为上述问题烦心——除了今年，除了此时此刻。可能是因为我变了，亦可能是因为香港变了，但当然，最实在的理由必是我和香港同时都变了。

我个人之变，在于年纪，在于身份，在于生涯规划。踏入50岁，朝中老年迈向了，心底有些大梦大愿仍未完成，而若继续固守同一个城市，必是完成不了的。因为大梦之一正是想做“都市鸟人类”，此城住两年，彼城住三载，到真正老后，始择一而居，故可告别香港，不再以此为家。然而，更深层的理由在于，我向来对香港最热爱的是言论自由，而这很明显已经淡化、受到阉割，当香港不再香港，还有——至少对我而言——什么值得依恋？是的，香港人仍能畅所欲言，百无禁忌，在街头，什么书刊言论都买得到读得到。可是，表达自由是一回事，免于恐惧的自由又是另一回事，而香港高速失去的自由，正是后者。“思想/表达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互为撑持，缺一不可。而香港，前者仍算存在，后者却已买少见少，备受严重威胁。

恐惧的来源，可以是无形与有形。组织的动员狙击，单位的系统围剿，台面上台底下，成功的不成功的，虚拟的实体的，本土的外地的，四面八方排山倒海地涌现，不管是实质伤害或气氛压抑都让人感到极不舒服。可以应战的，当然应战，但可以应战并不表示有兴趣应战，有些时候，甚至不是个人的贴身经验而只是侧面的理解旁观，已足意兴阑珊，强烈地感到自由空间的渐趋狭窄。最关键的是，种种威吓力量似乎根源于对立仇恨，仿佛愈来愈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没有宽容，没有缓冲，种种恶毒狠辣直冲而来，使人愈发觉得，除了沉默或离弃，难有其他更可自处的出路。

难免使人联想到茨威格。茨威格是最倒霉的那类欧洲人，出生于19世纪末的维也纳，经历了一战，再经历了二战，而且是犹太人，所有灾难都有他的份，所以注定在逃亡与逃命中存活。但他并不苟活，写了一部又一部的小说和评论和研究，《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也写了回忆录《昨日世界》。60岁那年，他与妻子在巴西自杀，遗言是：“在黑暗的时代里，看不见光明；我性急，朋友们，先离开了。”死后四年，二战才结束。

《昨日世界》里有这样的慨叹：“仇恨已入侵时代的血液。在昔日的奥地利，人们争斗仍存豪侠气概，在报纸和议会里，互相攻击却仍互相尊重，仍能维持人际关系。在当时的报刊上，并没有每天充斥着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派别与派别之间的仇恨，人与人，民族与民族还未被隔离，公共生活的大众情绪并不如今天般激烈得令人厌恶。个人行为的自由是天经地义的，如今却是不可思议。当时不如今天，不会把宽容视为软弱，而是把宽容尊为道德的力量。”宽容不是软弱，而是道德。所以宽容就是力量。今天的香港不是昔日的欧洲，但我们跟昔日的欧洲相同，早已忘记了宽容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