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把北京以外的人称为外省人，上海人把上海以外的人都称为乡下人。北京、上海是最能体现中国城乡差异和歧视的地区，这种差异与歧视包括求学、就业、生育、社保、买房、购车，等等。北京爷们、上海土著的优越感从何而来？外省青年为何没有归属感？是什么阻止外省青年在大城市扎根？

著名外省青年罗永浩生动地描述过他们家的进城之路：“1984年，因为父亲工作调动，全家搬到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延吉市。那时候延吉只不过是一个20万人口的小地方，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大都市。我永远都记得之前哥哥告诉我延吉市共有26所中小学给我造成的震撼。‘你知道延吉市总共有多少个中小学吗？’进过城、见过世面的哥哥对着只知道胜利、前进、建设、光明的乡下弟弟牛逼哄哄地说：‘傻逼，我告诉你吧，一共有十三中、十三小，你就算去吧！’”罗永浩还说：“相比之下，2000年我在北京见到二〇六中学的牌子时，只是怔了一下就走开了。”

从孙少平到罗永浩，从罗永浩到凤姐，一个个由平凡而成功，由默默无闻而声名鹊起，勾画出中国式“外省青年”的进城路线图。曾经，他们是“打工仔”、“打工妹”、“外来务工人员”、“杀马特”、“凤凰男”、“蚁族”、“地下通道歌手”，现在变成了“新北京人”、“新上海人”、“新广州人”、“新深圳人”，甚至是“新纽约人”、“新伦敦人”、“新巴黎人”。然而，“外省青年”的身份焦虑在他们内心深处却永远挥之不去。

他们迷失于巴黎繁华的街头，在五光十色的橱窗前目瞪口呆，在漂亮的巴黎小姐面前垂涎三尺。

什么是“外省青年”？这个比“外地人”、“乡下人”更文艺的称谓，来自19世纪的法国。

19世纪初是法国的黄金时代，拿破仑·波拿巴缔造了法兰西第一帝国，使法国最终成为资本主义第二强国。以电磁动力为引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吸引了无数农村劳动力来到巴黎打工。骄傲的巴黎本地人，把这些涌入首都的乡下青年称为“外省青年”。

就像农民工出现在各种二人转桥段中一样，外省青年也是19世纪法国小说中的常客。这个词在法词里是贬义，巴黎人通常是贵族的代表，他们有优雅谈吐以及良好的教养；外省人是粗鄙、贫穷的代表。法国小说喜欢这样描述外省青年：他们迷失于巴黎繁华的街头，在五光十色的橱窗前目瞪口呆，在漂亮的巴黎小姐面前垂涎三尺。

在这些外省青年里，司汤达《红与黑》的主角于连最为典型。穷木匠的儿子于连出生在伐木业繁华的山城维里叶市，因为精通拉丁文，被选作市长的家庭教师。因能背诵整本拉丁文《圣经》而成为神学院助教。他有远大的理想：“在拿破仑统治下，我会是个军曹，在未来的神父当中，我将是个主教。”但他因与市长夫人私通之事败露而断送前程，最后走上断头台。

中国外省青年的典型形象，可以用一个电影场景来描述，在《疯狂的石头》中，黄渤饰演的黑皮困在地下水道多日，饿疯了，出来后抢了西饼店的面包就跑，店老板开着小摩托车在高架桥上追着满口面包的黑皮。这个电影的结局对比出一个外省青年与这个城市的隔阂，城市的规则是花钱买面包，而自认为被城市抛弃的黑皮在一无所有的状态下，完全不顾规则，这时他只剩下一种原始的驱动力。

文艺作品里有无数精彩的外省青年形象，但残酷现实中的外省青年比文艺作品里的更精彩。

这些“寄居于社区边缘的人物”，“常常得不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他们不被视作自己人，不被人所信托”。

青年选择进城，需要很大的勇气。少数人追求理想，大多数人为生计所迫。当他们走出这一步时，带走的不仅仅是几件衣服，还有整个故乡。

每次我们填一些莫名其妙的表格时，都会发现有一栏写着：籍贯。这是一个尴尬的词语：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籍贯；它跟我们所填表格要申请的诸如入党、找工作、出国签证、嫁娶殡丧等事宜，似乎没有半毛钱关系；而且，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籍贯是什么。词典解释为：祖居地、出生地，曾祖父及以上父系祖先的长久居住地。籍贯是古代政治术语，在一个宗族管理的社会，你在外省杀人放火了，官府会追到你的籍贯地去。现在，籍贯的功能被户口取代。

