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名望，延传至今，而当他被赋予“第一”、“最好”这类单一又涵括一切的名头时，，也很自然地成为众矢之的。医疗体制、医患关系等当今这些尖锐问题都在协和这个“窗口”一一呈现。对外，它在“道德高地”上疲于承载人们对健康的期待；对内，它严苛的教育体系难以阻挡人才的流失。盛名置于现实，协和负累前行，我们只试图记录几个 “协和”人，在他们所呈现的理想主义光芒、丰富的精神生活、独立的思考和张扬的个性上，让我们看到一些在这个时代，特别让我们能聊以安慰的“协和”精神。

“管理者”余可谊：未来的医学能不能很酷很潮

复杂的微创手术被描述就像“在瓶子里建造一艘船”。因为精准，手术才有可能微创。余可谊联想到医改这种“手术”也应该努力精准起来，不能再走粗放型发展的路子。

作为脊柱外科医生，余可谊即使陪儿子逛动物园时，都在进行职业思考：“长颈鹿脖子那么长，有7节颈椎骨，要得了病，做手术得多累！”

作为北京协和医院的脊柱外科医生，每天工作到晚上八九点是常态。采访前几天,余可谊一天连做四台手术，其中有个严重先天性脊柱侧后凸矫形手术做了八个多小时。最终在凌晨两点，他下了手术台，已经没气力回家了，倒在值班床上躺下就睡。四个多小时后，他挣扎着起来，又是忙碌的一天。

多年来,余可谊致力于脊柱微创治疗。曾经,一位腰椎键盘突出八年、神经受压、生活不能自理的患者，被多家医院告知只能通过开放性手术才能解决问题,而余可谊成功地为他做了微创手术。这种复杂的微创手术被描述就像“在瓶子里建造一艘船”。

因为精准，手术才有可能微创。余可谊联想到医改这种“手术”也应该努力精准起来，不能再走粗放型发展的路子。“社会不能单方面要求医院、医生义无反顾地奉献，要为医生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老是想从成本上控制一切，就算把医院的医生都累死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余可谊对如今热门的健康管理领域有很多他自己的独到见解和展望。他设想:“比如医生需要验血，患者可以在网上下单、由检验连锁公司上门服务采血、全球快递血样。”他畅想后随即感叹，医学行业的信息化程度明显滞后，缺乏乔布斯这样的领袖人物。“如果未来诞生了比苹果公司还牛的健康管理企业，不要惊奇，因为‘山在那里’。”

大多数的医生，要么没有时间，要么没有精力关注医疗行业的高速发展，莫不是多年过着“媳妇熬成婆”的生活，一级一级往上熬。这一条刻板的直线，一眼就能望到头，断了旁出侧枝的可能。可余可谊不甘心。2009年5月，任职协和医院青年工作部副部长的余可谊，想做一件实事，将协和人思想的“火种”留下来。

一位医生，有了跨界做网站的想法。彼时，社交网站正兴起，开心网正搞得火热。余可谊研究借鉴，但也冷眼观之。这类网站，多半是他眼里的“江湖”——肆意灌水，也可以毫无忌惮地粗口骂人。他要做的是有理性精神的公民社区，提倡有建设性、负责任的言论自由。“大家唯有同样的生活信念,在这个网站上肆意表达自己，理想的光芒才会呈现。”

“口号是喊响了，牛皮也吹出去了，做起来谈何容易？”有时刚下了手术台，他就赶紧上了线，争分夺秒地对网站的bug和细节问题作修改。 即便是春节放假期间，余可谊也在写关于网站发展的思想总结。网站技术支持李庐评价说：“余可谊软件工程的技术水平已经直逼我们这些专业人的技术水准了。”余可谊忙碌半年后，“协和青年之家”正式上线，这个实名制、技术外包、用户生成内容的网站，分享思想、荐书、推视频、做活动。从“医院发展建议”到“诗歌鉴赏”，职业爱好两相宜；从“如何投稿”到“交友召集”，学习生活两不误。

