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托邦

2016年第9期 | 总第466期

没有一点点的防备,污文化就这样在网络上掀起了狂欢。

一夜之间,费玉清变成费玉污,从怀旧歌手转型新晋网红——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想明白,讲了几十年的冷笑话,笑点也并未与时俱进,却突然在今天被挖出来成为热门话题。“你追我,如果你追到我”洗脑大江南北,从天线宝宝的PS图片,到面包店的新品名称,都传播着魔性的“嘿嘿嘿”。

搭上东风的还有《太子妃升职记》,虽然剧情天雷滚滚、三观刷新下限、逻辑不堪一击,“穷得只剩鼓风机,最贵道具是榴莲”,偏偏切中了网络污文化的热点,不但从话题度碾压大制作《芈月传》,更一举成为现象级网剧。观众喜闻乐见的还不是剧中女主角对男主角的腹肌上下其手,而是她见到其他女人的酥胸长腿也要揩油:“你就是那春茶,我就是那烧开的水,我想泡你啊!”

原本,污就是污,中文意思是脏,日文意思是猥琐、小气,没有别的意味深长的内涵。直到被误打误撞地和“优雅”组合,两种词义对碰,恰如干柴遇烈火、彗星撞地球,发生了奇妙反应,也触动了网民难以捉摸的high点。

于是,污成了机智、赞赏,成了新新人类津津乐道的文化卖点和社交技能,也部分显示着社会的开朗和进步。不同于以往的荤段子或软色情,新语境下的污文化,还包含有自我净化的“去污”要求——风流可以,下流不行;调侃可以,骚扰不行。

把握污的尺度更是一种艺术。譬如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我想在你身上做,春天对樱桃树做的事”,这份含蓄的挑逗、矜持的使坏令人玩味,至今仍可作为文艺男青年的撩妹圣经,必会使妹纸在提高诗歌修养的同时捂脸娇笑:好污!好污!

高级的污理应恰到好处,分隔优雅与猥琐——如果还不足以领会此两者区别,请自行对比阿Q那句和聂鲁达相同诉求的“吴妈,我想和你困觉”。

狂欢的笑语既是对粗俗的嘲讽,又是对世俗的认同。

所有狂欢都是压抑之后的爆发。古今中外,最禁忌又最诱人的,莫过于性与政治。但政治毕竟危险,只有性是连道学家也不能全盘否定的人类本能。

于是在民间叙事里,性成为宣泄各种情绪的永恒出口。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伯雷,当上作家之前是一名天主教神父,而他本人有如中世纪严肃官方文化和刻板宗教文化的“异教徒”。在他的写作里,那些被认为粗俗的物质和肉体因素——身体、饮食、排泄和性生活,占据了绝对地位,甚至还以更夸张手法出现。拉伯雷因此饱受指责,而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却从这些怪诞和鄙俗之中,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民间文化对抗主流文化的力量。

“一种是常规、严肃、眉头紧蹙的,服从于严格秩序,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另一种是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笑声和对一切神圣物的戏谑和调侃,充满了对一切人和事的随意不拘。”巴赫金将第二种状态称之为“狂欢广场式生活”,现实中不可逾越的等级、财富、职业、年龄的壁垒,在这里暂时消失了。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英国人伊格尔顿进一步诠释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在这种粗俗的笑声中出现了既消极又积极的乌托邦。狂欢不仅仅是解构,狂欢使现存的权力结构显得异化和独断,它释放了一种潜能,使一个黄金时代,一个人人回归自我的、充满狂欢真实的友善世界的出现成为可能……狂欢的笑语既是对粗俗的嘲讽,又是对世俗的认同;它是空洞的符号流,在解构意味中,却以同志情谊般的冲动流淌着。”

但一直到社交网络出现前,中国人的性长期被压抑,文化心态也要求人端正、稳重。不在压抑中爆发,就在压抑中变态。奇技淫巧的禁书和地摊文学,打擦边球的黄色笑话及餐桌荤段子,在各个时代应需而生。只是这种既不高明也不入流的形式,只能提供“隐秘的快感”,仍旧无法堂堂正正地形成狂欢。

私底下放浪形骸,台面上正襟危坐。久而久之,增加人们精神负担的还不是性的苦闷,而是“装”的疲惫。真善美,最首要的是真;假丑恶,最惹人厌的是假。

也只有通过传统框架之外的互联网文化,国人得以建构一个反传统的乌托邦。网络的相对自由激发了网民爱表现与求认同的欲望,他们朝气蓬勃、脑洞大开,嚷嚷着“人不污和咸鱼有什么分别”,把弹幕、P图与视频剪辑玩得风生水起,将雷人、恶搞和屌丝精神融为一体,积极讨论、创作,刷新了污文化在时代语境下的内涵。