户口捆绑着每一个人在社会上的政治和经济关联，它连结着你分的田地、你的医疗保险补贴、你孩子高考的所在地，以及你被投票选为人大代表的权利。当一个人扔下所有这些不要，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从零开始时，就成了最早的“飘一代”。在巴黎，这叫“外省青年”。

外省青年的大量出现，始于中国宗法社会的瓦解。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记载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里，他以自己为案例：“人究竟不是植物，还是要流动的。我十岁离开了家乡，吴江，在苏州城里住了九年，但是我一直在各种文件的籍贯项下填着‘江苏吴江’。抗战时期在云南住了八年，籍贯毫无改变，甚至生在云南的我的孩子，也继承着我的籍贯。她的一生大概也得老是填‘江苏吴江’了。”

籍贯是不能变的，但户口可以。从籍贯到户口，这是宗法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变的过程，从地缘的角度看，这就是城市化。费孝通把这种脱离籍贯地而成为外省青年的过程，解释为从血缘社群发展成地缘社群。“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但是这些“寄居于社区边缘的人物”，“常常得不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他们不被视作自己人，不被人所信托”。费孝通这样形容这些跑到别的地缘去的陌生人：“来历不明，形迹可疑。”

这个刻板印象一直维持到2003年3月17日，27岁的湖北籍大学生孙志刚走在广州的大街上，因为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暂住证，最后死在了收容遣送站。事后，一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此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有了新称谓：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以及流动人口，等等。

大部分外省青年在城市迁移的过程中，都没有实现阶层的上升。

2012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361亿人，每六个青年中就有一个是外省青年。外省青年为何要进城？罗永浩在《我的奋斗》中写道：

“高中辍学后，在老家的时候做过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卖羊肉串，摆地摊，倒卖中药材……都没有赚到钱。我有个姐姐在天津，她1995年的时候劝我说，老在小地方待着没劲儿，出来多见见世面吧。我想了想觉得很对，就到天津投奔她了……如果你胸怀大志，又凑巧生在一个小地方，摆脱这种命运的几率总是小了很多。”

为了改变命运，外省青年削尖了脑袋要挤进大城市。理想状态下是通过进城完成社会阶层的跃层迁移。

《红与黑》中木匠的儿子于连通过神学院的梯子，高攀入上流社会。这类外省青年有着共同的特点：有才华、有执行力，他们的理想都定位在最高级别。出生于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的芙蓉姐姐自小就有一个“北大梦”。与很多游荡在北大清华附近考研的边缘人一样，她也几年都没考上北大的研究生。但她凭借丰盈的舞姿以及我行我素的网络推广风格，成为网红、歌手、演员以及现在的投资人，混入互联网新贵圈。

不过，大部分外省青年在城市迁移的过程中，都没有实现阶层的上升，他们被称为“进城务工青年”。

富士康是中国底层外省青年的集中地。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对台湾《旺报》称，富士康2013年在中国的工人数量突破100万人。打工不问出处，外省青年进入了流水线后就只有编号。即使只有编号，也会有人记住。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2009年度人物中，“中国农民工”获得亚军，那一年的冠军是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苹果公司CEO史蒂夫·乔布斯、美国总统奥巴马都只入围而没有获奖。那是金融风暴后的一年，《时代》这样评论：“今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大国。这一切归功于谁？最重要的当然是上亿中国工人，他们离乡背井来到中国繁华的沿海城市寻找工作。”

获奖者中，包括那些从富士康大楼跳下来的人。

2010年前后，“逃离北上广”热潮开始蔓延。即使回到本土，他们仍然活成了一个外省青年。

大部分外省青年在挤进大城市后，才发现这里并不是乌托邦。正如《疯狂动物城》里所描写的那样，肉食动物占据城市大部分关键岗位，能让一只兔子当警察，也是因为市长需要搞政绩工程。

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如果可以，他们就不用当外省青年。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中说到，我国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约占流动人口总量的80%，平均年龄约为28岁，“8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近一半。超过三成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生活时间超过5年，全年平均回老家不足2次。