余可谊希望“协和青年之家”能够网聚热爱医学的人，希望医学能够变得更有趣、更酷。“这个网站属于每一个用户，所有人的空间权利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是教授还是住院医生，在这里，我们平等交流。”他要让大家“在这里，读懂协和”，读懂一帮奉行“专业主义”，对中国医学事业有担当的医生。三个月前，他与七位同事组成医疗队去宁夏固原支边,当地医院想请电视台来采访医疗队，队长心内科副教授谢洪智一口回绝，说：“我们是来帮忙的，不是来添乱的。”余可谊从他身上看到了低调的协和精神,“协和经历了两个朝代的风风雨雨，得到社会的认可，并不是因为它热衷于讲政治；而恰恰是这帮医生不怎么讲政治，不怎么迎合社会热点，能够安安静静做学问、看好病”。

医生们有自己的坚持底线，但今日的医疗环境已不似当年。有次余可谊出门诊，发现了一件怪事——要求加号的人很多，但很多挂上号的人却没来。后来有患者跟他诉苦道，他的15个号中有9个都被号贩子挂走了。原本5块钱的号，倒手就卖到100元。余可谊觉得过分，便一口气加了17个号，半天时间总共看了26位患者。“打击了一下号贩子，我自己也累得够呛。”

余可谊悲哀地意识到：不单是医生，以知识为生产力的各种职业在如今中国都有相当的挫折感。“我们还没有进入彼得·德鲁克所说的‘知识型社会’。” 余可谊欣赏德鲁克的想法，他家中的书架上摆满了德鲁克的书，高低有序、颜色有别，归置得极为精心。他哀叹目前医院管理的复杂性并不为人们所充分了解，很多中国经济学家对医院事务指手画脚，充分暴露了他们知识的浅薄；他欣赏的德鲁克是为数不多的明眼人，喜欢用人体和医学来打比方，这一点，余可谊很赞许。

当然，余可谊希望术业有专攻，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以看病为主的工作中去。“我们学医多年，专长就是看病。现在却牵扯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医疗费用问题、医患之间的沟通问题、和号贩子的斗争问题……”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就都像一台打开了太多窗口的Windows系统，有种要“死机”的感觉。

“政策是人制定的，医生可以用自己的行动来为这些政策投票，”他说，“医生已经觉醒了，要按照自己认可的方式玩下去。”他在用各种方式试着改变医疗环境，改变那些他可以改变的。他看到一些腿脚骨折的人自己来看病，单腿蹦着去挂号、交费，很不方便。于是他在协和急诊发起了志愿者组织的组建工作。2012年年底，余可谊在微博上看到了一则糖尿病治疗广告，打着协和医院已故儿科主任周华康的名号。几天之后，他在微博上发出“净化”倡议，抵制虚假医疗广告。随后他与中国医院协会、广东省卫生厅和丁香园的朋友联合发起“随手曝光虚假医药广告”活动，号召大家随手拍下、截屏或摘录虚假医疗广告。

余可谊曾多次赴美访问学习，期间两次到访美国圣路易斯Shriner儿童慈善医院，拜访了医院志愿者组织负责人，拍了照片、写了评论，在发微博的时候还不忘@王石。因为他曾听闻王石有办儿童医院的想法，希望王石能付诸实践。“从小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听令，自主性比较差，觉得好多问题就是国家的问题，自己不会去做，首先我们自己要改变。有想法，就做起来。”

（余可谊，副主任医师，1999年开始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

“艺术家”林进：我是一个认真去快乐的人

至于不喜欢但又必须做的事情，林进表示：“只要我答应下来，不管是临床工作，还是业余生活，都会按照最好的标准去做。”

“我认真到一般人无法达到的程度，好像有些偏执。”北京协和医院骨科副主任林进表示。正巧，医院后勤保障处才给他屋子里装了X线观片灯箱，他总觉得灯箱比旁边放置标本的冰箱装得高出一点，上缘没对齐，不好看，采访前一直嘀咕着。