网络亚文化规则之一是不必较真。粉丝虽然是世界上最奇怪的物种,却也花心、善变。

一个微妙的现象是,在这场污文化的狂欢中,在受众层面上,女性显得更为先锋,也比男性更享受污的快感。

她们在王思聪的每一条微博下争着抢着留言“老公”,对着宋仲基的图片没羞没臊地喊“跪舔”,口无遮拦地使用“帅得合不拢腿”和“耳朵都要怀孕了”。每隔一阵,“女孩子污一点才可爱”就会登上热搜。

先别急于批判什么“犬儒主义”,网络亚文化的规则之一是不必较真。粉丝虽然是世界上最奇怪的物种,却也花心、善变。她们口中的“老公”今天可以是宁泽涛,明天就可能换成窦靖童。自我矮化不过是表象,表达赞赏才是关键。

这种对“污”的愉悦感受对女性而言其实很新鲜。在过去的漫长时期里,无论在餐桌还是办公室,她们只是“黄文化”的被骚扰者。2002年的一则小小说《格子间治“黄”扫“黄”》就讽刺了这种现象:阿德是公司出了名的“黄帝”,他到底担任什么职务恐怕连他自己都要看名片才晓得,他成天无所事事游荡在各办公桌间,伺机贩卖他的“脑筋急转弯”,而且都是带颜色的。许多男同事喜欢围在阿德旁边,乐不可支地收听黄色笑话。可在女同事眼中,“缺德阿德”根本是恶心得冒泡的恐怖分子。

即使到了今天,许多男性的毛病依然没改变,包贝尔婚礼事件就像一面镜子,映射出衣冠楚楚背后的滑稽,哪怕被舆论谴责后,新郎和他的伴郎们仍认为那些有违柳岩意愿的动作不过是玩笑而已——这实在一点都不好笑。

某种意义上,污文化是女性主义的逆袭,它反转了女性从被看转为观看的地位,在一种污得光明正大的气氛中,女人们肆意点评男星的手指、腹肌和人鱼线,与其说她们是男性魅力的追随者,不如说是男色时代的消费者。反过来,面对男性的污,她们还可以用“颜值高才叫污,颜值低叫耍流氓”给予温柔一刀的反击。

无论男女,懂一些污文化,会一点污技能,有助于成为社交达人。聊天不识嘿嘿嘿,对方只好呵呵呵。

社交场合中并非任何话题都安全有效。社会学家戈夫曼说:“如果在场有你不认识的人,那么你引用名言警句或企图妙语惊人就须加注意了。你也许会正对着一个其父被绞死的人风趣地谈论绞刑。”那么有什么是大家都有共鸣又具备一定信息量,能让氛围high起来又不会产生尴尬的?优雅的污文化当然是最优选择。

最关键的其实还不是优雅,而是分寸。少一分则无聊,多一分则无耻。

多一点真诚,少一点套路,但这真诚又不能傻里傻气,最好有一种“嘴上说好污,心里很诚实”的趣味。

污文化最关键的其实还不是优雅,而是分寸。少一分则无聊,多一分则无耻。

虽然热情推动污文化的是年轻网民,但能够优雅且有分寸地玩转这门技术的“大污师”,多半还是有学问、有见识、有情趣也有底线的老炮儿。

历史学家王春瑜在《向历史鞠躬》里写道:不分青红皂白,见到文学作品涉及性爱描写就摇头者,是道学家(而且多半是假道学家);见到黄色小说就流口水者,是下里巴中的傻瓜;写性爱含而不露却又传神者,是高明的大作家。

冯梦龙是古代污文化的收集者,他的《挂枝儿》《山歌》《广笑府》收集了许多“污段子”,其中对偷情的概括相当精彩——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这句话里最令人叫绝的就在于“偷不着”,那种求之不得、抓耳挠腮、心痒难耐的心态跃然纸上。高明的污,不带一个脏字,却是对人生经验的高度总结。

今天的污文化虽然不拘一格,但也需要个人修养与自我净化。“它使和谐社会更和谐,就像遍布城乡的麻将馆一样,虽然不值得提倡,但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对此,我们的父母官,人人都明白。编造段子也是一门学问,必须精通通感、互文、隐喻、明喻等修辞术,还要讲究文采、对仗、押韵,高级段子还得活学巧用历史掌故,深入了解娱乐行情。民间智慧无穷尽,智慧其实是一种境界,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广阔的胸怀、渊博的知识、精明的头脑、机智的反应、敏锐的行动、幽默的语言……智慧无所不在。”这是谢祥京在《段子里的情与色》的论述,用之于污文化,仍然不过时。

细究起来,污文化虽为新卖点,但也谈不上多么深远重大的社会意义,它就像咸菜或甜点,永远成不了主餐;在网络亚文化阵营中也才露头角,未成气候。

不过,如迪克·赫伯迪格所说,亚文化虽然意味着“噪音”,却不应该低估它惊世骇俗的表达力量。而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他的巨著《未来的冲击》预言:“一个社会里所谓亚文化的派别越多,个人的潜在自由也就越大。这就是为什么工业社会以前的人虽多浪漫的神话,却因选择无门而饱尝禁锢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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