每一个外省青年在第一次跨越省界的瞬间，都有一个美好的憧憬，有些甚至是野心。他们不满足于青山绿水，他们要在新中国更中心的舞台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从小城挤入省会，从省会挤入北上广，从北上广挤入世界的中心，这是每个“外省青年”的灼热梦想。然而，当他们来到了原以为的中心所在，却发现有许许多多不可逾越的门槛。

一套城里的房子是外省青年最急迫的理想，除了倾三代之力在城里买到房子的人，72%的流动人口家庭租房而居。最难的是户口，一个安徽来京在通州买了房子的年青人遇上一次人口普查，才发现自己必须要去办一个暂住证，他自嘲道：“我要暂住在我自己的房子里。”

这一点尚不如商业繁荣的宋朝。宋朝的城市里也有很多外省青年，在建康府（今南京市）曾为“留都之地，四方失所流徙之民，往往多聚于此，皆无作业”，但宋朝的户籍管理规定：只要一个人移居到一个地方生活一年以上，便可获得当地户口。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称，就业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五险一金)的参加比重均不超过30%。仅有51.3%的流动人口签订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超过30%。

在中国，从一个十八线小镇青年成为一个立足一线城市的外省青年，需要跨越无数道门槛，过五关斩六将，有些甚至需要运用无数种正当与不正当路径。亿万鲤鱼逆流而上，最后能跃过龙门的只有少数。

随着房价一轮一轮地暴涨，两亿多80后青年集体奔三的2010年前后，一股“逃离北上广”的热潮开始蔓延。然而，习惯于大城市生活的外省青年，已经无法回到农耕社会中去。即使回到本土，他们仍然活成了一个外省青年。他们带着大城市的经验和资金回到县城创业，成为淘宝店店主，成为有机农场场主，成为县城O2O互联网创业者。

外省青年却永远活在远方，到了县城，省城是远方；到了北京，纽约是远方。只要活在远方，我们就永远都是外省青年。

专栏作家许知远在《外省青年》中写道：“对这一代来说，我们都是‘外省青年’，我们的家乡是北京的外省，中国又是世界的外省。那些克制灼人欲望的道德规范、生活习俗、家庭教养，早就被各种政治与社会运动摧毁，只有各种欲望——权力、金钱、名声——驱使我们向前。”

永远摘不掉外省青年的帽子，是外省青年最大的心结。这在社会学家看来是阶层认同感的问题。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合作了一项阶层认同调查，4759个城乡青年（18—40岁），认为处于社会下层和中下层的人比例最高，占34.5%和28.4%，自认处于中层的人占28.3%，自认位于社会中上层和上层的人只有2.4%和0.2%。

社会学家杰克曼夫妇认为：“阶层认同，是社会态度的主要决定因素，新的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更多是建立在阶层认同的基础上的。”

有怎样的阶层认同，就有怎样的社会态度。社会认同低的人容易成为网络暴民，社会认同高的人会代表亚洲向奥巴马问问题。阶层认同的另一个侧面是城市认同，正如你问一个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的白领青年在哪里住，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北京。

新莞人、新北京人、新上海人的称谓，已经给外省青年准备好，只要你积分够，或者有足够的财力买个户口。即使真在北上广买到房子，每当医疗保险、购车买房、上学出殡时，突然发现自己没有户口，要去办居住证，这时才猛然惊醒——原来我一直漂在这个城市。

文艺青年喜欢“诗和远方”，认为这就是人生真谛。有房地产策划者把这句话改成“生活在远方”，用来描述楼盘景观以及园林意境。这隐含另一层含义：虽然这套房子背山面海，价值不菲，但人生活在大城市的这套房子里，心却是生活在千里之外籍贯地所在的远方。这正是外省青年内心的真实写照。外省青年的心，永远在远方。即使在北上广买了房子，心里的阶层认同，仍然是“我们村的”、“我们乡的”，或者是“我们屯的”。只要这样的社会认同存在，一个外省青年就永远成不了北上广土著，即使他学会了“阿拉”，吃腻了肠粉，甚至混成一个“老炮儿”。

时下流行一句话：活在当下。外省青年却永远活在远方，到了县城，省城是远方；到了北京，纽约是远方。只要活在远方，我们就永远是外省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