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后，民间学者、深圳越众影视公司董事长邓康延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当代教育现状，他组织一个平均年龄不到27岁的编导团队，花了一年多时间，走访近30所中国大中小学，采访了近20名教育学家和50多位中国一线教师，拍摄出10集纪录片《盗火者：中国教育改革调查》，呼吁教育重回人文和理性。

“如果说《先生》讲的是民国的人，《盗火者》就是说教育的事儿。”在找到普罗米修斯的寓意之前，这部纪录片最初被命名为《教育启示录》，“更多是讨论教育现状，直指眼下现代教育问题的症结。”

“我们可以不做学士、硕士，但是我们可以做匠士。”

2012年，因《先生》频频受访的邓康延反复追问自己：“我们能把四五十个民国的先生如数家珍地拿出来，但当下能不能举出一个没有争议的先生？”在《盗火者》里，他有了答案，出现在这部纪录片里的，有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鸣、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儿童心理学家孙云晓、学者陈丹青……

“这群人始终坚守着，从理性层面对教育进行批判和反思。大家都明白，教育问题已经走到了河边上。”触动邓康延的，还有深圳大学老校长罗征启在接受采访时说：“深圳大学，那是渐行渐远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传奇故事”。他联想起历史学家资中筠的生物学比喻：“中国教育不改变，人种都会退化，这个过程，就像退化土豆一样。”

另一个出现在《盗火者》中的群体，被邓康延称为“第一线”：一群正身体力行“公民教育”的改革者。从跟随北京企业家王瑛发起的“寻找活着的马小平”活动开始，寻找已去世的教师马小平轨迹的同时，编导们也在寻找着一些新的马小平式教师：忠于教育，同时也改革教育。

在深圳，编导找到了育才中学教师严凌君，“这所学校一直进行着一种公民教育，实际上是鼓励孩子们的自我成长，更多元化地读书和思考”。在杭州，找到了改革语文教材的独立教师郭初阳，他告别体制，创办“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致力于语文课堂的生态改良；在成都，新兴的华德福的学校实践着一种源自德国的教育理念：没有作业，没有考试，它是学园、花园、菜园和家园，“老师更多是启发孩子们幼年潜在的智慧，以及他们的动手能力，实际上是传统的生存技能”。

邓康延视为标杆的是立人图书馆的发起人李英强，2007年，他辞去北京一家研究所的工作，回到湖北老家办起了第一座立人乡村图书馆，如今在全国8个省份开设了13个分馆。李英强在采访中说，希望通过图书馆这个平台，“恢复人的尊严，发扬人的价值，帮助人成为健康的人”。在邓康延看来，“完全就是践行陶行知、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

在陶行知的故里安徽省休宁县，编导找到了德胜鲁班木工学校。这所创办于2003年的职业学校，学生大多是来自附近山里的农家子弟，很多人的父母靠给人扛木头为生。鲁班学校的教育理念浓缩在“诚实、勤劳、有爱心，不走捷径”的十一字校训里，还为毕业学生授予自创的“匠士”学位、戴“学士帽”。在邓康延看来，鲁班学校的做法，是对当下流行的“唯学历论”、“文凭至上”人才观的反思：“是在救孩子，也是在自赎。这是一种别出心裁的理念，我们可以不做学士、硕士，但是我们可以做匠士。”

70后的总导演刘晓梅提及钱理群在受访中所说：“教育的所有问题都在教育之外。”这也是《盗火者》的拍摄意图：“我们的主人公反复表达的一个意思是：因为不好的教育，我们失去了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机会，但是，我们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得到这个机会。”

“学校生产的产品是最特殊的，它生产的是人。”

现代教育怎么了？在《盗火者》中，可以看到的是：人文教育缺失、德育失效、超级中学大量涌现、教育资源分配极度不公、教育产业化、学术腐败、钱权交易。

“从重点小学、重点中学到重点大学，再到研究生分配，这一系列靠的都是分数、金钱、父母的背景。”现代教育中的无形天花板，出现在《天梯》一集，编导将视角放在5800万留守儿童和农民工子弟身上，也发现不少垄断优质教育资源的超级小学和超级中学：“大城市里有些‘巨无霸’中学，他们的电脑、操场、游泳馆、图书馆……都是一流的，大城市的孩子只要能考进去，一定就是北大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线也低，都很容易就进去。反倒是农村的孩子，本来学校条件就不行，还竞争得很激烈，能在本省市弄一个三本、二本，就已经是万幸。”

编写《老课本新阅读》时，邓康延曾专门选进民国《女子修身教科书》中一段话：“与人共饭，不可争食，与人同行，不可争先。”这种“温良恭俭让”的平和心态，似乎已成妄想：“今天这个社会里，大人的梦想都寄托在孩子身上，教育的大棒一挥，每个学校都要升学率，逼着孩子成了陀螺。我们看到了这些，发现不仅没有减，反而有增加的趋势，再加上走后门的、拼爹的，孩子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一个不公正的环境，这是非常可怕的。”

出现在《课堂风暴》中的山东杜郎口中学是另一个案例。这所学校一度因教学质量太差险些关门，如今却以独特的“学生自主课堂”闻名，为了限制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校方开始收取听课费用：每人每天260元的门票。

“对杜郎口中学，第一线的教育者会有不同的意见，我们看到的是：本来一个很破败的乡村学校，被新的模式激活了，孩子们脸上的表情是非常亢奋的，他们非常想要改变自身命运。在这种教育下，无论他们以后是当农民还是当小商人，总会具有一个开阔的视野，具有一定的知识性。起初我也对收钱这件事很反感，好像成了演出机构一样，但实际情况是，每天有川流不息的老师来到这个学校，唯有他们出了钱，才可以减少一些人流。”事实上，门票政策盘活了杜郎口的小镇经济，却丝毫不减参观者热情：“很多都是公款交费，要求提供收据、发票。”

“学校生产的产品是最特殊的，它生产的是人。”在邓康延看来，《盗火者》中提出的现代教育问题，有些是有解的，但更多是无解的，他总觉得：“能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让人思考，起码就是往前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