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的北京，托纳多雷在一场中意电影论坛上，和他的电影制作人安德烈边自拍边进入会场。一个小女孩的背影引起他的注意，面对面时，领着女孩手的妈妈，用意大利语向托纳多雷打招呼，一架摄影机又从侧面探了过来，持镜的是女孩的父亲。托纳多雷没有不悦与意外，他又遇到“老朋友”了——这对中国夫妇，分别在意大利和北京拍摄过他很多次。只是有些恍然，当年那个两岁的小女孩已经长大了。

上一次，七年前，在托纳多雷罗马美杜莎工作室的机房内，他正在赶制电影《巴里亚》的后期，准备在第66届威尼斯电影节上首映。刘海平架着摄影机、推着婴儿车，“拖家带口”地敲开了他工作室的门——太太侯宇靖做翻译，女儿刘爱慈乖巧地待在角落“旁听”。托纳多雷印象很深，他用中文向这个年龄最小的“摄制组成员”打招呼：爱慈你好。因为2007年，他也是带着小女儿来到北京，为奥运宣传片《重聚》选景拍摄。“女儿让我很惊奇，她当时很小，但总能记得中国和它的城市，两年后仍能从电视里马上认出来。”

与托纳多雷的“重聚”，对刘海平、侯宇靖夫妇来说，并不是一个句号。他们从2004年起，就在默默无闻地抢救式追拍意大利的电影大师。在中国，他们的片子不是那么容易被看到，而在意大利，越来越多的电影人开始听闻这对“总是带着孩子工作的中国夫妇”。12年前，从拍摄记录安东尼奥尼的那一天开始，刘海平、侯宇靖就踏上了一条“追寻马可·波罗的摄影机”的道路。在他们看来，安东尼奥尼、李查尼、蒙塔多、贝尔特鲁奇、托纳多雷，等等，这些拍摄过中国的几代电影大师，都像一架“马可·波罗的摄影机”。他们要做的，就是用手里的摄影机，去追寻和记录。

安东尼奥尼这位意大利电影的棋手，竟然在70年代初拍过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并引起过轩然大波。

“我们见面好像是1972年吧，我记得是夏天。他们来了几个人我就记不太准了，印象最深的是三个人，一个是安东尼奥尼，一个是摄影师，还有个女的。女的我记得最清楚，她那脚趾甲上有红瓤，染红了，所以我印象最深。”

2007年的一天，河南林县，刘海平和侯宇靖架着一台摄影机，拿着一沓老照片，穿梭在村子里寻人拍摄。说话的人叫马东升，60多岁，他打量着照片里35年前的自己：“当时我才二十五六岁，是大菜园党支部副书记。我是第一次见那个牌子，‘啪’一捻，就代表拍摄开始。我又陪着安东尼奥尼先生和那个摄影师到农民家，到我们大队的粮食加工厂、学校、校医院。好像还去了二龙山，山前坟堆都已经平了，石碑都还在。他说他要拍石碑。”

1972年5月28日，拍摄纪录片《中国》的安东尼奥尼一行，从北京来到林县。林县大菜园、任村、合涧北小村庄是他们在中国期间拍摄的唯一一组农村镜头。时隔35年，刘海平夫妇来到这里，随身带来一张光碟，村子里的人，才第一次看到了《中国》。马东升一眼认出了自己和大队干部在破烂的大队部里开会的镜头，那时自己乌发粗眉，还是个小伙子。他当年曾发现摄影师在“偷偷拍摄”土坯墙草房，便通过翻译给安东尼奥尼说，“群众住的大多是红瓦房，草房不能代表大菜园的面貌”。安东尼奥尼解释说：“我尊重你的建议，现在只是取镜头，回去还要剪辑的。”看完刘海平带去的纪录片后，马东升发现果然没有土坯房的镜头，压在他心底30多年的谜团终于解开了。