林进白大褂衣兜里总有一个巴掌大的小本子，上面写着工作记事、教学与科研记录、听课记录、专业思绪、特殊病例信息、随想与思考……住院备忘录那几张纸上密布的小字几乎满得要溢出纸页，混着各种符号和不同颜色的笔迹，得凑近了方能辨析。林进家里有一大摞这样的小本儿，记录着他带过的每位学生的信息，会诊时各领域专家的不同意见和临床经验。而从他1984年成为一名实习医生开始到现在，他诊治过的每位患者的基本信息，也都有序记录在小卡片上，齐整地码了满满一抽屉……“没办法，医生的工作，凡事都需要仔细核对、三思而后行。干的时间长了，有点儿强迫症。”林进在他的新办公室里如此解释他的“归档病”。据说，林进六岁多的儿子也遗传了他的认真劲儿，每次玩完乐高机器人后，一定会把不同颜色的积木分别归置到三层收纳盒里才离开。

如今的林进是骨科业界的一把好手。采访当天正逢一些外院医生请林进会诊，打算将他们无法诊治的一例严重罕见先天畸形患者转到协和骨科医治。这种事情很常见，前年，林进带领关节医疗小组，与协和多个科室协作，为一例外院转来的严重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同期置换了双髋、双膝四个关节。术后两周，患者就可以丢开拐杖，下床行走了。林进认为自己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热爱学医。“如果有人说他特别热爱开刀，你不觉得有点变态么？对患者尽职尽责，与爱好其实不是一回事儿。做医生，好比我‘找了一个爱我的人，而不是我爱的人’。”

高中毕业时，林进曾强烈地抗拒母亲让他做医生的想法，他的理由是：“我这么一个快乐的人，您让我这辈子工作都要面对一张张痛苦的脸，我怎么活？” 林母是一个在“文革”中受尽磨难的知识分子，她在高考前叮嘱儿子：“任何和自然科学不相干的学问，都是很危险的学问。只有你当了医生，我这辈子才能放心。不管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人都需要治病。” 当时的林进不这么想，他热爱音乐与美术。他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父母被拉去“学习班”批斗，走前留下两大缸长了霉的干粮，把他和哥哥反锁在家三个多月。他在母亲留下的那堆考试卷子背面画了自己假想的电影脚本，然后和哥哥一起钻到书桌下，拿着手电筒照着一幅幅画，看这部只属于他们哥俩的“电影作品”。现在林进很感谢母亲坚持让他学医的决定。“这份工作虽说身心劳苦，但确实比较稳定、成就感也大。我得对‘爱我的人’负责，用道德、良心和技能把工作做到最好，做到极致。”在多个场合，他说自己不懈追求的职业境界是“医术、仁术、心术与艺术”。

在工作中，林进从来没有忘记“艺术”的位置。他手术“台风”独特。一位患者回忆起林进给她做双膝关节置换术时，哼着歌进了手术室，看她一脸紧张，说：“要不要来段儿音乐放松下？”在林进的手术记录单上，可以看到他细腻的手绘医学插图，这些记录单多次在北京协和医院病历展览中被作为范例。1991年，他作为中国南极考察队随队医生，在长城站做医疗及科考工作，工作之余他爱去画白雪、冰盖、企鹅与海豹。几位国外南极探险者看到他的画，惊艳之余屡屡索讨。

林进个儿不高，但身材挺括，五张儿的人无甚赘肉。这样的外表很符合他，协和艺术团副团长兼艺术总监的身份。每逢演出前，林进都先饿自己两三周，每顿只吃西红柿和黄瓜，这样才能把自己塞到修身的专业指挥服里。“臭美不是坏事，有助于保持年轻的心态和体态。”他骄傲地谈论着美。

如今每次给合唱团写和声，林进不免感叹，玩转儿好些乐器，怎么唯独没碰过键盘？“等退了休，怎么也要找个老师学学，弥补一下那个时代留下的缺憾，说不定过几年能玩得特牛逼。”

儿时的艺术学习经历让林进对自己的艺术天赋很有信心。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花两块钱给林进买了一把京二胡，他开始瞎琢磨。到样板戏盛行时，他凭借一把五毛钱买来的蛇皮京胡，已经能闭着眼拉曲子了。上中学时，林进觉得压腿练舞蹈太枯燥，便加入了乐队，跟着高年级同学不甚正规地学起了拉小提琴。有天学校乐队中提琴手病了，他临时抱佛脚，狂练一晚，第二天就端起中提琴上台做了替补；大学乐队里缺管乐手，他又拿起了小号。因为一颗门牙略有不正，影响吹高音，他又转攻对气力要求稍逊的圆号，而必要时他也能吹长号……

