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北大读了9年化学博士，为啥改行做摄影了？”

这是程新皓从北京回到昆明后，听到最多的问题。其实，早在读研二时，程新皓就想退学做摄影了。当时，他结识了知名摄影师吕楠，对方的一句话改变了他的想法：“已经开始的事情，你必须把它结束。否则你怎么知道自己新开始的事情能不能完成？”于是，程新皓调整了计划，一边继续完成博士学业，一边研究摄影。

“对于自己内心没有方向的人，去哪里都是逃离，而对于生命有方向的人，走向哪里都是追寻。”

留在北京，程新皓可以和许多同学一样，在世界五百强企业获得年薪数十万的工作，以及一眼望得到头的稳定前途。

有人说“逃离北上广，在某种意义上就等于逃离梦想，安于所谓的稳定”，但对于程新皓来说，情况恰好相反。

在北京读书的那些年，他也尝试过一些纪实拍摄，例如关注北京周围的垃圾回收，但拍出来的作品总是不太理想。程新皓渐渐发现，对于这座不属于自己的大都市，他没有由心而生的责任感和亲近感，他的创作灵感不在北京，而是在三千公里外的故乡云南。

“在云南，我有那种感情，让我觉得那就是我生命中的东西，就是我该去做的事。”于是，他选择回到家乡，靠给各地杂志撰稿的微薄稿费来供养自己的摄影事业。

2014年，程新皓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拍摄昆明的盘龙江。沿着源头顺流而下约100公里，他用镜头记录了从原始森林风貌到现代化城市景观。《对一条河流的命名》这组作品获得了2015年三影堂摄影奖“资生堂摄影师奖”。

奖项评委具本昌这样评价程新皓的作品：“他以摄影为基础做了很多科学调研工作。他的作品有很多科学背景在后边，但是从他的作品编排以及那些肖像作品来看，他的影像语言也是非常强的。”

程新皓把这归功于在北京9年的学习经历：“我现在看问题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都是通过系统的科学训练才获得的。如果我当初选择放弃，也许就没办法像现在一样做艺术了。”

从上海回乡创业的戴可杰也感受到了类似的故乡召唤。

这个自称“老戴”的80后，在宁波和上海担任过企业内刊主编，做过电子商务的品牌管理，年薪达到了20多万元，事业可谓步步高升。但2014年，他决定放弃上海的白领工作回到家乡——浙江省台州市涌泉镇戎旗村，利用电商推广家乡特色农产品。“作为农村的孩子，流着的是农民的血液，对农业、对农村有种莫名的情感。”老戴说。

面对自己家种植多年的上百株杨梅树、上千株橘树以及桑葚，老戴准备大干一场。他注册了一家淘宝店，尝试在朋友圈和淘宝推广自家果园的鲜果和祖传秘方制造的桑葚膏。依靠过去在外打拼积累的人脉基础，去年试制的几百瓶桑葚膏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有人受使命感召唤回到故乡，也有人待腻了拥挤的大城市，选择回到小地方，换一种方式生活。

与两个为梦想而奋斗的男生不同，成都女孩王习习离开深圳，纯粹是因为“特区的生活太拼了”，她自诩是一个喜欢享乐的人。

“但其实我一直在折腾。”对于做了10年广告的王习习，所谓的享乐必然也是不安分的。离开深圳后，她先跑到美国游历两年，又在印度的瑜伽发源地玩了一段时间。见识完世界回到成都后，她与朋友合伙工作，因为一个在贵阳的项目，认识了现在的爱人，终于在贵阳落了脚。

在王习习眼中，贵阳一点都不好玩。但在这里，她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自己的许多想法，例如，开一家小型精品酒店——她终于可以做一回甲方，而不是永无止境地“改改改”。

她一手包揽了酒店的概念、设计、装修和运营，广告人的“报复”大计令她累瘦了10斤，她的酒店才有携程网的高评分。

有预谋地“逃离”北京、上海的程新皓和戴可杰也好，随遇而安的王习习也罢，对于他们来说，“逃离”并不是适合的字眼，用职业规划师古典的话说：“对于自己内心没有方向的人，去哪里都是逃离，而对于生命有方向的人，走向哪里都是追寻。”

大城市有大的难处，小城市也有小的烦恼。与当地人工作方式和观念的隔阂，是这些回乡者最发愁的事。

从一线城市回到二三线城市，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是一次心理上的“蜕皮”，你要么适应，要么妥协。

2013年，初回昆明的程新皓曾在一本艺术杂志任职编辑，但待了半年就辞职了。当地的作者拖稿是家常便饭，为了能让杂志按时下厂，程新皓还干过排版设计的活儿，因为“所有人都不在乎，他们工作都像在玩过家家”。

程新皓的作品曾在日本、北京和厦门等地展出，但他不会把展览开在昆明，这里没有太多读得懂他作品的人：“昆明没有像样的商业艺术机构，也没有学术氛围，昆明的艺术展大多是一些艺术家以艺术的名义聚在一起玩乐、社交。”

