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为了筹备新书《巨婴国》，心理咨询师武志红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小调查：“您所知道的经典巨婴形象有哪些？”在他看来，最经典的巨婴，当属宫崎骏作品《千与千寻》中汤婆婆的孩子。

网友们的回答五花八门：1.历史人物，如蜀汉后主刘禅、明武宗朱厚照、末代皇帝溥仪；2.影视形象，如美剧《生活大爆炸》中的谢耳朵、电影《活着》里的福贵、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3.文学形象，如贾宝玉和薛蟠（前者是好巨婴，后者是坏巨婴）、金庸小说中的老顽童周伯通（其实桃谷六仙也算）、张爱玲小说《花凋》里川嫦的父亲（书中形容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丰乳肥臀》里四十岁还在吃奶的男主；4.动漫形象，如日本导演今敏作品《红辣椒》片尾出现的巨婴、漫画家伊藤润二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坏小孩；5.现实人物，如凡事找妈的“我老公”、把自己比作蜂王的“我公公”，等等。还有网友提出，自称“宝宝”是不是也是现代人巨婴心态的一种体现？

综上所见，人们在使用“巨婴”一词时，多带有负面色彩。其实，我们可不可以用一种中立的态度去看待“巨婴”这一群体？正如网友提及贾宝玉和薛蟠时需要区分前者是好巨婴、后者是坏巨婴，巨婴固然有着幼稚、自大狂、担不起责任等毛病，也有着永远保持好奇心、童心不泯、反权威（比如《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勇敢说出真相的小孩）等正面意义。

巨婴是一个涵盖不同表现、不同价值观的族群，其中有一拨，天生自带“无害、无用、无污染”属性，不懂或不care人情练达、仕途经济，活在自己的世界和时间轴里。这样的巨婴，堪称当今社会的一股支流，尚属少数派。

“能在这个功利性的世界里，像个孩子那样活着，难道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吗？”

巨婴，国外心理学家称为Big Babies或King/Queen Babies，语义稍有不同：前者强调巨婴幼稚化的一面，后者则强调巨婴自大、自恋的一面（武志红定义为“全能自恋”）。与它相关的概念有Kidults（孩童化成人）、Grups（装嫩族）、Peter Pan Syndrome（彼得·潘综合征）等。这几个概念之间有着微妙区别，但有一点是共通的：“我不愿长大！”

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原型说”中，有一类原型称为“永恒男孩”（源自拉丁文Puer Aetemus，该词首次出现在古罗马史诗《变形记》中，称青春永驻的儿童神为“永恒男孩”），用以指称心理年龄仍停留在青少年甚至婴幼儿时期，同时对母亲极具依恋的人。荣格指出，和所有原型一样，“永恒男孩”身上积极面、消极面并存：积极的一面，“永恒男孩”呈现出儿童神所象征的新颖性、成长的潜力和未来的希望；消极的一面，“永恒男孩”拒绝成长，拒绝迎接人生的挑战。

在武志红那条微博下，有网友指出，在中国文学形象中可以与“永恒男孩”原型相对应的是老顽童周伯通，他身上兼具道家返璞归真的孩童与拒绝长大、不敢独立、不敢负责的“巨婴”这两种人格。

周伯通的赤子之心，得到了金庸的肯定。在《射雕英雄传》的结尾，黄药师说道：“老顽童啊老顽童，你当真了不起。我黄老邪对‘名’淡泊，一灯大师视‘名’为虚幻，只有你，却是心中空空荡荡，本来便不存‘名’之一念，可又比我们高出一筹了。东邪、西狂、南僧、北侠、中顽童，五绝之中，以你居首！”

而他的好玩，更令人印象深刻。知乎用户林二分析道，周伯通的会玩，以左右手互搏为标志，只有爱玩的孩子才能想出这种玩法；有人说他在感情上是渣男，但他在男女之事上，始终是小孩心性，见了瑛姑就逃，后来相见时，问瑛姑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孩子脑袋上是一个旋儿还是两个旋儿。“放到现在，没有人会这样度过一生。我们都被要求有专长、有特点，遇到事情之后，拿得出创新见解的人才是精英。周伯通若不是被其他高手推举，也许不会登上那么高的位置。登上了之后，也号令不了群雄，成不了意见领袖。这样的人，如果在我们身边，要被加个标签——没有帮助。”但是，“他快乐呀，能在这个功利性的世界里，像个孩子那样活着，难道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吗？”

“我今天悠然自得，何必自卑地去尝试那些经验而折磨自己呢！”

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笔下的“高等游民”，则是“无害、无用、无污染”的典型例子：他们在经济上有所依附，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不需要任何社会职业也能活得很好。

“高等游民”一词首次出现在夏目漱石小说《春分过后》中。小说中，松本恒三自称“我是个地地道道的游民”，和那些对社会有要求的人比如田口，就不是自己这种“高等游民”。小说主人公须永表示，松本之所以成为“高等游民”，“是沾了财产和年龄的光，是幸亏有了点学问、见识和修养”。须永自己又何尝不是？正是有了经济基础，高等游民才得以超然于社会之外，以旁观者身份出现。

