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第一次去美国时，大吃一惊：街上的年轻男女，人人长着一张没受过欺负的脸。
人是会笑的动物，中国人却好像不会笑也不怎么笑。柏杨说：中国人所以笑脸少，可能是百年来战乱频仍，哭的时候多，依生物学“用进废退”的定律，以致想笑都笑不出。
在中国，笑是一种奢侈品。宠辱不惊、不苟言笑，是中国人长年修来的生存哲学。“君子不重则不威”，如果你天生就长了一副苦大仇深的石膏脸，再加上患有咽喉炎，不爱吭声，只要背手来几声厉咳，旁人便猜：这人，城府深，后台大。
在“麻辣导师”鲁迅眼中，中国人的典型性格是忍辱负重、逆来顺受、冷漠麻木、圆滑世故。“幽默大师”林语堂在《中国人》中指出：“中国人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在社会上是幼稚的，但他们在闲暇时却是最聪明、最理智的。”在他看来，中国人生活的艺术是平和宽容、知足常乐、亲切友好、富有幽默感。“幽默对卑鄙罪恶常采取容忍的态度，他们把嘲笑代替谴责。”
“再没有比懂得笑或幽默更困难的事了。”（米兰·昆德拉）对一个国家来说，笑是国家形象和国民精神，不懂幽默、不会笑，是一种病，有病，得治。
因为太久没笑，中国人的面部肌肉已经僵化。人们的笑相虽然粗鄙，但笑总比哭好。
在苦难深重的中国史书上，笑是其中的残破一页。
杜甫是“大庇天下寒士”的愁脸，范仲淹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苦脸，鲁迅是痛恨“麻木看客”的悲脸，蒋兆和的《流民图》里是一张张灾脸……重忧而轻乐、先忧而后乐历来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的自觉精神追求。有学者认为，“忧患意识”是中国的文化内核，“欢乐意识”则是西方的精神内涵。
辽宁大学教授宋一苇在《中国人如何才能学会笑》中分析：革命成为一出崇高的严肃正剧，它拒绝喜剧性的幽默笑声。新中国建立后，胜利的欢声笑语很快被继续革命的高亢旋律所淹没，“文化大革命”中，人人一身“浩然正气”，个个满脸“阶级斗争”，严肃性包裹着专政恐怖，笼罩在时代的面孔之上，中国进入一个不会笑、不懂笑更不敢笑的时代。喜剧、相声、幽默、讽刺等文艺形式均不能幸免于难，有的被打入冷宫，有的被批得体无完肤，更有甚者，竟然会因创作喜剧而被判有罪，难逃死于非命的悲剧结局。在这悲喜剧颠倒错乱的时代里，笑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浩劫。
“文革”终结，改革开放，笑获得解放。在多元文化娱乐诉求的诱惑下，笑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面相，搞笑、爆笑、哄笑、傻笑、嬉笑、硬笑、狂笑，相声、小品、段子、大话、恶搞、无厘头，千奇百怪，不一而足。真可谓笑料百出，笑星辈出。中国进入了一个爆笑狂欢的时代。
因为太久没笑，中国人的面部肌肉已经僵化，笑相看上去不免让人觉得乖戾奇异，笑声听起来也不免让人觉得嘈杂刺耳，笑点琢磨起来不免让人觉得飘忽不定。人们的笑相虽然粗鄙，但笑总比哭好。
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喜剧则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笑的历史表明，正襟危坐的权威统治之所以一直压抑笑声，就在于笑具有某种狂狷叛逆的性格。”宋一苇认为，反讽所带来的喜剧性效果，就是将伪装起来的假、丑、恶等无价值的东西，颠覆、拆解、解构，使之解密暴露、瓦解坍塌，以突出刻板同一性的层层重围，让人们在笑声中体验自由解放的快乐。笑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不仅仅供茶余饭后娱乐消遣。
当下中国喜剧的讽刺批判精神被消遣性娱乐取而代之。表面上看，在娱乐消费时代，笑是最适于大众娱乐消遣的东西，因为，娱乐就是笑，笑就是娱乐，现代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日益紧张，闲暇时笑一笑，舒展身心，不乐何如？然而，这些提供给大众的消遣性嬉笑，不过是一剂暂时有效的麻醉剂。老百姓是否真的乐呵，最终取决于现实生活的真实境遇。
喜剧是戏剧的最高形式，是人类笑点的主供应商。
笑是喜剧最锋利的武器，讽刺批判、乐观自信、理性超脱和自由狂欢是喜剧的精髓。喜剧瞄准的是人类的一切虚伪、愚蠢、顽固、保守、自私、吝啬、虚荣、迂腐、自负过甚、夸夸其谈、目光如豆、胆小如鼠、自骗自欺、盲目崇拜、造谣生事、居心叵测、装腔作势、狂妄自大、追名逐利、趋炎附势、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言行不一、两面三刀，以及社会上的种种陈规陋习、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官场上的拉帮结派、投机取巧、贪赃枉法、行贿受贿、谄媚邀宠、寡廉鲜耻。喜剧笑一切可笑之人，笑一切可笑之事。
在中国，检验喜剧“笑果”的一个重要窗口是春晚小品。喜剧小品从1964年中央电视台《笑的晚会》和王景愚的哑剧小品《吃鸡》开始萌芽，80年代初王景愚、游本昌哑剧小品和陈佩斯、朱时茂喜剧小品走红，90年代至今赵本山小品火爆。
