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夏天,中国不同地域的观众先后看到了《我爱我家》这部有些另类的电视剧。这种形式在中国此前的电视荧屏上没有出现过:它不同于一般的电视剧,演员说完台词还伴有观众的笑声,但又不像晚会小品那样能看到观众在哪里。不管怎样,大部分观众接受了这种新的电视形式,在捧腹大笑的同时,也记住了这个总是充满欢乐的大家庭。从此,一个当时还较为陌生的概念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导演英达也因把这种形式带入中国,被称为“中国情景喜剧之父”。
一种事物出现伊始就到达历史顶峰,自此20年的表现都在此峰值之下,这尽管有些匪夷所思,却也有其根源。
这是英达导演的第一部情景喜剧,在他原来的料想当中,第一部作品属于“吃螃蟹的”,其结果应该不至于太好,从而寄希望于其后的第二部或第三部作品超过首部作品。电视观众也愿意看到更精彩、更完美的情景喜剧作品出现。然而20年过去,不管是英达还是观众,都没能看到全面超越《我爱我家》的中国情景喜剧作品。一种事物出现伊始就到达历史顶峰,自此20年的表现都在此峰值之下,这尽管有些匪夷所思,却也有其根源。
首先从剧本创作来看,常说剧本是一剧之本,放在情景喜剧的创作上更是如此。《我爱我家》的剧本几乎没有场景介绍和舞台提示,通篇基本是一句接一句的台词。剧中扮演贾志新的梁天说过,只要照着剧本演,台词说出来戏也就演出来了;扮演和平的宋丹丹也曾说,拿到这个剧本基本都不用改,直接演就行。这种几乎无可挑剔的剧本背后,是文学师梁左和英壮、张越等人的卓越贡献。
《我爱我家》的台词,很少采用“外插花”手法或无厘头语言,绝大部分包袱依靠情节推动而产生。剧中也没有生搬硬套一些社会流行语,而这又是所谓喜剧创作的一种比较省事的方法。它可能会让观众马上就笑,但速成的同时也容易速朽,当流行语不再流行时观众可能不知道在说什么,自然也就笑不出来。《我爱我家》中的笑料,其保值期则持久得多。
《我爱我家》对剧本创作的重视程度,可以从薪酬分配中看出端倪。编剧之一英壮说,每一集的酬金,编剧拿得最多,其次是导演,最后才是演员,编剧每集拿到的钱是演员的五倍。也就是说,这部剧把最大头的钱投到剧本创作上,演员拿到的只是一个小头。今天看来这有些不可思议,但《我爱我家》当年就是这样做的,而且事实证明拿出来的剧本基本都过硬。
其次是演员的搭配和表演。梁天自认为在这部剧中达到了表演生涯的巅峰,宋丹丹尽管后来不断接演新的喜剧,但总会让人多少看到和平的影子,文兴宇其后多年更是操着老傅的招牌声调饰演了不同的老年人。有时甚至难以想象,如果换作其他演员来演这三个角色,《我爱我家》还会不会成为喜剧经典。再看参演的客座明星,葛优、姜文、李雪健、王志文、江珊、濮存昕、何冰、蔡明、韩影……《我爱我家》不仅发掘出一些当时默默无闻其后声名大噪的喜剧演员,还拉来不少当年已名声大振的一线明星。副导演林丛说,《我爱我家》这部戏演员搭得特别扎实。扎实的意思,大概是最为合适的演员,演了最为合适的戏。
再次,导演英达功不可没。尽管英达多年来总是强调《我爱我家》中梁左最为重要,这部戏也是梁左的戏,包括他在内剧组的人都是帮忙的,但如果只有剧本上的白纸黑字,而没有导演的精心编排,《我爱我家》呈现出来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当年全剧组只有英达亲眼见过美国情景喜剧的拍摄,他有多年的表演经验和领悟,又对幽默有深刻而独到的体会,才将全剧各部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得梁左等人创作的剧本能够立体起来。
情景喜剧正是善于收集这些故事并进行艺术化反映的绝佳形式,但时至今日,它几乎缺席了。
二十多年后人们依然对《我爱我家》念念不忘,大有怀旧和珍惜的意味。现在祖孙三代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情况,已经不像当年那么普遍,当代人获得更多自我空间的同时,也失去了一些什么,这些东西或许可以在重温《我爱我家》时找到。
不耍贫嘴,不洒狗血,让人自然而然地笑,笑后也许还能有所回味,遗憾的是,《我爱我家》之后我们再也难以找到这样一部情景喜剧了。尽管其后英达等人也拍出不少作品,有的还兴盛一时,但总归没能超过《我爱我家》。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受审查制度的影响剧中很多玩笑不能再开,哪怕台词并没有讽刺谁;比如电视台不给黄金时间段,由于广告收入不高只能降低成本,所以请不来大演员,电视台就更不安排黄金时间段;再比如编剧收入不高,难以静下心来打磨剧本。总之,中国的情景喜剧目前进入非良性循环的低谷,与美国情景喜剧之盛行形成鲜明对比。