夏目漱石本人不算高等游民，但他的小说中，却不乏此类形象。《从此以后》中的代助，被描述成一个“生来就对万物抱有怀疑的直率和敏锐的人”，父兄为实业家，他本人大学毕业后衣食无忧，年届三十仍不愿工作（简直就是太宰治嘛），基本丧失了社会属性，因此可以尽情吐槽：他不愿工作是因为对社会不满，“这不能怪我，要怪社会，是日本对西洋的关系决定着我不能有所作为……”还有，以前“爱为别人哭泣”的他渐渐流不出眼泪了，“这倒不是说现代社会不要眼泪，而是现代社会的精神是不许人们哭泣，肩负着西方文明的重压，在剧烈的生存状态中喘息着，挺立着，并真正为别人而哭泣的人，代助至今未碰到一个”。这种超然的旁观者角色，无疑是一个社会所必需的。

代助的不入世，可以说是一种逃避，也可以说是对社会的一种不满和反抗。他是以自己的批判精神为傲的。高傲、内心强大的他认为自己不会轻易被社会降服：“我今天悠然自得，何必自卑地去尝试那些经验而折磨自己呢！”在坚持自我和服从社会规则之间，他当然选择自我。最后他放弃高等游民身份，也是因为坚持自我：他拒绝了父亲为他找的白富美，而是顺从自身的情感，跟初恋三千代结合。

到了当今的日本，则产生了互联网时代的新高等游民。日本作家三浦紫苑的“真幌站前系列”中，被多田收留的行天，就是一个常人难以理解的奇葩男：他没有父母、没有家庭，甚至没有性经验，更谈不上存款。“那些人没有面子好维护，也没有财产好保护，除了‘顺理成章’之外，找不到别的行动原理。”这是行天的夫子自道。多田则这样表示：“就算面临外星人入侵，全世界的人都恳求说能拯救地球的只有你了，请为我们战斗吧，但只要没那份心情就会断然说‘不要’的，大概就只有行天了。”

外面的世界，跟他们无关。正如村上春树作品《挪威的森林》中男主渡边所说：“我觉得自己周身仿佛紧紧贴上了一层薄膜。由于薄膜的关系，我无法同外界相融无间，而同时他们的手也无从触及我的皮肤。我本身固然软弱无力，然而只要我处于这种状态，他们在我面前也同样无能为力。”

“长大有什么意思呢？聪明得像个严丝合缝的笨蛋。”

在刚刚闭幕的上海电影节上，导演李安的一番话让人们恍然大悟：原来他也是“巨婴”啊。他表示，对于年轻的电影工作者，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他们长得太快，不要拔苗助长，而是让他们自然生长。他自己则是36岁才开始导戏，“现在回想起来，我蛮感恩自己是一个晚熟的人”。“我现在60多岁了，摸摸良心，还是个小孩。医药很发达，大家都能活很长，到七八十岁还能工作，急什么呢？”

儿童和成人的区别，就在于好奇心和想象力。身为成人，却有着一颗赤子之心（明代思想家李贽称为“童心”，认为“童心”即“真心”“本心”），因此有了一种反差萌——这正是巨婴型人物迷人的原因之一。

如何保持童真？采访过艺术家马良的记者邢人俨写道：“我试着归纳出马良如何保持童真的法则。他不必读过很多童话，不必玩过很多玩具，不必被很多人宠爱过，但他曾拥有过一个完整的只属于自己的世界，一些只有自己知道的秘密，干过坏事，受过委屈，拿手背偷偷抹过眼泪。最后，他年纪渐长，却离童年越来越近，并不是因为他记性太好，而是因为，那就是他最想回到的地方呀。”

马良著有《人间卧底》，在书中他说道：“如果我现在告诉你，脱下外套，把后背穿前面，纽扣扣后面，你就能马上回到童年，你会那么干吗？当然不会，所有无趣的成年人都不会这样干的。”马良选择不当无趣的成年人。朋友柏邦妮评价他，“长得像《阿拉丁神灯》里的神灯巨人，其实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天真、很容易流泪，又很容易好奇、冲动、感动的那样一个小朋友”。

学者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指出，西方的存在主义者认为，一个人只有摒弃所有社会角色，并以“自我”为基地，他的“存在”才开始浮现，否则就成了没有自己面目的“无名人”；中国人则认为，“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他是所有社会角色的总和，如果这些社会关系都抽空了，“人”就不复存在。在这种对“人”的设计下，孤零零的“个人”在中国社会就成了很难设想的事物，没有得到“人伦”关系的“定义”，他总是给人“未完成”的感觉——“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孤男寡女”都带有贬义。因此，在坚持自我和服从于社会规则之间，多数人选择了遵从规则——至少自己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就好像买了保险一样令人安心。

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就死去了，因为他们不过是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一些人则保有自由的灵魂，越活越年轻。这个无情的世界，需要“热情的蠢货”（马良语），“长大有什么意思呢？聪明得像个严丝合缝的笨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