刘海平生于1966年，安东尼奥尼来拍摄《中国》那年，他还在老家湖南，是个正读小学的湘西少年。到31岁，学统计出身的他，辞掉了家乡银行会计的工作，以“大龄”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攻读摄影，才接触到了《奇遇》《放大》《红色沙漠》。他惊讶地后知后觉，安东尼奥尼这位意大利电影的棋手，竟然在70年代初拍过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并引起过轩然大波。摄影机为刘海平打开了另一个世界。那些年，除了深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响，他还迷恋安哲罗普洛斯，甚至为此去学过希腊语。“要走进大师的艺术，得懂他们的语言吧。”

还没来得及投身去学意大利语，他先“认识”了一个意大利留学回来的北京女孩。那是2001年，北电毕业的刘海平在纽约跟一个摄制组拍专题片，异国他乡，漫漫长夜，老哥们导演刘烈雄在国内打来一通电话：海平，有个女孩，你们俩精神世界很像，她还是个意大利通。很快，在北京的女孩侯宇靖，就接到了帝国大厦附近打来的电话。刘海平正在那个地标拍摄，累了，一串号码拨了出去。一个在纽约的白天，一个在北京的晚上，两人的爱情因为意大利电影开始了。

尽管当年看《奇遇》时，刘海平差点睡着两次，但他至今都确信人生是会出现“奇遇”的。他不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他成了侯宇靖的初恋、爱人，以及他们“双人摄制组”的最佳拍档。他负责导演、拍摄、剪辑，侯宇靖负责外联、翻译、工作助理。他们一遍遍地看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恍然发现了一个巧合：安东尼奥尼拍摄过的临县，正是侯宇靖出生的地方——她的父亲曾是中央医疗队的医生，当年被调至临县治疗食道癌，侯宇靖就生在临县并长到八岁。1972年，安东尼奥尼来拍摄时，一岁半的侯宇靖被母亲抱着，在红瓦房前等父亲下班。

“我们当时就决定要去意大利拜见安东尼奥尼，而且要重走一遍安东尼奥尼拍过的‘中国’。”2004年9月，酝酿已久的刘海平和侯宇靖飞到了意大利，在威尼斯（而非罗马）第一次见到了已92岁高龄的安东尼奥尼和夫人恩丽卡。那期间，安东尼奥尼的《爱神》正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

“我来是想问候您！”面对面时，感性的侯宇靖几乎忘记采访时要控制情绪，她哭着递给安东尼奥尼自己小时候在临县的照片，安东尼奥尼看着黑白老照片里一岁多的东方娃娃，又打量着眼前这对突然冒出来的中国夫妇，情绪激动起来，开始抽泣。刘海平的摄影机，不动声色地记录着这一切，像是一次迟到了30年的抚慰。

而在此后两个月的国内，2004年11月25日，“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禁播了32年的《中国》才得以在中国第一次公映。仅有一场，一票难求。

“大夫问他：‘您多大了？’他说：‘六十了。’‘结婚了吗？’‘有一个女朋友。’‘女朋友多大了？’‘二十岁。’‘那你没有病。’”

1972年5月18日，安东尼奥尼和当时只有19岁还是他助手的恩丽卡，及摄影师都沃里一行来到中国，要拍摄一部关于这个东方大国的纪录片。22天的旅程，5 座城市，3万米长的胶片，安东尼奥尼最终完成了一部长达4小时的纪录片《中国》，也始料未及地令自己陷入一个“全民公敌”的境地。在中国，他一度成为“反华导演”的代名词。一首编派他的儿歌曾这样唱：“红领巾，胸前飘，听党指示跟党跑。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

2004年，刘海平和侯宇靖见到安东尼奥尼时，他已身患中风多年，出门要坐轮椅，只能讲简单的话语。在刘海平的镜头前，已成为安东尼奥尼夫人、与他生活了30多年的恩丽卡回忆起当年他们刚着陆北京时的场景：“当时是5月，气候和意大利很像，刚下飞机时，看到停机坪上正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人们跳着舞蹈，有飘带、红旗，我们以为是迎接我们的。其实不是，是某个国家的领导来了。然后我们就被带去宾馆待了四天，讨论拍什么。”

