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表演可以训练,但幽默感是天生的。”还没等问完,王自健就抢先回答,“幽默是一种你在世界观健全以前对待事物的态度,如果在小学以前,你有了就有了,如果没有,那么一辈子也不会再有了。”
王自健说:“我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
为了规避忌讳,相声会变成朗诵。
生于1984年的王自健自小在蒲公英艺术团学习相声,却没有在传统相声行里走下去;上了民办大学却因为打架而退学;做了几年的电视编导工作以后,辞职回家准备出国考试,并以业余说相声为解压方式,结果说相声的时间越来越多,最后放弃出国,成立自己的相声品牌“第二班相声”,最终以一档脱口秀节目走红。
在三十年的前大半段,王自健自己形容为“干了很多顽皮的事情”。以他在相声界的经历为例,他觉得大部分相声演员的作品都活在过去。“我是今天中国为数不多的活在当下的相声演员。”什么是活在当下的相声?
王自健用“接地气”来解释,他说:“相声是要讲给底层老百姓听的,要让他们找到阿Q精神。传统相声里有大量讽刺有钱人的段子,甚至讽刺现实政治。那个时候,每一个段子都是当下的。”
“为了规避各种忌讳,相声会变成朗诵。郭德纲的出名,就是把这种朗诵的形式又变回相声,让大家知道相声是什么。”
王自健说,经历了“文革”的人们笑点很低:“这时说什么相声都很好笑,比如说《歪批江青》,不需要太多技术含量,随便骂骂江青就引来海量的鼓掌和笑声。但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方法却造就了一大批名家,现代很多演员继承了这种相声,而不是十年浩劫以前的相声艺术。所以今天的相声不好笑。”
在以前的采访中,王自健多次说到相声创作者的凋零,那些“写出耳熟能详名作的创作者,吃低保的有,三餐不继的也有。创作者没有赚到钱,只是表演者赚到钱了。后来再也没有人去写相声了”。
在走上电视屏幕以后,王自健也不得不放弃相声的形式。“相声不适应电视的节奏,这是最大的问题。”王自健早期在东方卫视录相声节目时“非常折磨”,他跟制作人说:“低于20分钟,我这东西没法要了!”最后,他让步了:“那我保证每一分钟都有一个笑点。”制作人惊讶了:“一分钟才一个笑点?”
后来,王自健发现,并不是每一个相声都能编得这么紧凑,“这比创作脱口秀要难,难很多很多倍”。现在,王自健脱口秀的技术门槛是,“150字就要抖出一个包袱”。
罗宾·威廉姆斯更牛B,还是大卫·莱特曼更牛B?
中国以前没有脱口秀。去年夏天,王自健一行人到美国学习名家大卫·莱特曼脱口秀节目。王自健很奇怪,纽约曼哈顿街头看不到罗宾·威廉姆斯的海报。他坐车到离曼哈顿很远处,才看到罗宾·威廉姆斯的海报,王自健很不理解,他问出租车司机:“现在是罗宾·威廉姆斯更牛B,还是大卫·莱特曼更牛B?”那个印度人不假思索地说:“大卫·莱特曼。”
这与不久前王自健看到罗宾·威廉姆斯抑郁症自杀的消息一样震惊。“这种落差对艺人的打击很大。”王自健认为,美国电影产业演变到科技大片时代,对演技派电影明星影响很大,“像罗宾·威廉姆斯这么牛B的电影演员,很多人都要转型演电视剧,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转变得过来,也并不是每一个转变过来的人都能把电视剧演成《纸牌屋》。那些特别大牌的明星要演很出位的角色,什么同性恋、变态杀人狂……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但是,又有哪个演员只是在追求表演,而不是在追求名利呢?我觉得罗宾·威廉姆斯也是这样。”
“如果有一天,罗宾·威廉姆斯觉得他在电影圈混不下去了,要回去说脱口秀,却发现以前一个小弟级别的大卫·莱特曼已经把他甩得很远。他心里怎么受得了?”
王自健很佩服大卫·莱特曼。“他不做广告代言,不进行商业演出,不演电视剧,不演电影,四十年只说脱口秀。”王自健敬仰地说,“逗人笑很简单,长时间坚持逗人笑是非常难的。他把罗宾·威廉姆斯甩开那是应该的。”
广东人写来的“仆街”特别多,东北人写来的“犊子”特别多。
王自健学习了威廉姆斯的段子生产模式——罗宾·威廉姆斯在全美有2000个兼职的写手,“他们可能是公务员、银行职员、工人,甚至是农民”。
但王自健的写手团队现在只有40人。他们写来各自的笑料,南方的、北方的,“广东人写来的‘仆街’特别多,东北人写来的‘犊子’特别多”。在王自健的脱口秀中,会有一些多层次递进的包袱:“这是我们最想要的,但创作量实在太大,很难做到每一个包袱都多层次,但我们尽量保证每集都有一到两个。”
重复多次后,王自健总结出一套“模糊”的公式,快速生产脱口秀段子。“不能说是工业化生产,肯定是手工的,但那是作坊式生产,有一条小流水线。已经不是那种不知道要做什么的状态了,所以我才有余力去做手机。”
中国脱口秀的未来就是这样团队创作、主创“模糊”式流水生产吗?王自健否定了。“中国脱口秀的未来不会是这种模式。我们很难像威廉姆斯那样建立一个几千人的写手团队。”
“段子手在微博上有很好的盈利模式,比如一个《吐槽小时候吃过的牛肉面》的长微博可能是康师傅或者统一的植入广告。牵来广告的组织者每天会分发话题,兼职段子手一个月赚几千就很好,这对我们的写手诱惑很大。”王自健说,“但我们无法用他们的段子,因为我们需要原创以及独家。我对我们写手的要求是绝不能抄袭,所以他们很难快速写出段子来。”
王自健吐槽,在现代社会做喜剧“非常非常难”,特别是他将观众定位于80后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也可以服务收视率的主要贡献者——叔叔阿姨们。这样做会简单很多很多,话题少了,表达方式也简单了——不用做任何拐弯和过渡,直给就行。”
王自健不会像大卫·莱特曼那样四十年只做脱口秀:“当代中国不允许你做这种坚持。时代变革太快了,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大家的想法会变成什么。”
喜剧是一种人生态度。
“脱口秀是在表达自己,相声是在表演作品。”王自健认为,“从表演和创作来讲,相声更难。从量来讲,脱口秀更难。相声只需要考虑现场的几百个人,脱口秀的话,还要照顾电视屏前数不清的观众。看电视人的有更长的思考过程,我可以尽量把弯拐得长一点,看电视的人能拐过来,但很多现场的人拐不过来。”
80后的笑点在哪里?“很难讲,什么地方都有。由于大家受教育程度升高,观众大量增加,笑点变得千奇百怪。”王自健说,“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一定是他能想象得到的事。哪怕他没有亲眼见过,也要听别人说过。要降低阅读难度,要不然他不会笑的。”
毕业后多年的白领经历让王自健了解80后群体的苦恼:“很多电视剧以及选秀节目太沉重了,所以才给喜剧类节目生存空间。就像《人再囧途之泰囧》火的原因,因为在它上映之前,中国人已经被《一九四二》、《金陵十三钗》虐了一遍了。”
王自健说:“喜剧是一种态度。就像我小时候做的那些顽皮的事情,我只是希望用一个高兴的方法来对待生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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