“那个时代哪儿有人教啊，我的爱好都是没事积累出来的，因为自己感兴趣。”但凡他喜欢做的事情，都要搞出点儿名堂。至于不喜欢但又必须做的事情，“只要我答应下来，不管是临床工作，还是业余生活，都会按照最好的标准去做”。

协和变态反应科尹佳主任说他一看见林进就想笑，因为林随时都能冒出让人捧腹的话。不过，他追求快乐的方式也有人不解。曾经林进挑染了头发，让患者错以为他是外国来的教授。有天染发后的林进在医院里跟老院长撞一满怀。“呃……你这个……”院长指着他的头发。他兴高采烈地连问，“怎么样？好不好看？”等到不久后，林进被聘为骨科副主任，院方领导终于按耐不住找他谈心：“小林，你已经挺时尚的了，要是黑头发就更帅了。”“不用您说，我懂，干什么就得像什么。”当天晚上他把头发染回了黑色。

当了科室领导，事儿少不了，科室教学、宣传、医疗环境治疗和医护素质提升等工作被林进一手揽下。他规定本科医生病历书写不规范、上班迟到、浪费纸张、男医生没打领带等等，都要有所处罚，“所有的小节”在林进看来都是最基本的职业素养，为此较劲的他把自己搞得忙碌不堪。即便他已经推掉了很多事情，日历上的待办事项也排到了明年：会诊、行政工作、学术会议、教学活动……他总想，要是能专一地看病，该有多爽。可是，如今的林进总有一堆放不下的事。采访结束后，林进送我们出门，回头又看了看灯箱：“你看还是给装高了吧？”

（林进，1961年生人，教授，主任医师，北京协和医院骨科副主任。）

“思考者”万希润：用另一种眼光看世界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有顺序的来，我现在就是努力做好修身与齐家”。 在修身的过程中，万希润努力在追寻看世界的另一种眼光。

十年前，北京协和医院妇科二病房副主任医师万希润剃了光头，写下人生中的第一份遗嘱。当时万妻是妇科一病房的护士长，正准备去抗战SARS的最前线。于是，老万把一贯被视为“心头肉”的儿子送回了老家，自己也申请了抗战一线的工作。“我无论如何不会让妻子一个人赴险。”

十年后，万希润读到解放军总医院刘又宁医生的《用生命铸成的历史》一文之后，旧时光又涌上心头。“SARS期间，有多少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藏在每个人的心底，再不说出来，谁还会记得？”朋友看到他微博里的这段话，说老万你不如牵头出本有关SARS的书吧。

第二天，老万给很多医生、护士发出了一条约稿短信——“SARS十周年，记录我们心底的记忆。从亲历者的角度见证历史，记叙所思、所为、所见、所闻，真挚平白，注重细节，让普通人看得懂，让有心者有共鸣，为后人留下食人间烟火的历史。” 一个月后，五十篇文章汇集成《SARS10年：“非典”亲历者的回忆》这本书，其中有医务工作者的讲述，也有SARS幸存者、媒体人和非医务人员的故事。“我自己平日一直是被人追讨的拖稿分子，而这本书之所以完成得如此高效，是人心所向。“为了做这本书，老万特别去采访了协和食堂负责人、保安和后勤保障人员等等，因为“他们是沉默而不可或缺的力量”。“比如外人看协和清洁工大周就是‘天天拿着大墩布来回拖’的一个普通人，但我一定要请他写篇稿子，他每月工资有限，但会拿出两三元钱来订阅杂志，他是一个在精神世界有追求的人。”

