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学家方刚自喻为猫头鹰，这种古希腊神话中的智慧之鸟，在中国则被视为报丧的恶兆。“虽然被骂是恶鸟，但我坚定地传达智慧的声音。”在纪录片《被污名的性学家》里，方刚说，“我在做别人不敢做、不能做或者不愿意做的事情。”

作为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他自称“毁三观”的公选课总让180人的大教室爆满。他在三十而立的年纪才进入学术界，此前他是一个梦想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记者、一个害羞而又自卑的年轻人。他也曾持有“性是肮脏可耻的”态度，直到访问了同性恋群体。

方刚记得与他们的第一次交流以尴尬开场。在街边小餐馆里，一名同性恋者拿起筷子大声对方刚比画着：“你的有这个长吗？”这让方刚震惊，他不知道性可以这样公开谈论。他因此数日失眠，却也有种“畅快”之感。

如今早已不再“谈性色变”的方刚发表了50多部性学著作。几年前，他开始了“环球看性”之旅，希望传递正确的性学观念并寻求共鸣，陆续将20多个国家的性见闻集结成书，但尚未找到合作的出版社。

性本身不是一个纯生理的内容，虽然多数人单纯地把它看作两腿之间的事情。

每去一个国家之前，方刚总要先查询当地是否有性主题的博物馆或景点，这是他的专业嗅觉。最早是从2011年开始，他去了莫斯科性博物馆。在游客必到的一条步行街上，他将翻译好的俄语地址询问路口一位散发广告单的男人，巧合的是，广告单宣传之处正是他要找的地方。

莫斯科性博物馆的创办者亚历山大·东斯科伊是曾经计划参选俄罗斯总统的大人物，后来退出政坛，在阿尔巴特街开设了这家名为“G点”（G Spot）的性博物馆。

阿尔巴特街是莫斯科唯一的步行街，1.5公里长的老街两旁咖啡馆和纪念品商店林立，普希金故居也坐落于此。博物馆在一座建筑物的地下室里，入口两侧分别立着两米多高的巨大男根，一个是逼真的肉色，另一个是类似俄罗斯国旗的蓝白色。

“莫斯科性博物馆将性的复杂面生动地揭示了出来。”方刚看到馆中有一幅拿普京和奥巴马开涮的油画，这是圣彼得堡艺术家维拉·基尔科的作品《摔跤》。油画里，普京和奥巴马在用超大号生殖器战斗，艺术家显然希望普京更强大，所以给他画了两个。

东斯科伊抨击俄罗斯的压抑。方刚在游记里写道：“比拼国力、权力和阴茎，都是典型的支配性男性气质的表现，性可以成为社会经济文化的表现话语。”

“就像福柯好似在研究性，但他也是在研究社会，只是由性出发。社会像一个全景敞视监狱，实际上控制的是人。性本身不是一个纯生理的内容，虽然多数人单纯地把它看作两腿之间的事情。”

纽约性博物馆每隔几年更换展览内容，用不同主题展现和当代社会连结的众多思考。

老牌的阿姆斯特丹性博物馆将“性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奉为标语，方刚感受最深的是这里对同性恋题材的张扬，多幅情色绘画醒目地挂在墙上，反映着荷兰的立场——世界上第一个同性恋合法化的国家。

当地还有一家得到市政府支持的“红灯区秘密”博物馆，由橱窗女郎的一个性工作场所改造而成，完整地保存了室内陈设，可直观地了解到女郎的工作。筹建者希望由此展现性工作者的真实状况。

在阿姆斯特丹红灯区一座教堂门前的纪念碑上写着：“我们尊重性工作者。”红灯区内，每天都有人来上班、闲逛和购物。“当我们以平常心看待时，它就是超市中的商品而已。”方刚说。

相较于其他欧洲性博物馆，布拉格性博物馆主打“器械”牌。它坐落在游客必到的老城区，位于市政厅占星时钟对面不远处。方刚发现，欧洲性博物馆多是三层小楼，这里也是如此。每层空间都非常小，但收藏了超过200件物品和机器装置，许多大型器具旁配了演示图。

