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逄小威去年受邀到德国萨克森州进行一个拍摄项目，在那里，他印象最深的是德累斯顿这座德国东部城市。和柏林地铁里随处可见的烟头以及伦敦丑陋灰暗的可怜民居不同，德累斯顿在逄小威眼中几乎可以算得上完美无缺：这座城市体面得不可思议，没有像布鲁克林这种“大城市中的贫民窟”，想看到一个愁容满面或怒气冲天的人有如大海捞针。

德累斯顿曾被炸成废墟，现在的它是一座崭新的古城。

几十年前，德累斯顿还是一个被摧毁的、没有希望的废墟。1945年2月13日至15日，英国和美国空军联合发动了针对德累斯顿的大规模空袭，先后投下3900吨炸弹。在轰炸中，1600英亩面积的城区被毁，超过2.5万名市民丧生。英国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泰勒曾说：“德累斯顿被毁具有史诗般的悲剧性。这座象征着德国巴洛克建筑之最的城市曾经美得让人惊叹。而纳粹期间，它又成为德国的地狱。”

直到1990年德国统一之后，德累斯顿才开始了漫长的重建计划。德国人的严谨和精确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甚至对那些废墟和碎片做了编号，以便在修复时达到绝对的精准。基本上，德累斯顿现在就是一座崭新的古城。这正是逄小威不论走到哪里都觉得这座城市完美的原因。“居民的住宅楼都是美的，那种优雅安静让人震撼，人和自然、树林、草地之间的空隙和密度都让人舒服。所有一切都是经过人用心设计的，包括一个台阶都是。”

逄小威作品中的德累斯顿宁静祥和，建筑美轮美奂，沉默地矗立在城市的各个地方，大自然有序而严谨地穿插在人造物之间，和谐得令人不解。就像一个在自家小院晒太阳的老人，多少缺乏一点杂乱无章的勃勃生气，有一小撮旅行者甚至会抱怨这座城市就像机器一样精准和无瑕，很难让人产生人性层面的共鸣。

除了城市景象，当地人也让逄小威感到意外：“去了那么长时间没有看见一次交通事故，有一次拍易北河的时候，拍着拍着听见身后‘咣当’一声，俩车碰了，因为前车后车都在看我拍照片，这两个人就慢慢等警察，最后竟然坐到一个车里聊天，就和朋友一样。我在中国还没见到过。”

在逄小威看来，德累斯顿人完完全全处于一种安详之中，他们“平和，善良，没有狰狞的面目和浮躁”，终日沉迷于展览、音乐会、博物馆。而那里最好的建筑，不是商业机构或政府机关，而是美术馆、博物馆，“完全是艺术伴随着生活”。

不调动拍摄对象，而是让他们“自说自话”。

和一些摄影师不同，逄小威的拍摄手法非常“文明”，给路人拍照片时，他会事先征得同意，甚至还要签一份许可协议，才开始拍摄。“这没办法，你不能偷拍，路人也是有肖像权的，要尊重这件事情。我这么多年的拍摄，已经习惯了提前和对方打招呼，我也知道很多纪实摄影师，他们没办法在征得对方同意之后拍摄。”逄小威认为，一味地抓拍可能会使照片的品质和构图受到损害，他不认为这种拍摄手法会使拍摄对象有扮演和失真的成分，但他承认自己反应不够快，也是放弃抓拍的原因之一。

尽管作品中“摆拍”痕迹明显，但逄小威不以为意，他仍然把尊重拍摄对象放在压倒性的重要地位。他曾经给110位中国电影人拍照，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模式。“我过去在拍艺术家的过程中，是不提要求的。我不调动对方，不希望他因为调动改变。但其实我在拍他之前，他一定是有准备的。比如我拍章子怡、姜文，他们会问我有什么要求，在哪拍，化妆吗，穿什么，到哪去。我会说在您最方便的时候和最方便的地方，比如家里或者工作现场，前后大概也就15分钟。”

最终，这110位电影人的面孔如同身份证头像一样格式统一，但逄小威认为这反而能够道出一切，“每一个人气质精神上的不同，才是区隔这些照片的关键”。的确，没有人会看不出来章子怡和范冰冰的区别，就像姜文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和张艺谋气质雷同一样。逄小威通过这种最简单甚至最省事的方法，也就是不对拍摄对象加注任何修饰，并自行舍弃主观判断，最终轻而易举地将一个人自身的样子呈现出来。

