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喜剧演员来说，身体哪一个部位最需要多加留意？卓别林精心护理他那撇小胡子，罗温·艾金森专门练习瞪大双眼，陈佩斯每天把头皮刮得光亮，周星驰有特别的夸容之道……而詹瑞文，特别在意眉毛。

傍晚，詹瑞文结束北京的工作飞回香港。采访前半个小时，他纠结于自己的眉毛，高低粗细修改好几遍，又掏出手机请助理拍照，反复变化好几个夸张的招牌表情，才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眼神——了解詹瑞文的化妆师都清楚，这是他的强迫症之一。

过去的采访中，詹瑞文曾经认真谈及自己对眉毛的标准：“粗，不能幼小。”他有一套画眉观：“眉毛好像一个人的文身，它能确定你是什么性格。从眉毛中，能看出一个人够不够男人味，够不够刚烈。”或许我们可以从心理学角度来探讨这件事——心理学家称，眉毛可有二十多种动态，分别表示不同情感——对于一个喜剧演员来说，眉毛承载着他所希望表达的一切情绪：惊奇、诧异、快乐、怀疑、否定、无知、傲慢、希望、疑惑、愤怒和恐惧。

“在舞台上我是常常会骂观众的。”

上世纪90年代，“栋笃笑”在香港流行，詹瑞文成为喜剧界最具代表性的核心人物之一。和黄子华、张达明等人以语言取乐的表演方式不同，因为擅长以肢体语言及扮演不同角色来制作笑料，人们将他自成一派的风格称为：形体栋笃笑。

有人说，詹瑞文式表演沿承自英式喜剧风格，他自己却很讨厌被局限在某一个框架中，更愿意表述为“吸收了全世界各式各样的戏剧表演风格之后，成就了一种全新的詹瑞文式”。他的经历可以证明这一点：从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毕业，25岁受英国形体剧场导演David Glass提携赴英参与巡回演出，之后追随法国当代剧场大师Philippe Gaulier和Monika Pagneux研习现代默剧表演技巧——2000年之前，他每年都要去拜访欧洲最优秀的戏剧表演学校，偷师学艺。

1993年，詹瑞文创立“剧场组合”，开始在香港实践自己的One Man Show。1994年，他和张达明合作，制作了一场“麻甩佬血泪栋笃笑”——《麻甩骚》，把香港市井生活小节以形体表演诠释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多年后，黄子华又找到张达明和吴镇宇，“翻版”了一出《须根秀》。“那是一出幽默、无厘头、不修边幅的喜剧，有唱歌，有玩闹，有互动。那是我所有演出的雏形，是最具我个人倾向的一台演出。”詹瑞文说，这场在当时香港史无前例的演出，勾起了观众对剧场的好奇心：原来舞台还可以这么玩。

真正奠定詹瑞文喜剧地位的，是2005年的《男人之虎》和2006年的《万世歌王》。前者连续公演129场，被誉为“近年最能反映港人实况的舞台剧”；后者则搭档林奕华，创造了超过2300万票房的商业奇迹。

这两出戏，让詹瑞文更坚定了自己的表演风格：用肢体表演，突破喜剧的语言限制。“我希望我的东西是跨语言、跨文化的。很多人说，喜剧必须跟演员有关，必须跟语言有关，但我的表演不受限制，我必须找到一种普遍的幽默感。”他记得自己读过的一些书，是关于戏剧大师如何去寻找表演风格的故事：“他们到非洲演出，起初用语言来表演，结果没有观众看得懂。最后，他们放下所有东西，从拍手开始来吸引观众，从让观众知道‘我要跟你分享’开始……这才是作为一个创作人最重要的东西。”

在和观众分享这件事上，詹瑞文有另一个特别的方式：“在舞台上我是常常会骂观众的，但他们都知道，我是在跟他们建立一种游戏关系。”

“人们都说‘黑色幽默’，我想我的幽默是彩色的。”

“我做一个作品，不只是因为要让观众笑吧。”如果说喜剧必须承载某种功能性，那么詹瑞文的社会内核便是：也许我的笑话并不都好笑，但它们都必须跟时代有关系。他对时代的解构，也分为好几个阶段。

最初的《麻甩骚》是对最底层的体现：“‘麻甩佬’是广东话中一种非常地道的说法，指那些不修边幅的中年老男人，他没有结婚，没有女朋友，生活条件也不太好……但他们非常有个性，就像一个已经长大的小孩，希望能够拥有对生活的经验，但就是不能进入这个世界。”在这个标签化的人物身上，交错着激烈的戏剧冲突，正是二十几岁的詹瑞文对生活的感觉。

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香港人政治意识明显增强，詹瑞文渐渐在喜剧中加入更多政治元素，《男人之虎》中，有因为召妓而被警察逮捕的观塘区议员何伟途，亦有以火炬手造型登场的特首曾荫权——他甚至还曾扮曾荫权造型现身旺角，带上一班摇旗呐喊的助选团在街头“谢票”，不停高喊：“我要打好呢份工”、“我要打好呢粒鱼蛋”。

而在后来和林奕华合作的《万世歌王》和《万千师奶贺台庆》中，他又转变为对流行音乐和电视文化的批判，“某种程度上是在跟潮流文化对着干”。

“人们觉得我在谈论政治，或是觉得我在批判社会，其实我不是，我谈的是荒谬的人生。无论是一个官员、一个商人、一个艺人，还是一个普通人，只要他的生活呈现出荒谬的一面，都会成为我的话题。”詹瑞文说，在一个“娱乐是娱乐化，政治也是娱乐化”的时代，他选择的话题其实就是大众所选择的话题：“观众看完之后，能够明白生活的荒谬，能够找到情感的共鸣，他们就会乐。”

喜剧和时代发生关系并非只有批判一种形式，就像喜剧的成功并非只能依赖政治色彩一样，詹瑞文不是一个偏执的人，他喜欢“分享”多过于“俯视”，喜欢“嘲讽”多过于“批判”：“也许人们会觉得，一个喜剧要厉害，就必须要把它变得很锋利，而我不这么觉得，把它变成一个嘲讽的东西，也是有力度的。人们都说‘黑色幽默’，我想我的幽默是彩色的。”在他看来，“嘲讽的本质是另一种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