老万以他的独特视角收集着SARS期间那些普通人的记忆。协和内分泌科茅江峰医生在书中写下一段回忆：“‘爸爸，爸爸，爸爸你说话啊！’‘老公，老公，你说句话啊！’我们一边抢救，一边聆听家属的声声呼喊。没有一个人敢去触碰患者身边的那个手机，更没有人敢去关闭通话……患者最后没有抢救回来，护士最后也没有切断通话，小心翼翼地把手机捧进黄色的塑料袋里，放在患者身边。这个手机，将永远伴随患者。我始终相信，有乔布斯在天国，手机还能用。”协和妇产科戚庆炜也忘不了那个深夜。“凌晨两点多，看完病人，我疲惫地倒在急诊室值班床上。肚子轻轻地‘噗’的一下，后来又来了一下。宝宝动了！”当时戚庆炜怀孕八个月，肚子很大了，每天直直地伸着胳膊做手术。她爱人去了“非典”一线，父母在外地不能进京，那阵子她一个人把各种方便面吃了个遍。

通过这些故事，万希润“希望读者看到真实的医护：他们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请不要在需要他们冲锋陷阵时捧杀他们，更不要在他们不得不忍辱负重时棒杀他们”。

万希润多年来一直是妇产科医生。年轻时，女患者来看病看到他是男大夫，踯躅不前，他也尴尬地把她们转到女医生那里。现在，找万医生看病经常一号难求。“当她们对你的医术不确定时，性别是个问题；当她冲着你的医术而来时，性别根本就不是问题。”做了25年的妇科医生，万希润的女性朋友甚至比男性朋友还多。他所在的医疗组多年来零投诉，北京一位患者评论道，“像老万这样边喝可乐边诊病还能明辨病情幽默解答病人问题，微博织得有态度有风格的大夫真是不多见。”找老万看病的多是肿瘤患者，有人担心自己活不长久，老万张嘴就是一套开解的话：“您看您岁数很大，我说不定都活不到您的年龄呢。相比我来说，您已经赚了好多年了，我的工作就是帮您再赚点儿。”

当年，老万开始在协和妇产科实习时，科室主任吴葆桢大夫是80年代协和最有人格魅力的名医之一。“清早车棚内，吴葆桢从哈雷摩托上翩然而下，花格衬衫束进毛边牛仔短裤内，手持头盔，脚步轻盈。”万希润对吴老风范记忆犹新。他说自己打心眼里欣赏妇产科的科室文化，实习结束后留下工作。三个月后，万希润手头有桩“子宫穿孔并发症”的事故，虽无不良后果，但忐忑、沮丧、沉重的情绪在他心头郁积。吴老特意派师兄来宿舍宽慰他，说自己年轻时也有同样经历，在医生成长过程中难免发生，切勿一蹶不振。

吴葆桢是改革开放后首批赴美的52位学者中，仅有的两位临床医学专家之一。那时科里的中青年医生英文水平不尽如人意，吴葆桢自己编写了《妇产科英文词汇》，并朗读制成录音带，赠给年轻医生人手一份。还有次去杭州，吴葆桢专门去给万希润等年轻人买字帖，让他们没事时想着练练字。“我受益终身。”老万如今感慨。后来，吴老英年早逝。21年来，万希润和他的同事每年都去给吴老扫墓，在墓前给吴老汇报科室动态，也讲讲八卦、笑话。

去协和之前，出于对哲学、心理学的兴趣，万希润曾在北大精研所接受临床科研训练，那阵子他几乎看遍了弗洛伊德、阿德勒、马斯洛等的心理著作。后来他放弃了从事精神科的想法。

“但是这段经历太重要了，否则我支撑不到现在。行医环境的严峻、生存的重压、外界的诱惑，肿瘤医师每天面对的负能量太多，需要有强大的心理承受力。”那段时光给老万留下了阅读的习惯。老万家里没电视，书不少，很多是非医学类的人文书籍。老万曾迷恋过朦胧诗。1982年他入学北医不久，天气寒冷，他躲在被子里写诗，他记得其中一首名为《秋霜》：寒夜不仅夺去了/你的自由/还使你蒙上了/遭咒之冤。他还曾以罗伯特?彭斯的诗歌《一朵红红的玫瑰花》为主线，编写并出演小型话剧。如今，他爱读茨威格、维特根斯坦、昆德拉笔下文学世界，也差不多收齐了所有大牌诗人的作品；有时也到旧书市场淘各类奇书；常看的杂志也大多与医学无关：《国家地理》、《华夏地理》、《国家人文历史》、《炎黄春秋》、《看历史》……“我最喜欢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深奥睿智、逻辑严密，是在用另外一种眼光看世界。”