恩丽卡当时不满20岁，还是个热爱电影的女学生，中国之行对她是全新的体验甚至挑战：“那次旅行我不适应，不适应和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一起工作的困难。他总是什么都想拍，一天就想拍八十个镜头。以往他是非常缓慢的，一天只拍两三个镜头。但当时他拍摄起来就像一个年轻的导演。”

22天旅程结束后，纪录片《中国》的诞生，东西方的看法不同，也给早已成为电影大师的安东尼奥尼带来前所未有的“伤害”。“米开朗基罗拍完影片后，从中国听到了铺天盖地的评论，他很痛苦，即使西方很喜欢这部影片。当一个导演拍摄一部影片，他自己好像是裸露的，他打开了心扉，打开了思想，他其实是在奉献，捐出他的观点和灵魂给大众。导演也是凡人，却要承受数以万计的指责。他非常爱中国，强烈地喜欢中国和它的传统。”在2005年另一次敲开安东尼奥尼在罗马的家门后，刘海平的镜头也打开了恩丽卡的心扉。

“不过，我妈妈说过，中国之行另有意义，它成了我们的蜜月之旅。”去中国之前，恩丽卡只是安东尼奥尼的学生，《中国》拍摄结束后，他们生活在了一起。

当年的亲历者、意大利驻华大使孟凯蒂，1972年曾陪同安东尼奥尼一行在北京拍摄。他向刘海平夫妇回忆起一件趣事：“我带安东尼奥尼到协和医院我熟识的一位大夫那看病，大夫问他：‘您多大了？’他说：‘六十了。’‘结婚了吗？’‘有一个女朋友。’‘女朋友多大了？’‘二十岁。’‘那你没有病。’大夫给他开了几片阿司匹林。安东尼奥尼出来后开玩笑说：‘你看看这个愚蠢的大夫朋友。’”

当两张孟凯蒂提供的黑白老照片放在安东尼奥尼眼前时，他看着33年前的自己在天安门前、在王府井大街上的工作照，手在抖动，眼中闪着泪光。“真好啊。”他吐出几个字。“看，我多可爱，多可爱啊，19岁。”恩丽卡激动地依偎着轮椅上的安东尼奥尼。刘海平一直用长镜头在记录。

那几年，刘海平、侯宇靖往来中国和意大利，拍摄了安东尼奥尼夫妇五次。每剪出一段片子，会捎给安东尼奥尼，请他过目。一次早上，恩丽卡打来电话，说刚看完片子的安东尼奥尼那夜梦到了中国。后来，侯宇靖怀孕了，在家待产到女儿刘爱慈出世。当2007年7月30日，听到安东尼奥尼在罗马家中去世（距离他95岁生日还差两个月）的消息，刘海平和侯宇靖既悲痛又焦急：大师走了，他们还没有拍完。孩子太小，他们飞不过去。

后来，刘海平夫妇沿着安东尼奥尼的《中国》，重走了河南林县、上海、南京、苏州及更像威尼斯的周庄。2009年6月，他们带着新拍的素材、新生的女儿和中国的一抔泥土，先后飞到罗马（安东尼奥尼的家）、博洛尼亚（安东尼奥尼的大学所在地）、费拉拉（安东尼奥尼的出生及长眠地）。他们在他的墓地献上中国的泥土，在他罗马的家中第一次看到那间私密的卧室被打开。那部拍摄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用了他房间中的光影，最后取名为《中国已远——安东尼奥尼与中国》。

李查尼的中文名字本该翻译成里扎尼或理查尼，但当时使馆给了他一个中文李姓，大家都亲切地称呼这位意大利大个子导演——老李。

此前，刘海平一直以为安东尼奥尼是拍摄中国的第一位西方导演，直到他架着摄影机整日出没在意大利的街头巷尾，有当地朋友无意中跟他聊起：拍中国的，最早的当然是Lizzani啊！