程新皓当然知道，北京有昆明没有的艺术氛围，有更多展览机会。但权衡生活成本和创作状态，他还是觉得昆明更适合自己。“我是不想为物质所累。我不想把太多精力花费在谋生上面，这样才有更多的闲暇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低成本的生活、熟悉的环境和充裕的时间，让程新皓决心长留故乡。

现在，程新皓每天通过网络与北京和世界各地的朋友联系，谈论摄影艺术，有时也会打个“飞的”去北京看一场好展览。“我的圈子还是在北京，和昆明当地的联系反而是不紧密的。”程新皓说。

王习习在贵阳也没什么朋友，平时除了往来家里、酒店和健身房，她也不怎么出门。她说话带着一口台湾腔，大概是因为她和美国游学时的台湾同学来往得比较密切。为了缓解资讯的焦虑，她每个月会回成都一次，或者与朋友、老公出门旅行，去香港、澳门、杭州或出国。

王习习同当地人打交道的故事，能写出一本苦泪史。

装修酒店时，她有许多想法，如把浴缸装在40楼的落地玻璃窗边，如做一间日式榻榻米房，可装修师傅答“窗台边不好走水管，干湿分区不好做”、“没见过日本房，做不了”，她一边自己在淘宝上找材料定制，一边做一些妥协，例如特别安排了一间新中式风格的房间——摆张麻将台，因为当地人都喜欢打麻将；节假日业务繁忙、人手紧张时，服务员可以为了一场输赢1000元的麻将放弃2000元的工资一声不吭就撂班走人，以至于王习习总要替补上阵当前台……大城市有大的难处，小城市也有小的烦恼，终究无处可逃。人员流动大和素质参差不齐，是王习习最发愁的事。

年轻人不断涌入一线城市，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离开。他们对于城市的未尽如人意乃至糟糕之处，用脚投出了选票。

五月采桑，让桑葚沉淀的雨水，长养着诗的灵性，滋润越发稀薄的春光。

六月摘梅，给杨梅命名为水玲珑，向夏天发布告示，风情万种。

十月剪橘，采摘满树红灿灿的硕果，从枝头到舌头，身揣阳光行走。

……

“新农人”老戴很适应现在的“乡下”生活，他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和家人一起制作桑葚膏、梨膏、枇杷膏、泡果酒，晚上看书、写诗，他把自己的诗印在了膏方产品的包装上，自我介绍是“有时候，我是诗人戴可杰；更多的时候，我是果农戴可杰和电商戴可杰”。

作为第三十代古法养生膏方传承人，老戴把桑葚膏这种深加工的模式应用到其他水果上。村里的其他果农也效仿他的做法，把橘子制作成精油出售，这样，整片地区的鲜果销售周期都拉长了。2015年，老戴获得了首届临海农村青年电商创业致富项目大赛一等奖。

眼下网店已经逐渐步上正轨，老戴的月销售额已有200万元，每天流量1000点，全靠口碑。老戴心里明白，喜欢传统食品、懂得养生保健、讲究吃得安全健康的客户大多还是在一线城市里，他的产品终有一天要“杀回”城市。

今年，老戴正在物色场地筹建厂房，进行批量化生产，让膏方走进药房，尝试和旅行社合作。如果有精力，就再开放膏药，做培训市场，搞创意农夫市集……老戴脑袋里的主意源源不断，这些都是在上海和宁波工作多年给他的灵感。

身在小地方，思想却开阔、自由，这是归乡青年与本地青年最大的不同。王习习也把目光投向外面的世界。她的“前卫”想法受到外地客人，特别是有海外生活经历的客人欢迎。他们喜欢她的简约风格，喜欢她设计的开放式厨房，配备的洗衣机和面包机。他们也喜欢和这个见识广博的漂亮老板娘聊天。

最近，王习习刚在贵阳买了一套别墅，大约200平方米，带车库和花园，楼下是贵阳最好的shopping mall，而房价只是深圳的十分之一。在她心目中，贵阳还有许多地方有待发展，但她在慢慢喜欢上这座城市，并同时在筹备第二家酒店。

程新皓也继续在云南进行着几个长期拍摄计划，包括《笑祖塔院》、《滇越铁路》、《苗族人》、《滇池东岸的村庄》和《莽人》。他所关注的并非“乡愁”一类煽情又浮于表面的主题，而是去地域性的“现代化”。

时间带来的疏离感早已让他深谙这种“回不去”变成了一种无根的乡愁，由此开始对当下之于空间的永恒发问。最终，他的作品或许会出现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所有能懂得欣赏他的艺术的大城市。

年轻人不断涌入一线城市，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人选择离开。他们对于城市的未尽如人意乃至糟糕之处，用脚投出了选票。

他们回乡，享受着二三线城市的种种便利，通过互联网拉近与一线城市的心理距离，获得优质资源。他们带着大城市的习气，过着与故乡若即若离的生活。他们毅然离开的那座繁华都市塑造了他们，也正在改变他们脚下的那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