喜欢阅读的老万不喜欢下班后酒饭应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有顺序的来，我现在就是努力做好修身与齐家”。 在修身的过程中，万希润努力在追寻看世界的另一种眼光。前阵子，一位患者复诊时带来一封感谢信和一盒土产，老万拒绝收下。再赠，说是大老远携来的一份心意。老万转念，一叹：“以道家之见，收礼绝非近佛之举。吾不知佛为何物，遑论远近。略通人情而为医，可也，何须德必近佛？”

（万希润，主任医师，1988年起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工作。）

“记录者”讴歌:众弦俱鸣，我是唯一的走音

 “我不认为自己具有协和医生的气质，但我认为我有协和情结，骨子里为自己的协和特质而自豪——专注于自己选择的道路，拒绝平庸，以另一种清高的方式济世救人。”

讴歌用了一年时间写成《协和医事》一书，彼时，她与“协和”已没有了物理上的联系。而22年前，高考前一个月，朋友的几句话刹那间击中了她——“你看过一部关于林巧稚医生的纪录片吗？她毕业于中国最早的教会医学院协和医科大学——那里的建筑全是文物，那里的医生看上去都不俗，那种地方才是你应该去的。”于是，讴歌临时改写了自己的志愿,填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八个字，她的坚持让尖锐的碳素钢笔尖在志愿表上划出了洞。讴歌第一次听闻林巧稚，听说这位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习于协和、作于协和、卒于协和，终身未婚，一辈子唯一伴侣就是值班床头的那部电话，一生共接生五万余婴儿……讴歌被这种“内省、专注、慈悲”的协和气质所感动，决定未来要涉足自己从未了解过的医学领域，她的人生首次走音。

在金街和银街的喧闹中，协和孤守安宁。无需行走于地面，协和学子可在迂回的地下长廊中穿梭，往来于教室与医院。于是,长日不被阳光泽被、张张苍白的“协和脸”散落于长灯不灭的通宵教室和“协和三宝”之一的图书馆中间。大部分协和同学永远都在没完没了地自习，要么泡在各种医学书籍里，要么备战GRE，很少有人借阅“闲书”。讴歌隐隐觉得不对，在这儿,她觉得大家几乎没有给精神生活留有时间,也没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与她聊聊文学与音乐。“至少你得有几个喜欢的作家，至少每天得有一两个小时去看闲书、听歌。”讴歌如此描摹她当年憧憬的同道朋友。

“她耳朵不好，天天挂着耳机听歌听多了。”大学第一年军训时，班长揶揄讴歌。他怎知音乐是讴歌用来消解清苦与枯燥的“溶剂”？大学时光,讴歌一直乐此不疲地从五道口淘打口唱片，忠实地追着“DJ有待”的音乐节目。她喜欢The Cure乐队，以抑郁对抗抑郁般地迷恋。

文艺之余，大部分时间讴歌也像她的同学们一样苦读去闯85分生死线，八年间一共考了59门课。她记得自己几次深夜自修完瞌睡得差点从楼梯上滚下来，记得自己硬着头皮解剖了半年的尸体，她记得一切的苦不堪言，而最让她感觉苦涩的是她未来的茫然。最初，她选择“协和”，为的是满腔理想主义和对林巧稚的敬佩。可她逐渐意识到,无论是林巧稚，还是她自己的老师——英文流利、善吟诗赋词、在耶鲁求学时晚上常在实验室和衣而眠的胡天圣老师，都渐渐成为不可复制的“老协和”。

毕业前一年，她年迈的导师指着图书馆阅览室说：“这是咱爷儿俩以后一起研究学问的地方，一个星期起码来一回。”一摞摞的专业书籍为她圈起一个静谧、深厚的世界。但她已隐隐决定不当医生了。“为什么？”至今讴歌不忍回答导师的疑问。环境在变，自己在变。曾经向往的生活方式、精神境界，在一点点接近现实的路途中，最终成了不可能。

