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坐在我的床边——曾坐过千百万次的床边，想着要自杀。我有自杀倾向， 但如果你从表面看我的生活，你不会看到一个自杀倾向的孩子。会看到一个篮球队队长、 戏剧班的学生、今年学习英语的学生，一个经常出现在荣誉榜上、常常现身各种派对上的人。所以你会说我不是抑郁，你会说我不会想自杀。但是你错了。”这段话出自19岁的英国喜剧演员Kevin Breel在TED的一场演讲：《一个抑郁喜剧演员的自白》。

Kevin Breel演讲不到一年后，62岁的喜剧演员罗宾·威廉姆斯死于自杀，太太透露，他长期受困于严重的抑郁症。人们难以相信，“勇敢的船长”竟撒手舵盘，孤行而去了。差点忘了，他的喜剧导师乔纳森·温特斯，当年也患有心理精神疾病。

人们不太能接受一个喜剧演员的自杀，甚至不愿赋予他们忧伤的权利。而这，似乎正是喜剧背后的悲哀。

抑郁的笑匠

电影《守望者》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去看医生，说他感到很抑郁，说生命太严苛太残酷，说他觉得自己在危机四伏的世界里感觉孤身一人。医生说，处方很简单，今晚最伟大的小丑帕格里亚齐来城里演出，去看看吧，你心情会好起来。这个人突然失声痛哭，他说：“我就是那个小丑。”

这个小丑，可能是Kevin Breel，或是罗宾·威廉姆斯，可能是伟大的卓别林，也可能是《蜡笔小新》之父臼井仪人……他可能是更多那些在喜剧舞台上内心郁郁寡欢的人。

还记得当年金·凯瑞终于对世界宣布，他其实是一名长期的抑郁症患者，并且持久服用的抗抑郁药物无法彻底治愈。人们惊讶他在银幕上如何表现出卓绝天赋，他却微笑着说：这种喜剧才能完全来源于——绝望。

这种“绝望”很像昆德拉说的“无意义”：悲剧在向我们展示人类伟大的美妙幻景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一种安慰。喜剧更残酷，它粗暴地向我们揭示一切无意义。也许金·凯瑞内心经历着另一个《楚门的世界》，聚光灯、喝彩与票房，都无法抵御他灵魂深处的不为人知的绝望。

电影《巴黎我爱你》中，以另一个小丑为主角的默剧短片《埃菲尔铁塔》是这样开头的：早上醒来，小丑突然感到失落，世界像一片雾霾挂在脸上，他终于决定出门——那扇连着两个不同世界的门，拧开门把手前，他伸出白手套，用力在脸前一抹，满面愁容换成马戏团式笑脸，才一步跨出去。这一抹，不知心里的开关，要拧紧多少倍。　

被笑声裁判的人

看上去，喜剧成了忧郁症高发区。是喜剧演员更易得抑郁症吗？

有人说，这跟他们成长经历的阴影有关。比如金·凯瑞不幸的童年，母亲患有严重慢性病，父亲失业，导致他15岁就不得不辍学工作，还要时常做怪相取悦母亲。卓别林也是，父母早年分居，他曾被送入贫童习艺所，后来父亲酗酒去世，母亲又患精神病……甚至《守望者》里面具人罗夏，编剧也设置他从小就没有得到过家庭的温暖，经常会受到别人的欺辱。

同样的疑问，心理学家武志红分析过：当快乐是一种防御时，那意味着，你表现得越快乐，你的内在越悲伤。罗宾·威廉姆斯说：你会有一种想法，必须要不停地工作，人们才不会忘记你——他的快乐或和工作一样，是用来取悦别人的，这是很大的悲剧。

这种“防御”和“取悦”式的快乐，对于喜剧演员的心理承受力，是磨练，也是考验，却容易滑向另一扇门的边缘——抑郁。

上个月，憨豆先生来了中国。不是憨豆时，他是牛津大学电子工程学的艾金森教授。有人说，他是一个博士，却演了一辈子傻子。如果笑声可以量化计算的话，他制造的笑声，几乎要和所拍喜剧消耗的胶片一样多。尽管他和上海的广场舞大妈共跳了《备儿爽》，人们还是翻检着他曾抑郁的那段时光——当年新片《憨探奇案》公映后，“粗俗不堪”、“哗众取宠”这样毫不留情的评价，也让憨豆丢弃了盔甲，一度陷入低迷。

善于自黑的喜剧演员，为何承受不了外界的苛责？因为喜剧某种程度上是“取悦”和“唤起”的艺术，“憨豆先生们”的自黑，是为换取掌声和笑声，你的笑与不笑，关乎他们的尊严与才华。

喜剧不是无所谓，它只是假装若无其事，故作痴傻迷蒙，刻意扮演癫狂、滑稽或荒诞，目标只有一个：不动声色（或大动声色）地惊起一滩欧鹭。喜剧演员更加渴求别人的肯定，而自我否定或矮化，是渴求肯定的方式之一。

喜剧演员在舞台上吹哨，却成了被笑声裁判的一群人。喜剧演员挥霍着自己的幽默，也消耗着自己的抵抗力。逐渐地，一些饱受磨砺的“笑匠”，不易察觉地染上了一种“微笑型抑郁”。

玩笑的深处，喜剧的忧伤

也有人说，懂得悲伤的喜剧演员，才真正懂得了喜剧的精髓。

柏拉图早在戏剧的源头之处，就否认过喜剧与悲剧的传统界限。他曾经坚持认为，喜剧也好，悲剧也好，人们总是从中体验到痛感和快感的混合。设想这种感觉，就像电流的正负两极，像舞台上的明暗聚光，像一个笑匠的阴晴变脸。

昆德拉曾在《玩笑》中解释“笑”的脉络：在拉伯雷时代，快乐与喜剧还是同一回事。18世纪，斯特恩与狄德罗的幽默是对拉伯雷式快乐的一种温柔而怀旧的回忆。到了19世纪，果戈理已经是一个忧郁的幽默家——“假如我们长时间地、专注地看一个好笑的故事，它会变得越来越悲哀。”到了20世纪，拉伯雷式的快乐史诗变成了尤奈斯库的绝望喜剧。“能将可怕与喜剧分开的东西是很少的。”——这是这位荒诞派戏剧鼻祖，留给喜剧的评判。

“一个人被困在自己的生活玩笑之中，就像一条鱼被困在玻璃缸之中。他不认为这好笑。”昆德拉也讲述一个捷克工程师的真实经历，曾借卡夫卡的小说，揭示一种喜剧深层的本质，“一个玩笑，只对那些在玻璃缸前面的人是可笑的。而卡夫卡式的则相反，它把我们带到鱼缸内，带到一个玩笑的内脏深处，带到喜剧的恐怖之处。”他说，喜剧跟卡夫卡式的本质是不可分的。

那些用笑声装饰过世界的人，能忘掉自己的玻璃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