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东

生于1968年。1996年从澳大利亚回国，1998年进入湖南卫视。2001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历任主持人、制片人，担任过2011年春晚总导演之一兼语言类节目导演。2012年离开央视加盟爱奇艺，任首席内容官。2015年离开爱奇艺创业，现为米未传媒CEO。

我们特别容易把一些概念对立起来，但事实上，这些概念本身并不对立，它们只是一个链条上连续性的不同阶段。

比如，我们常说“老年人”和“年轻人”，好像他们的思维不一样，其实这不过是在一个人身上的不同阶段。而且，他们的思维方式并不因为身体状态不同而不同，更多是因为经验、学习状态不同而产生的不同。

“技术”和“文化”也是一样，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从本质上看，“人的感觉”和所谓“大数据”都是信息量。人的感觉是什么？是人脑中1000多亿神经突触之间的base在一个个数据基础上的信息交融，这些数据大到让你无法计算，我们只能概括为“人的感觉”。

与“人脑”相比，“人类”能产生的数据量还太小，所以，我们现在通过人类在某一方面产生的数据量去做推论和分析，还不足以得出更准确的结论。自古以来，我们还是更相信人脑的数据——但这些数据暂时无法被具象和统计，就会随经验沉淀成一些感受。人类就是这样，口口相传，通过文字和语言一代一代地把经验积累下来，才成了今天这样。这是我的技术观，其实也是我的科学观。

我是一个新达尔文主义者。

我们现在做互联网视频节目，会用一些基础的技术，可以看到在哪个时间点上有多少观众流出，然后根据这些反馈对节目进行修订——这个思路是对的，但也有问题：如果是剧情片，剧情是发展的，你怎么能确定这一刻的数据对你的下一刻有帮助？如果是环节性的节目，每一个环节又因为发生在不同的时间点而不完全相同。毕竟，人无法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所以，来自技术的反馈肯定有参考价值，但如果过于强调这一价值，那就更像一个噱头。

而且我觉得，以我们在这个行业里这么多年的经验，看一眼，基本就知道什么地方好笑什么地方不好笑。我们自己也是观众，而且是经验更加丰富的观众，如果一个节目看下来，还要依赖数据才能看清楚哪里是高潮点，那也甭干了。

我有智慧追求，但我没有智力优越感——因为我生活中遇到的聪明人实在太多了，常常感到智力自卑——但有智慧追求总是一件好事，就像王小波写过的：“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红楼梦》是一部好书，对我影响很大，因为在不同年龄、不同心境下，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都能有所得。青春期时，看不懂人情世故，看不懂每个人言语里含的机锋。后来进入行政体系，就会发现，有的人说话很有技巧，既委婉表达又透着客气，还存留了自己的软中带硬、绵里藏针，就会觉得，这也是智慧啊，就像书里说的“人情练达即文章”。《红楼梦》读多了，每次看都会发现新的东西：原来这里还有一道沟回，真正是“草蛇灰线，伏脉于千里之外”。

我是一个新达尔文主义者，认为“进化”更接近世界的本质。新达尔文主义有很多里程碑式著作帮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比如《自私的基因》、《神秘的舞蹈》，都从特别聪明的角度分析世界。

这样归结起来，有点像开书单，又好像我的阅读经历里只有这些。事实上，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书带来不同的影响——有本书叫《重画世界》，作者提到一个观点：世界是因果偶和的世界，凡事肯定有因有果，但是，偶然性或者说“因果前提下的偶然”，可能才是决定性因素。

被误会是表达者的宿命。

18岁的时候，我去了国外读书。今天回想起来，其实是跟下一代的人很难解释清楚的一种被动：今天的年轻人说“我要学这个”，我们当年，上世纪80年代，主动选择的余地没有这么大，不过是找到一种上学的路径——有这几类专业能读，你选哪一种。当时我选了计算机专业，以今天来看还是非常浅的，跟现在的技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对我来说，不过是受了一些逻辑思维的训练。