Lizzani是谁？刘海平脑子当时空白了。他和侯宇靖按照意大利语去查，原来是大导演Carlo Lizzani，中文翻译成李查尼。他1922年4月3日生于罗马，是戛纳电影节获奖影片《苦难情侣》的导演，并与安东尼奥尼、费里尼等多位意大利导演合拍过短篇集《小巷之爱》。1979—1982年，他还连续四届出任威尼斯电影节主席，曾把奖项颁给安哲罗普洛斯、文德斯、戈达尔和黑泽明等人。继续查资料，侯宇靖发现，李查尼一生最传奇的经历，是在1957年，作为西方第一人，来到新生的中国拍摄了一部名为《中国长城》的彩色宽银幕纪录片，时长一个半小时。

这个发现让刘海平夫妇大吃一惊，此前竟然从未听说，连身边专业从事纪录片研究的学者，也无一知晓“李查尼”和这部与当代中国紧密关联的纪录片。他们查遍了中文资料，只在文化部网站的交流档案中发现一则简讯：“1957年2月—11月，意大利电影摄制组李查尼夫妇和彭奇三人访华拍摄纪录片《黄河》。”（后经李查尼解释，当时拍摄时曾暂定名为《黄河》。）

李查尼到底是以什么身份来到中国？当时中意之间还没有建交，为什么一个西方人能在中国逗留那么长时间？从北京到广州，从上海到内蒙，还去了香港，他都记录了什么？刘海平、侯宇靖充满好奇，他们决定要找到李查尼，请他亲口来讲这个故事。

2009年6月5日，刘海平、侯宇靖抱着2岁的女儿，经意大利朋友的介绍，在罗马找到了李查尼的家。这位87岁的意大利导演，虽然之前被告知了此次拜访，开门时还是错愕了一下。并不宽敞的老式公寓内，一进门的过道，墙壁上最显眼处，便挂着当年《中国长城》的海报——已经半个世纪，仍占据家中重要位置。

“我当时是通过意共与中共联系，请求到中国进行拍摄。因为中意没有建交，需要辗转瑞士和苏联，我拿着意大利共产党的一封信，去瑞士伯尔尼，那里有驻瑞士大使馆，拿到它颁发的签证才能进入中国。第一次出发是1956年5月4日，由伊尔库兹克飞往北京，一个月后由香港返回罗马。1957年影片正式开拍，2月从北京开始，11月由香港结束拍摄。”李查尼的中文名字本该翻译成里扎尼或理查尼，但当时使馆给了他一个中文李姓，在中国大江南北拍摄期间，大家都亲切地称呼这位意大利大个子导演——老李。

安东尼奥尼在上世纪70年代用不到一个月去了中国五座城市，李查尼在上世纪50年代用近一年时间走遍了中国大江南北。1957年，李查尼在拍《中国长城》时，比他大10岁的安东尼奥尼在意大利刚刚拍完《呐喊》，正筹备《奇遇》。同样也是5月，李查尼曾记下他刚到北京时的“中国第一面”：

“驱车从机场开往北京，数以千计的商店和小铺，一个接一个，亭子、摊点、各个年龄的摊贩，桌子、篮子、在纸上放着的说不清的商品……客人似乎很挑剔，他们精挑细选，慢慢挪动，用心地研究着，指尖接触时很细腻，低声交谈，又似和自己商量。所有的事情看起来有点像我们地中海的街道上的情景。

“包括中国的餐馆，也把我带回到了地中海沿岸。酒店里，天热了，门半开着，窗帘随风摇曳，电风扇转呀转，厨师们穿得很好，但围裙有点脏，跑来跑去，在厨房里忙活。这样的摆动门在欧洲早已消失了，服务员端出来的食物是秘制的。我们知道，为烧这些菜，墙壁都熏黑了。”

在那部《中国长城》里，当年35岁的李查尼拍摄了北京的长城、乡村的葬礼，包头的炸冰，内蒙古的赛马和摔跤，桂林的鱼鹰，广州的龙舟，中国的小脚妇女和新时代女工。到最后，中方的接应人开玩笑说：老李，你已经拍了三万米胶片，还不够啊？这些米数可以剪三部片子了！

面对刘海平的镜头，回忆起52年前的那次拍摄，李查尼透露：1957年到1958年间，意大利的政治局势有些好转。但《中国长城》还是遭受了额外的审查——影片没有遭到删减，反而是被增加，增加了香港的一些歌舞厅的镜头。即便有不满，但这部片子当年在布鲁塞尔和墨西哥城的电影节获了大奖，李查尼还是很欣慰：“让我感到非常吃惊。”