熬了八年，不当医生不亏吗？不少人问她。“我没这么想过，学医从本质上改变了我。最重要的是，我的思维方式不会感性过度。生死一线间，科学技术有其极限，我永远知道山有另一面。”最终她去了地球的另一面，撇下对眼前现实的失望，拎着满满一个行李箱的CD，去寻找被商品社会、复杂哲学、科学主义稀释掉的理想。白天，讴歌泡在美国实验室里研究结核杆菌和血友病基因，单调得像是一枚不动声色的音符。黑夜，是讴歌“飞起来”的时刻，她常在各种音乐会现场剥离昼日的沉重。

回国前一年的晚上，讴歌从肯顿听完SADE演唱会回来，凌晨一点半仍在电脑面前查看SADE的资料。她不仅忘不掉SADE的烟雾嗓音，还记得她“迷雾般的眼睛”。眼睛是讴歌再熟悉不过的。在90年代漆黑的夜里，她穿上高筒雨靴，拎着冰盒，趟过大红门屠宰场内血流如河的地面，等着取新鲜的猪眼睛。一双十元。她得摸黑回到实验室，从这些眼睛里分离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完成毕业课题。

美国的空气好，食物没有毒，但讴歌觉得这些跟自己没多大关系。围绕着她的，是一种要在《科学》杂志上发文，要在大药厂研发部门打工，要有房子、车子的一望便知的生活。看到那些在新泽西各大药厂研发部门的中国人，她明确可知她的未来。成为他们中的某一个，在众人一致沿着“规划”好的成功轨迹奋力前进么？讴歌又一次选择了走音的生活。

讴歌欣赏台湾文坛朱家两姐妹的文字与为人，她读到朱天心的“老灵魂”小说时，想到已为数不多的协和“老灵魂”中，不少人正卧床，言语重复，痴呆。因而她没有承诺任何人，在《协和医事》中与“老协和”再度会面，记录下她曾心向往之的一些理想主义的故事。《协和医事》曾讲到神经精神病学家冯应琨上课的故事。冯先生在黑板上写出“癫痫”二字，转身问大家：“见过癫痫发作吗？”话音才落，冯先生猝然倒地，四肢抽动，口溢白沫。同学们吓得从座位上站起来，冯先生也站起来，拍拍衣服上的尘土说：“这就是癫痫发作。”《协和医事》也记录她亲眼所见的妇科专家杨秀玉教授的故事。她记得自己在妇产科肿瘤门诊见习时，看到一位农村患者的家属把检查单拿给杨秀玉教授看。 “我们老远坐火车来，回家的钱都没有，还是……算了……”家属捏着检查单低头轻声说。“不行！”杨教授的大嗓门升得更高，大步走到衣架，从外衣口袋里往外掏。“刚发的工资，拿去，这个得治。”

“如杨教授、冯先生这类的‘老协和’，具有一种类似‘恋爱的犀牛’的偏执气质。时代赋予了他们‘人文心和科学脑’。”那时，医学生进入协和医学本部前，都得去燕京大学选修人文科学，听梁启雄讲《史记》，听聂崇岐讲《中国通史》，听赵承信讲《社会学基础》……

有位“老协和”说“这本书写的不只是‘协和’，还是种风骨和精神，今日普遍缺失。翻看可以怀旧，聊以安慰。”讴歌说这本书诠释了她所理解的协和气质以及侵染其中的人与物。“我不认为自己具有协和医生的气质，但我认为我有协和情结，骨子里为自己的协和特质而自豪——专注于自己选择的道路，拒绝平庸，以另一种清高的方式济世救人。”

讴歌的文字里有变调经历的诸多痕迹，那是她人生的收获。有一则被很多媒体转载的书评，说她的文字有“手术刀的气质”。讴歌说：“我不冰冷，我只是尽可能地理性、清醒，其实还有内心的浪漫。”

（讴歌，医学博士，作家，新笔名为丰玮，1999年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医学八年制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