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通州、甘肃榆中、青海祁连和四川阿坝，是藏族油画家桑吉才让经常去的地方，他很会挑，这几个地儿写生视野极佳。他还记得20年前去青海北山林场，那里有小农田和青稞地，住的地方对面有座木桥，那时他总是早早起床将这些景致囊入画里。

曾因条件所限，很多地方无法抵达。如今，桑吉驾车外出能画上大半个月。朋友们很仗义，亲自帮他踩点。“他们钻铁丝网、进河床，然后兴奋地对我说，此处风景独好！”

秋天的凋零和冬天的雪，是桑吉中意的景。作画时他不愿受到干扰，但大自然总是充满挑逗。“写生讲究瞬时性，光线随时在变化，气氛也在变，你的情绪也就随着环境在变。”

桑吉生于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一片被称为“安多”的藏地。赶上靳尚谊等一批老画家来到甘南，年少的桑吉跟着他们学习，兼做方言翻译。在前辈指点下，他1979年考上了西北民族大学美术系。

有人说，桑吉是幸运的，藏民族在艺术上从来没有过危机感。藏地风光和人们的劳作生活，拾取任一片段都值得被展现。但他不这么想：“30%的中国画家都在画藏区，好多题材别人都画过。绘画最忌讳重复，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就是唯一性。”

有一段要崩溃的时日，桑吉看到别人的绘画都会被动摇，强烈地想要跳出自己熟悉的风格和题材，尝试所谓现代、时尚和都市的东西，但后来，他发现走不通，逼真、漂亮和艳丽本不属于他，粗糙、印象、能解决问题的作品才是王道。

桑吉的大学老师曾说他的画很不老实。桑吉排斥传统的路子：“学院派总是画得合理而规矩。学得太多，出来以后包袱太重，把你束缚得太紧，没法自由发挥。在我这里没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我有自己的一套系统。”

几乎他的所有作品都少不了云彩这个意象，中国美术馆原馆长范迪安曾称赞桑吉的捕捉能力。油画《世纪末的悸动》中，白马与牦牛牵起一缕裹挟着唐卡的白云，越过层层山岗，与幽蓝的天空融为一体。“就像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经济文化开放，各种思潮涌现，却也笼罩着惊恐和怀疑。”

他的作品还经常出现马匹和牦牛。骑马去作画是桑吉认为最幸福的时刻。“在我的宗教信仰里，马是自由的象征，牦牛是坚韧执着的象征。”大型油画《冲出围栏的牦牛》挂在桑吉画室正中央，他将自己喻为那只前路茫茫的牦牛：“我已经获得了自由，只是当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人要时时自省，除了绘画，我还能干什么？”朴素、真实和悲悯是桑吉作品里最为打动人的。基调伤感的《毛兰姆印象》，远处是西藏第一个王宫雍布拉康，画家在残垣断壁间注入对寺庙被破坏的无奈。

酒精能让桑吉的创作多些灵感，他的酒肚是被青稞酒和白酒宠大的。没有酒精助力的桑吉是个寡言的艺术家，只有在酒桌上，他又变成了善谈者，常蹦出几句藏族谚语，聊起《萨迦格言》和《格萨尔》。

他最近完成的一个系列作品，蓝色油彩在画布上肆意徜徉，像草原又像大海，避开了精美奢华，直达粗糙冷峻。他喜欢冷色调，且善于把暗色的调子画出层次。“这种随心的表白是内心潜意识的写照。在绘画的影子里，神秘色彩也好，怪异造型也罢，常常和宗教有关。”

但卖画商人可能不喜欢这种类型。油画家戴凌云说，桑吉的油画首先是画给纯粹的人和艺术家的。桑吉说，他的画是画给自己看的。

他带着好奇出发，在繁华和新鲜的上海游历一番，又坚定地回到家乡。在苦苦找回自己的道路上，痛苦是必然。

桑吉的作品《告别》中，一侧站着露出肚皮、托举婴儿的男子，另一侧盘坐着的年轻人就是画家本人，他穿着毕业后买的唯一一件滑雪衫。“我小时候常常出现那样的场景，牧民迁徙转场，小孩与亲人告别。藏人一直在做告别，告别牧场、告别土地、告别祖祖辈辈生长的环境，带着茫然上路。”

他也是告别的一分子，在老家甘南不安现状的桑吉曾迫切地想去拥抱外面的世界。1988年，桑吉从上海师范大学美术系研究生毕业，同年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个展——“雪域油画展”。

在上海美术馆办过的油画展里，观展人数最多的记录是潘玉良，然后就是桑吉才让。他的画作为上海带入了一股新风，不再是萎靡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作品，而是粗犷又个性的藏族风情。上海绘画界为之一振，方增先、刘旦宅等前辈称其“后生可畏”。

初入城市的桑吉很不适应，“两分、五分钱地卖菜，太小气了”。第二年他爱上了这里。“很多人不喜欢上海，但我很喜欢。他们理智、有秩序、讲道理、不打架，南京路和外滩是最漂亮的地方。我感觉很幸福，一切都很新鲜，同时也深感自我渺小。”

他见过贫瘠也接触新潮，他嗜爱羊肉也不排斥小笼包，他喜欢小氛围但也能适应喝烂酒的地方。他传承了甘南藏民族的本真，也吸纳了海派文化的表里。

毕业时他处在矛盾之中，对于家乡，想不想回去？能不能回去？江湖走得多了，当沉静下来，他会自然地回望自己的故土和民族。虽然上海敞开大门欢迎，他最后还是回了甘南。

“我在上海画什么呢？画他们的高楼大厦吗？”虽然说得一口上海话，艺术成就也获得认可，一切都得心应手，但桑吉依然想要回归母体。在繁华的地段游历了一番，才发觉画童年、画藏民族才是他最舒服的状态。

他老家四世同堂，长幼各在其位，孩童单纯健康，人伦秩序和谐。路走得很慢，日子过得很安详，牛羊在草原上撒欢，灵魂交给佛，死前还有生死书。所以不管他走了多远，看够了纷乱浮躁的社会，回过头来还是觉得这里最美好。

桑吉家中堆满了各个时期、尺寸不一的画作，收藏的土陶安静地陈列在展示柜里，藏毯铺在矮矮的沙发上，淡淡的藏香在客厅飘荡。作画间隙他放下画笔，顺手点燃一支兰州烟，打量着过度包装的精美烟盒叹气：“这完全没有必要！”

绘画艺术在桑吉眼中也已市场化。1990年代，乘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搞艺术的人热衷下海赚钱。“很多人画画的目的是进入市场，市场需要什么，他就画什么，言不由衷。”

但桑吉作画，只求心安。在上海办展时有人想代理他的画，尽管那时很需要钱，但对于拿自己的画去交换，桑吉还是不舍。他对自己的画是自私的，拿走他的画就像拿掉他的心。

桑吉很少赠画，一次送给朋友孙家麒的画被退了回来，朋友说他画的树像鸡毛掸子。桑吉倒是一点都不生气：“他不要才好，我自己都舍不得。这是特殊品质的画，不是市面上的那种。”孙家麒当面抱怨：“桑吉特别小气，画得不好的拿不出手，画得好的又藏着掖着。很多大老板喜欢他的画，想把他‘圈’起来。”

“我早就冲出围栏了！”桑吉急切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