然而，让刘海平和侯宇靖更吃惊的是，那次拍摄后，他们回国制作完纪录片《李查尼与中国长城》不多久，就听到了令人扼腕的消息：2013年10月5日，李查尼从三楼家中的窗户投身跳下自杀，享年91岁。那间他们曾交谈过的房间，成了记忆里的告别室。拍摄与记录，成了与生命和时间在抢跑。

“这些有才华的大导演，也许无法面对自己的年老与羸弱。此前就有95岁的意大利导演莫尼切利不堪病痛从病房中跳下，后来又是李查尼！意大利的报纸贴出了一张漫画——巨大的钉子钉着窗户：导演们停止吧！”侯宇靖心痛不已，她决定翻译李查尼生前那部记载有中国日记的书。书的名字刘海平非常喜欢，叫《我在短世纪里的长途旅行》。

“李查尼、安东尼奥尼、蒙塔多、贝尔特鲁齐、托纳多雷，其实最核心的是这五位，甚至可以说是‘五代’拍摄中国的意大利导演。”

几年前，崔永元还在央视做《电影传奇》的时候，听闻了这对“专拍意大利电影大师的中国夫妇”，他曾找到刘海平和侯宇靖，以安东尼奥尼为主题，请他们剪辑了一版适合电影频道播出的短纪录片版本。两岁的女儿，也天天泡在机房，跟着一句句剪辑，竟然靠听，背下了那首嘲讽安东尼奥尼的歌谣。片子播出后，不像那些国家行为的纪录片，制作团队的名单要走二三十秒。他们的很简单，两屏字幕就完了，导演是刘海平，制片人是侯宇靖，曾被恩丽卡称为“最小的纪录片工作者”的女儿或许该署个“刘监制”。

那一次的经历，让这个默默无闻的“家庭摄制组”，体验到了播出平台对作品传播的重要性。崔永元感动于他们的执着，鼓励他们要坚持下去，“你们列个单子，争取把那些大师都拍下来”。可惜的是，刘海平夫妇还在与大师抢时间的时候，崔永元没有“坚持”下来，离开了央视。

无人资助，一直靠自费和朋友们的鼓励及各种引荐，刘海平和侯宇靖没有停下脚步。每年攒一点钱就飞去意大利，拍些素材待几个月再飞回来。办签证时，使馆的人问他们“去多久”，已相熟的工作人员会说一句：“他们啊，钱花完了肯定就回来了。” 即便有“恐飞症”，侯宇靖还是跟着执着的刘海平飞了十几年。这些年，他们又陆续采访拍摄了蒙塔多、贝尔特鲁奇、托纳多雷、雅克·贝汉、奥米、都沃里、卡罗·迪·卡罗等几十位意大利电影人。女儿爱慈长到9岁了，从未上过一天学，却在旅途中学会了意大利语、诗歌、绘画、电影配乐和剪辑的节奏，这些经历将来或许就是她的童年、她的大学。

“李查尼、安东尼奥尼、蒙塔多、贝尔特鲁齐、托纳多雷，其实最核心的是这五位，甚至可以说是‘五代’拍摄中国的意大利导演。他们从1957年到1972年、1982年到2008年再到现在，跨度六七十年的时间里，都分别记录了中国不同的时代。从时间轴来看就很有意思，他们每人都是马可·波罗精神的载体，只不过用的是摄影机。”面对已拍摄下的大量素材，刘海平准备先沉淀下来，将来把对五位导演的记录，合剪成一部纪录片，就叫《马可·波罗的摄影机》。

2014年，刘海平意外地受到了一枚勋章——由意大利总统与外交部长共同签署的证书及“意大利之星”骑士勋章，为表彰他长年致力于研究意大利文化和电影。在意大利，这象征着最高荣誉。

从不注重物质生活的刘海平，在被拍照时，会精挑细选出他的意大利西装、风衣，认真站在镜头前。快门按下一刹那，会说：“等等，等我戴上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