中国当代喜剧界出产了陈佩斯、朱时茂、宋丹丹、赵本山、潘长江、蔡明、艾立、郭冬临、黄宏、巩汉林、郭达等一批知名喜剧演员。赵本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喜欢他的人把他和卓别林相提并论，认为他俩是东西方从草根中生长而成的两株葳蕤文化大树；批评他的人则认为他不过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畸形产物，是这个缺少大家的时代的产物，不过是筷子里头拔出来的“旗杆”，理由是赵本山的小品，一讽刺残疾人，二讽刺肥胖者，三讽刺精神病患者，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不可否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一些喜剧小品过于集中嘲笑农民的缺陷，选择性忽视或不敢嘲笑其他阶层尤其是上流社会的缺陷。而在酒桌饭局上，真正走红的不少流行笑话却是些政治笑话。
陈佩斯曾感慨：“在中国做喜剧有另外一番痛苦。外国人的笑点特别低，轻轻一逗就笑了。中国人不一样，笑点特别高。中国社会复杂，说和做不是一回事，我们得猜。社会的起伏变化发展也快，人们经常有一种有了今天没明天的惶恐，这使得要让中国人笑，真不容易。所以有些时候外国人会笑得前翻后仰，我们拿来一看，这什么东西？这群傻帽儿有什么可乐的？”
“在中国做喜剧，往往要狠劲地加重口味，做个麻辣锅底大蒜料，才适合现代中国人的笑点。” 陈佩斯说，“我生活在中国，我就是别人的笑点。”
在中国，检验喜剧“笑果”的另一个重要窗口是喜剧电影。传媒专家尹鸿认为：“内地的类型片唯一能做好的就是喜剧。内地的类型片里面，出色的基本都是喜剧。”冯氏爱玩京味贺岁喜剧，姜文爱玩反讽喜剧，宁浩爱玩黑色喜剧，徐峥爱玩公路喜剧。
中国的电视上最多苦情剧和血泪史，除此之外的喜剧节目，声称盛产笑点，能带给你乐子，到头来，却只有演员、主持人和职业观众在一个劲儿傻乐。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告诫：这些“满面笑容的人”，扮演了“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的角色，“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让我们的民族“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我们的文化成了“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
和什么人笑，在哪个点上笑，都折射出你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中国是盛产笑点的国度。
同样看一场《人再囧途之泰囧》，有的人笑，有的人不笑；同样说一句“领导为什么爱喝酒？因为他们不爱喝茶”，有的人笑，有的人不笑；笑点高的人嘲笑笑点低的人智商低，笑点低的人嘲笑笑点高的人逼格高。
和什么人笑，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下笑，在哪个点上笑，笑一声两声还是六声，干笑还是湿笑，小笑还是大笑，是哭着笑，还是笑着哭，是靠在椅背上拍着桌子笑，还是半边屁股挂在椅子上哈着腰笑，都折射出你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笑是监测人类快乐指数的重要指标。那么，谁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丹麦。在英国莱斯特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怀特描绘的“世界快乐地图”中，瑞士和奥地利等欧洲5国打进前十，美国排第23名，中国列第82名。
中国人的快乐时光有多少年？44.3年。荷兰鹿特丹伊斯拉谟大学教授费因霍芬设立的“快乐世界数据库”发现，瑞士人的快乐时光长达63.9年，笑傲全球。美国人的快乐时光平均为57年。排名垫底的是津巴布韦，平均快乐时光仅为11.5年。
中国人什么时候最快乐？周六。清华大学彭凯平教授研究发现，在星期六，中国人的正面情绪最高、负面情绪最低，是一周中最快乐的一天。他认为，中国人的幸福体验远高于负面体验，只是负面产生的印象更强烈，“所以人们总感觉网络上的信息都是负面信息”。
2012年，慈铭体检曾调查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发现七成中国人不快乐，普遍存在烦躁、沮丧、自卑、孤独等情绪。大部分人在过去一个月内，被一种或多种负面情绪困扰超过5天以上。忧郁、生活及工作态度消极、疲倦感、对周围事物缺乏兴趣、创造力耗竭、突发恐惧等情绪频频发生。
“在童年时不快乐，长大成人后也不快乐；身无分文时不快乐，腰缠万贯后依旧不快乐；被人使唤时不快乐，使唤别人后仍然不快乐；当学生时不快乐，打工挣钱后还是不快乐；在国内不快乐，折腾到国外后同样不快乐。”钱锺书先生用“飘瞥难留”来形容快乐：“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
中国人为什么不快乐？原因有多种：缺乏信仰、爱攀比、不知足、社会不公、道德缺失、生存压力、心灵封闭、不懂感恩、不懂施舍、不敢坚持做自己、对于美好的事物不再感动、房价太高、看病太贵、戾气太重、天气太热（气温超过35℃，人体血液变稠会烦躁，医生建议多喝水）、有太多悲剧冒充喜剧出现……
中国人快乐感缺失真正缘由在世人把快乐与物欲做了直接而粗暴的勾连，有人开出的药方是：儒家的“仁者不忧”，佛家的看破、放下、自在，道家的“道法自然”。不知疗效如何？
也有人说：“中国人是乐天派，日本人是忧患派，刚感受到一点中国的威胁，日本就跳起来了，经济发展得刚刚有点眉目，中国人就笑起来了。”
谁是中国最快乐的人？有人说是东北人，因为他们人人都会来一段二人转；有人说是四川人，因为他们起床最晚，活得最巴适；有人说是裸官，因为他们拿着美国的绿卡，花着中国纳税人的钱。
挺胸收腹、咬筷子露出来的八颗牙齿不是真笑，独乐不是真乐，笑点低不是病——一天到晚傻笑、分裂症式地笑、歇斯底里地笑等病态笑除外，不会笑才是病。
最后，如果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