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艺导演徐昂遇到一个铁杆粉丝，看了21场《喜剧的忧伤》。铁杆在找到徐昂签名时说，前几场是来看陈道明的，这个明星终于和她在同一片空气里呼吸，使她充满幸福。多场以后，她的视野从一个近景特写变成两个人的全景，这时她把目光投向了何冰，并且意识到这部剧情节的喜剧性。

追星，特别是陈道明这样的大明星，是这部剧最直观的消费点。“在外国，明星和演员是两回事。但在中国，这个分野不明显。我们选择陈道明时，更看重的是他演员的身份，当然我们也需要他的票房号召力，一部话剧一场最多上千人，我们希望演员的收入不至于从天到渊，至少保证从天到地。”

喜剧为什么忧伤？

与一部分追星青年不一样，很多观众更愿意把这部剧解读成对文化审查制度的调侃。对徐昂来说，这是理解这部喜剧的第二层次。

《喜剧的忧伤》火了以后，徐昂被很多记者问道：“你要用这部戏批判什么？”这对徐昂而言，是个棘手的问题：“一个社会问题越多，被映射到的就越多。不久前柯震东吸毒事件，一条消息说某C姓明星伙同，新闻没有说C是谁，但读者会在自己的意识里找到他认为的C。”

但徐昂并不希望观众的欣赏停留在追星与社会批判上，他认为，“消费这个剧的最高层次，应该是意识到两个人无法沟通的状态”。

他举出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解释：一个男交警和一个违章的女司机，本来是简单的两个角色的关系，但如果交警喜欢上了司机，故事就会变成四个角色的关系。这时，女司机处于惧怕当中，交警说出任何示好的话时，都会被解读成要求被贿赂。“但这是金钱的贿赂还是身体的贿赂，我们听不懂。”

“剧中的‘审查官’也跟交警一样陷入了超我与本我的矛盾当中。当审查官是个普通读者时，他不理解剧情，他希望剧中的‘编剧’告诉他：为什么我在这里笑了，那里没笑？于是他利用审查官的身份，编造一个‘剧本有问题’的理由，来询问这个编剧。”徐昂解构剧中幽默诞生的机制，“但人的超我和本我经常瞬间变化，所以人和人交流起来很困难。当男交警以个人的身份与违章女司机以社会身份对话时，喜剧就产生了。每个人都有很多个‘我’，那些‘我’没对上时，就产生幽默。”

“《喜剧的忧伤》就是永远不让这两个‘我’以正确的方式相见，直到最后一幕。这部剧忧伤一刻，正是两个‘我’正确地对上的时候。永远对不上的部分是喜剧。”徐昂希望观众看到的，是“审查官对编剧的拷问，是自己与自己的斗争、自己在认清自己的过程”。

幽默的层次与观众的笑点

戏剧总是小众艺术，买票进剧场的人本来不多，能理解到徐昂深层设计的观众就更少。徐昂对此也早有判断，他认为一个社会的幽默水平是有层次的，就像幽默的表达也是有层次的一样，大部分人处于基础幽默的层次中。

徐昂举出相声的例子。早年相声演员南下表演时，发现观众不笑。于是创作者开始填包袱，包袱里的哏有文哏、武哏：“当表演者和观众无法达成共识，什么包袱都不管用，场子逗不乐时，就开始使用伦理哏。A对B说：我是你爸爸。因为人皆有父，所以大家都能理解，这种基于‘吃喝拉撒睡’和‘屎尿屁’常识的幽默，是人们最容易听懂的。”

在中国的传统戏剧里，脸的中间加一块白，变成小花脸，才标识出了人物的可笑。“这是一种刻意的简单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喜剧的表达建立在对角色的矮化上。”徐昂说，“二人转就是这种把角色矮化以达到喜剧效果的极致。对于市民阶层，他们需要看一个比自己更矮的人才好笑。这是一种low别人high自己的幽默。”

“所以二人转到西方演出，西方人认为这是对人的丑化，对心理、生理有疾病的人的嘲讽，甚至认为这种表演是丑陋的。”徐昂说，“但我们要去批判这种喜剧吗？没有必要。我们也无法改变这种现状——完全无能为力。人在弱小时是不能自嘲的，他需要别人的认可或者low别人high自己。只有当人强大到足以自嘲时，高层次的幽默才会产生。”

幽默是有很多层次的。“每一个人都在笑，但每一个人笑的点都不一样。”徐昂经常在场内观察观众们的反应，“男人笑的是这个，女人笑的是那个，小孩笑的又是另一个。在剧场里，经常会有小孩独立于所有人清脆地‘哈哈’笑两声。”

我们看《生活大爆炸》时为什么会笑？每一个阶层的人在笑什么？徐昂分析说：“不是每个人都是理工男，对《星际迷航》的术语都耳熟能详。很多人的笑是基于对人的基本理解，是对谢尔顿演的病态的取笑，这是一种最低层面的笑。再高一层次是男女关系的笑点，剧中男性对女性的态度以及女性对男性的态度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再高一层面，是关于科学，关于物理和人生，关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当字幕组在翻译成中文时，他们到底在翻译剧中哪一层面的可笑？”