馆内一堵墙上挂着穿大白袍的男女塑料模特，男袍中间有一个圆孔，女袍在同样位置开了一条长缝，直观展现了中世纪的欧洲对性愉悦的压制。夫妻做爱时不能裸体，要穿上从头罩到脚的大袍子以减少身体接触，然后在袍子中间开个小口。

最富于变化的是纽约性博物馆。这里每隔几年更换一套展览内容，用不同主题展现和当代社会连结的众多思考。“纽约性博物馆曾做过艺术设计和性，还展出过希拉里的半身裸像。”而方刚所至的国内各地性博物馆都在陈列仿古性艺术品，“如果仅仅只是展现历史文物，而没有对当下话语的干涉，也略显欠缺”。

中国人要坦率地正视性，前面的路还很长。

让方刚感到惊异的一点是，他去过的国外性博物馆大多处于城市的最核心。

阿姆斯特丹性博物馆距离中央火车站和大坝广场只有五分钟步行路程；巴黎性博物馆与游人必到的红磨坊抱团取暖；布拉格性博物馆在老城中心广场旁；莫斯科性博物馆位于阿尔巴特步行街内；纽约性博物馆在寸土寸金的第五大道上。“基本上所有国外性博物馆的位置都相当于北京的王府井。”

将性博物馆放到市中心，放到闹市区，放到大人和孩子的必经之处，这本身就宣示了：性，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这是一种最坦然的态度——它也可以在这里，不需要隐晦和躲藏，而是光明正大地存在。”

方刚认为，对待性最好的态度不是整天去谈论它、关注它，而是无论它在哪里，它都可以自然地在那里。“它在最中心的地方，但每个人都不会觉得有什么大惊小怪，不会觉得很突兀。”

而国内性博物馆的情况并不乐观。著作等身的性学家刘达临贡献出多年收藏，建了一个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在上海开张没几天就被迫关掉，四处迁址，暂时落脚在江苏同里小镇上。另一位性学家马晓年也收藏了一些性文物，展出寥寥数日便歇业关门。

“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商店建在最繁华的位置，但在对性有文化污名的环境下不可能实现。城市管理者、周围居民甚至多数人的观念中，都认为性博物馆怎么可以放在自己城市具有象征性的地方。”

前几年，方刚召集人马办一个性与性别博物馆，不做性文物，而做当代社会内容。他们设计了展板，收集了不少展品。2012年上海地铁性骚扰事件后，有女孩在地铁里穿上蒙脸的衣服举牌写着“我可以骚，你不能扰”，方刚收藏了她们在地铁里穿的那件黑衣服。

他还保留了广州越秀公园女孩举牌“占领男厕所”的道具。方刚一心想做当代话语非常强的博物馆。“通过博物馆来发布关于性与性别的声音，在国内显然没到时候。”

但国内对性博物馆和性文化的态度有在进步。“大多数人慢慢开始接受，这是趋势。问题是，少数人的观念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状况。”他提到了近些年话题十足的性博会。得到合法许可的2014年西安性博会，遭“反性大妈”前往闹场，之后，她们又在另一场性博会上向到场的AV女优扔鸡蛋。

“抗议和呛声络绎不绝，主办方后来刻意保持低调了，也不去维权。性的支持者被反对者用各种攻击、打压和道德污名等方式来粗暴对待和审判。”他在济南做性教育培训时也有人反对，学校便不敢继续。“虽然是少数人的话语，但仍然起着制约作用。”

把他推上风口浪尖的，是他在首尔3D情爱馆拍摄的照片。3D馆呈现的是人们幻想中的性世界，只有在照片中是立体的。方刚将自己与3D绘画的合照放到了网上，抱着半裸女郎，揭掉浴女的浴巾，偷窥美女更衣和如厕，用皮鞭鞭笞全裸的男女。这些照片引来了众多非议和谩骂。

在东方卫视一档节目中，嘉宾拿着照片讨论，现场所有人一致认定这是淫秽色情物品。他很无奈：“这样的照片就如同在景点穿皇帝服拍旅游照一样，穿皇帝服拍照不会被认为是复辟帝制，但和性的构图拍照却被视为淫荡。我们连这些照片都还接纳不了，（性教育）前面的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