按常理来说这是不太正常的。中国正进入一个都市化进程加快的阶段,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每天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故事,而情景喜剧正是善于收集这些故事并进行艺术化反映的绝佳形式,但时至今日,它几乎缺席了。英达曾说,而今富足起来的中国人要笑得更多才是。“笑对人生的中国人的精神,对我们这伙儿搞喜剧的人来说,却是极大的羞憾,我们做得太差太差,与时代对笑声的需求相差太远太远,我们要努力前行。”
情景喜剧是一个大工程,完全依赖个人很难成功。2015年我国将实行“一剧两星”政策(即一部电视剧最多只能同时在两家上星频道播出),对于情景喜剧来说也许是利好,电视台可能因此不再像现在这样急功近利,届时也许会分流出其他创作思路,比如不再或减少在几个大牌明星上高投入,从而把更多财力投向剧本创作。
(作者为《我爱我家》和喜剧研究者,著有《我爱·我家》一书,网名郑捕头。)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李智谈《我爱我家》
只有写老百姓的故事,老百姓才喜欢看
上世纪90年代大众传媒兴起,消费主义开始盛行,许多新鲜的事物和思想不断与百姓的传统观念相互碰撞,此时的人们常常处在一种面对新事物、新思想的矛盾和彷徨中。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副教授李智观察研究情景喜剧多年,他认为《我爱我家》正好切合了时代的这种变化,它通过轻松智慧的方式讲述普通人家庭生活中的平凡故事,折射出了社会的一些问题与矛盾。
李智说,《我爱我家》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与剧中“包袱”所表现的90年代城市生活中的种种社会现象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现实中也出现了陈规陋习的反复,以及各种新滋生的丑恶现象,这些都成为了情景喜剧讽刺、批评的对象。比如《我爱我家》中的《原则问题》一集,对当时的“批条子”、“走后门”这种不择手段给予了痛快的嘲弄;《大气功师》揭露了所谓的“气功”的伪科学的真相,等等。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我爱我家》中有一集,宋丹丹饰演的和平因为买了大量的“金刚砂”牌手纸,终于中了奖,本来以为可以兴高采烈地去兑换奖品,结果却被商家不断“瘦身”,最后还发现“金刚砂”牌手纸真的是像金刚砂一样不好用,让和平一家得不偿失。这一集就对无良商家欺骗消费者的现象进行了批判。
李智强调,虽然情景喜剧是针对社会问题进行讽刺,达到让观众在笑声中反思的效果,却并不必然是要针对政府或政治。
作为一种舶来品,中国的情景喜剧充满讽刺,但由于中国文化的调和,这种讽刺表现是温和的、内敛式的。中国儒家强调“哀而不怨,乐而不淫”,在这种“中和”理念下,情感活动也不会容易走向极端。这种审美观念渗透到我国情景喜剧中,就呈现出“婉而多讽”的特质。
“只有写老百姓的故事,老百姓才喜欢看。”李智说,从《我爱我家》到《东北一家人》,从《候车大厅》到《闲人马大姐》,都将视角聚焦在了普通人的身上,着意描写的是平民阶层在社会发展中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作为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节目类型,情景喜剧的一种意义就在于跟随时代的脉搏、浓缩现实社会的观念。这也是增强喜剧效果的手段之一。
笑点如何产生?李智有着自己的看法。“笑点的产生,不仅是在故事层面,还是人物本身的喜剧色彩在动作、语言层面的显现。”同样以《我爱我家》为例,剧中的傅明老人,心不下岗常常以老革命自居;二儿子贾志新游手好闲喜欢吹牛;儿媳妇和平带着小市民的气息。但是这些人物又都不是大奸大恶,性格中有着善良的一面。正是这种脸谱化、典型化和人性化的处理,让观众觉得这些人物真实。当故事贴合人物性格的时候,人物性格与周边环境产生冲突的时候,笑就产生了。
“情景喜剧不像其他类型的电视剧在空间的转换上那么自由,相反,主要集中在几个相对固定的空间。‘家’和‘工作场所’成为最为常见的空间。这些蕴含了时代属性的场景,是蕴藏了社会符码的元素。”李智认同一种对喜剧的概括:情景喜剧是“杯中风暴”,意即每一集都在故事一开始就出现失衡,人物之间出现矛盾,并在情节行进中产生故事,但情景喜剧的这种矛盾,绝大部分都在本集(也常常是上、下两集)当中得到化解,人物关系完成从失衡到重新均衡的过程。“换句话说,风暴是有,但仅仅是‘杯中’。这样特殊的叙事结构,也决定了情景喜剧表达的方式。” (文/郭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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