“真正意义的幽默，是我们在对某一知识有共同理解时，我们去解构它，去颠覆它。”徐昂说，“高层次的幽默需要通识。当我们都读过《百年孤独》时，这一部分人产生了独特的幽默，因为他们有独特的通识。”

“喜剧真正让人发笑，是要把自己带入到情节中的某一个角色。”徐昂说，卓别林喜剧刚到中国时，只带来一层的喜剧效果，那就是“卓别林是个可笑的家伙”。后来我们进入了工业社会，我们再看他的喜剧时，“发现自己就是他”。

“这个过程是一个人和一个社会精神状态提升的过程。”徐昂认为，我们之所以认为春晚不好笑了，正是因为我们的精神状态已经进化了，但“春晚提供的诉求仍然停留在二十年前”。

“二八原则吧，可能每诞生八部low自己high别人的剧，就会有两部思想性的剧。”

中国人的幽默感与自我意识的觉醒

中国传统文化中，悲剧多于喜剧。对此，徐昂深有同感：“中国文字里，赞美比较多；西方文字里，批判比较多，有讽刺的传统。英国人比较毒舌，他们认为聪明人才能这么毒，莎士比亚的文字就很毒舌。中国流传下来的经典文学作品，大多都是悲剧。”

徐昂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士大夫阶层推崇精英文化，而“所有国家的精英层都在消费悲剧，悲剧是不需要太多通识的。悲剧所表达的冲突都是人类的终极困境，是一些没法解决的问题。不管你是什么人，是庶民还是贵族都会遇到死亡、嫉妒、猜疑”。

“悲剧是上兼容的，但喜剧不是下兼容的，喜剧需要通识。由于贵族与庶民掌握的信息是不同的，很多笑话到了贵族阶层就不可笑了，因为他们对真相的理解是不同的——庶民的真相、中产的真相、资本的真相以及统治者的真相是不同的。因为真相是从上到下传播的，所以真相是向下无法理解的。贵族无法把自己降低到庶民来获得这个阶层的通识。”

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的进步，可以从这个社会的幽默感来做判断。徐昂这样形容这种状态：“人们的自我意识一觉醒会突然发现看不懂悲剧。”

前一段时间，人艺排练经典悲剧《雷雨》，在场的90后大学生观众却看笑了。这让演员们很不高兴，说：以后不做大学生公益表演了，“大学生对经典作品不敬畏”。徐昂却认为“完全不是这个原因”，“而是人类进入现代性了，人类进入这种状态时，就开始质疑过去的‘伟大’，也就是北岛说的‘我不相信’的那一刻突然出现了。19世纪尼采以及‘上帝已死’的心态出现时便是启蒙。那一段时间里，中国人依然相信悲剧，相信‘向我开炮’，相信更伟大的、超出人类情感的‘存在’。这是一个分水岭。悲剧被质疑以及不相信的过程，恰恰是人进入现代性的过程。”

“一件事情，它原来是悲剧，但换一个角度来，它可能变成喜剧。”徐昂说，“他们把《雷雨》看成喜剧并不是最大的幽默，更大的幽默是我们把《雷雨》这部戏给他们看。”这样的幽默感落差，造就了很多“河蟹”词汇的幽默，也造就了春晚小品的不幽默。

这种幽默感的落差源自“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徐昂说：“特别是自媒体的兴起，年青人开始意识到‘我是谁’。现在网络文化里的‘自黑’，其实是一种矮化超我的表现，是一种自信。”但徐昂对互联网流行词造成的“通识扁平化”以及“幽默垄断”也很担心，“幽默更容易发生了，但幽默也被垄断了，大部分人都在消费一种扁平化的廉价的知识，我们只有依附于这样的通识时才能发笑”，这样会使“幽默的方式变得更狭窄”，更会“延缓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

喜剧是对悲剧的一种摧毁

人类历史中，先有悲剧，后有喜剧。“喜剧的诞生是人类开始挑战神的一次行为。人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自然，说下雨就下雨，说地震就地震，人类在面对绝望时，只能改变自己的看法。人总是处于弱小的状态，所以人也只能以自嘲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徐昂认为，正是因为有了悲剧，所以人类需要喜剧，“喜剧其实是对悲剧的一种摧毁”。

“王朔的出现使很多悲剧变成了喜剧，有点像犬儒主义、阿Q精神。我们想达到某种目标，努力过了，却被弹回来。在这个吃不到葡萄但又想吃的阶段，幽默就诞生了，我们对自己说，那个葡萄是酸的。这是在描述一种无能。”

“如果我们只用悲剧来理解生活，那我们就认输了。但当我们还心存希望，还在斗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幽默。幽默是一种很重要的状态，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笑不能改变我们的未来，但笑可以在这一刻给我们活下去的勇气。我们知道最终结果的糟糕，但仍然勇敢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