这种拍摄方式无疑在德累斯顿也行得通，并使得拍摄对象“自说自话”。他拍摄了一位年长的修女，她双眼直勾勾地凝视着镜头，露出微笑。如果只是随便一瞥，会觉得这没有什么可多想的，她就是那样一位符合她身份的、圣洁的、心无杂念的修女。但有心者会看出一些端倪，比如她眼中埋藏的欲望，而这种欲望被精心掩饰之后更显出一丝狡猾。此时，她脸上的微笑让人背后发凉，完全可以看作某种意味深长的坏笑。但任何人对此都无能为力，她身上的修女服赋予她一种不言自明、先入为主的权利，即她就应该是“好”的，而他人的妄自揣测都应该遭到谴责。

犹如天堂的德累斯顿并不平静，“德累斯顿轰炸”至今仍然备受争议。

在《五号屠场》中，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表达反战姿态：“这些德国人与那只狗正进行一种军事行动。行动的名称很可笑，但一目了然，很少有人详细描述过人类的这一伟业呢。这名称一旦作为新闻或历史报道出来，就会给战争狂们一种同房后的快感。在战争迷想象中，这似乎是人们在性交以后所进行的既舒坦又稍带倦意的调情。这种军事行动名曰‘扫荡’。”

冯内古特进一步讽刺了战争的性质：“历史以其庄严的篇章告诉我们十字军参加者只不过是些无知的野蛮人，他们的动机纯粹是执拗和偏见，他们的道路布满了血和泪。但另一方面，传奇文学却夸大了他们的虔诚和英雄主义，用最热烈而激情的色调描绘他们的美德和高尚行为，描绘他们为自己赢得的不朽荣誉和为基督教做出的伟大贡献。”

不可否认，这样的描述适用于相当一部分战争——尽管“动机纯粹是执拗和偏见”，可战争并非总是会遭到谴责，奇特的是，这种野蛮而血腥的行为经常被赋予一种正当性和英雄主义，似乎是“不得不做的”“非要如此不可的”，并且还是“荣耀的”“具有永恒意义的”。

《五号屠场》最重要的议题——德累斯顿轰炸，时至今日仍然备受争议。对于一个美国作家而言，这场轰炸难以讲述，原因是同盟国计划尽可能多地炸死德国平民，而且他们成功做到了。据保守估计，这场空袭共造成13.5万人死亡——远超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冯内古特在一次接受采访中说：“当初我们参加这场战争时，本以为我们的政府是尊重生命的，注意不去伤害平民和类似事物。德累斯顿没有战略价值；它是个平民城市。然而，同盟国轰炸了它，直到它被烧尽，化为废墟。然后他们又撒谎掩盖事实。所有这一切都令我们相当吃惊。”

从很多方面来看，逄小威眼中犹如天堂的德累斯顿似乎并不平静。对于德国——战败国政府而言，该如何对待战争所带来的“受害者记忆”，成为一件颇有争议的事情，因为它多少有点不那么“理所应当”。今天，相当一部分德意志人对于“德累斯顿轰炸”仍然无法释怀。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孟钟捷写道：“《新德累斯顿·新德国》提醒民众：‘如果今天有人问起从前纳粹党的成员和其追随者的责任时，应当带他去看一看德累斯顿这座化为无数瓦砾的城市。’东德时期，宣传部门把德累斯顿与广岛、长崎并列，以此控诉美英等西方国家‘对法律和人类尊严的攻击’。德国极右翼势力甚至在2005年德累斯顿轰炸60周年纪念日当天组织了6500名新纳粹分子游行。”五年之后的2009年2月14日，为纪念德累斯顿遭轰炸64周年举行的“抗议新纳粹游行示威”上，新纳粹分子对反纳粹示威者进行了攻击；而到了2010年的65周年纪念日，新纳粹分子、极左青年组织、德累斯顿警察、联邦防暴特警则在街头混战。很显然，对于“德累斯顿轰炸”，德国民众仍然有着五花八门的立场，并且这种对抗仍会持续。

另一方面，德国政府保持了理性和克制，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在1985年5月8日的著名国会演讲中认为，德累斯顿轰炸的根源在于“战争之肇始和发动战争的那个极权统治的发端”；左翼政治家居西这样描述这次死伤惨重的轰炸事件，“我们绝不能忘记，当年英国和美国所进行的是自卫战。只有德国是侵略者”；英国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泰勒则认为，“德累斯顿轰炸事件是一个带有惩戒意味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