那时候发展路径其实很窄，不知道在国内会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在国外能干什么。

20多岁时我才意识到自己适合说话。当时看到胡瓜主持的《金曲龙虎榜》，他反应特别快，而且不邪，是一种很健康的喜剧形态，我相信这个人内心是充满阳光的。我就想，哎呀，说话可以如此有趣，就像给我打开了一扇窗。当时我觉得自己的反应和他差不多，所以，后来当别人认为我能当主持人的时候，我也愿意尝试。我其实是从访谈节目开始的，主持的第一个节目是湖南台的《有话好说》；到了央视的《挑战主持人》，开始积累控制现场的经验。

当时基本都是被动选择的。《有话好说》被停掉，我回了北京，有朋友刚好在做贵州台的游戏节目《世纪攻略》，关正文老师在节目里设置了非常复杂的游戏规则，让我在办公室模拟这个游戏，把复杂的规则给别人讲明白了——他觉得我脑子够清楚。我们就一起做那个节目。与此同时，他向《挑战主持人》的导演金越推荐了我，金导演很信任关老师的推荐。我当时还很胖，又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个节目，金导演说，你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你就信我的。就这么一路做下来了。

“被打压多还是鼓励多”的问题，我觉得，很多人的经历其实都差不多，只不过“选择性记忆”让不同的人记住不同部分，有的人会过多记住那些自信的时刻，我们称之为“妄人”。高晓松说过，多看自己两倍的人，是妄人；多看自己一倍到正常的人，是正常人；能正确看待自己的人，没有——最后一句我加的，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信奉一句话——被误会是表达者的宿命，所以我认为，所有人讨论和认知的马东，至少跟我内心是有些距离的。我不太愿意看过多的这种评价，因为当你发现这种距离的时候，人都会有种拧劲儿，觉得凭什么，你们误解我——但是，误解是世界的真相，所以，就让那个误会的存在自然存在，也让我这个存在自然存在。

很多东西，年轻时想不到——我没法跟你表达，因为你想不到。现在可能会顾忌更多，因为是带领一个团队工作，要把团队变成有机的力量和组合，所以妥协会更多；但可能“坚持”也因此变得更多。很难讲。

每一个人生命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复杂的，都不可能用单一的颜色描述。我不觉得自己的人生有那么多值得总结的东西。过程即奖励，过程才是最重要的。总结、概括自己，或者用文字的固化形式去描述自己，不是我的兴趣。我的变化还是挺大的，而且我可能还会持续地变。

马东答问

问：《奇葩说》里很多辩论话题既日常又尖锐，是怎么定下来的？

答：我把关很少。基本都是节目组定，编导也会拿去和另外两位导师沟通，我们会提出一些疑问，比如，为什么要做这个，要不要换一种提法，如此而已，不会超出主持人的范围。

有时会进行一些技术上的调整。我们做过一期“要不要救贾玲”，其实就是典型的“电车难题”，对这个问题的具象化是康永哥的意见。他提到一个电影里，一群人讨论到底要不要为了救一些人而炸死另外一些人，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伦理问题。

采访手记

米未办公室里有两只猫。马东没听过那个“猫已经成为互联网公司标配”的段子，他只是觉得，这样小朋友会更愿意来办公室，比提供早餐好用。会客室里最醒目的是一幅字，是马东的父亲马季先生写的：“土厚易植，人厚易交。”

做访谈节目出身，有阅历，重逻辑——和马东说话要小心。他对语言敏感又谨慎，过于随意的表达可能会被他指出。比如，说到第一次录制节目的经历，他说不是“滑铁卢”而是“棒槌”：“‘滑铁卢’的意思是说你以前做得挺牛B的，结果折了那一下，那叫‘滑铁卢’。那是我第一次录像，就应该是个‘棒槌’，我要上来就不是棒槌，那我就是天才了，但我不是，都是不断学习的过程，所以，很正常。没做好，那就慢慢学着做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