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眼，“港怂”徐天成已在北京“漂”了十年。

十年前刚到北京时，他问身边的朋友：“你们管香港人叫什么？”

“港……算了，就叫你丫‘港怂’吧。”

他起初不明就里，后来才得知“怂”字之意：胆小、怕事、窝囊。他并未生气，此后也乐得以“北漂港怂”自居：“如果这些词能为自己的生活加一点‘京味儿’，貌似也未尝不可。”

2006年至今，他在北京搬过四次家，足迹遍布这座城市的十四区两县；他自诩“京城通”，为你指明望京片区的每处商业地标，告诉你国子监旁的新加坡菜馆正宗，教你分辨川办餐厅的新馆与旧馆有哪些菜品差异；他已习惯用“回”北京、“去”香港这样的措辞来显示对前者的归属感，尽管他是个地地道道的“香港仔”。今年他以《我们香港这些年》为名出了本书，希望用文字留住狮子山下的“香江回忆”，也留住那些不为内地人所知的“香港人情”。

“编年体”叙述风格，拼凑出一本港仔记忆中的“香港微年鉴”。

徐天成至今还记得那辆童年时的儿童三轮车。上世纪80年代初，他总是踏着这辆车，沿着铜锣湾社区的洋房走廊溜来溜去。“那时香港和现在一样，大家住得超挤。经过一些旅店时，偶尔会看见一些大哥哥大姐姐匆匆进出，长大了才反应过来，他们是去开房啦。”他眨了眨眼笑着说。

自1841年香港开埠起，铜锣湾发展迅猛。等到1977年徐天成出生时，这里已经是港岛的购物天堂。徐天成记忆中的香港，始自那个广纳来客的铜锣湾：在一幢60年代建造、10层高的洋楼里，他和父母以及两个姐姐“蜗居”在一户60平方米的三房公寓里。每次进电梯，个子不够高的他总爱把1至10楼的“车立掣”（电梯按钮）摁遍。然后，“回家免不了挨妈妈一顿打”。

“挨打”这样的糗事虽说免不了，回想起来毕竟让童年回忆变得丰富立体；不过他小时候最爱的还是逛茶楼、叹早茶，“食虾饺、刨马经（读马报）”。与小伙伴一起扭计骰（魔方）、玩摇摇（溜溜球）的日子总是令人难忘，而在马经赌客的叫喊声、点心车的叫卖声、咨客的招呼声、侍应放下碗碟的碰撞声等汇集成的民间交响乐中，让他知道“香港茶楼，芸芸众生”。

给内地游客留下“购物天堂”感受的铜锣湾，早在80年代便充斥着服饰、电器、首饰盒、唱片店铺。“大家都知道莎莎，当年它的创办人兼女老板郭罗桂珍，就是我家楼下起家的。”徐天成难掩得意，还不忘补一句，“不是给它打广告哈。”

关于铜锣湾的这些童年细节，以及对于香港的城市记忆，都一一被他记录在书中。翻开目录，从1977年至2015年，他以“编年体”叙述香港发生的大事，拼凑出一本港仔记忆中的“香港微年鉴”。

陆港之间有些矛盾，但归根结底是彼此沟通不够。

“你们香港人说话，干吗时不时飙个英文单词？！”

徐天成先是一怔，随后咧嘴坏笑。“装×呗。其实很多香港人讲话都不冒英文词哈，我就完全不care（不在乎）。”

台下哄笑。

5月22日，他来到广州联合书店，为新书造势，也为香港这座城市祛魅。坐在台上拿起话筒，他对台下的听众直言“自己聊天尺度很大”，今天过来“聊聊天，吹吹水”，希望大家“不吝赐教”，末了他舒了口气，“卒之嚟到一个讲粤语嘅地方”（终于来到一个讲粤语的地方）。

有人问：“怎么看待香港电影的没落？”他笑笑说：“香港人都来内地拍电影了，你觉得香港这样一个空城还能像以前一样吗？”有人问：“香港目前学术环境如何？我家小孩去那边上学你看如何？”他板起脸：“他喜欢就好了。年轻人还是要自己做决定。学术环境？我没那么高端专业，恕难回答哈。”有人一连问了三个“敏感”问题，他愣了半天：“呃……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不过最后他还是一一说出了看法。

讲座期间，内地与香港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被多次提及。而在广州讲座开始的前一天，徐天成发了条微博：“当评论自由行对香港的影响时，我常常提醒自己由于长期不住在香港，不能第一身感受自由行对香港市民的负面影响。我们不能光看自由行对香港经济的好处而忽略坏处。”

对于陆港关系的看法，久居内地的徐天成认为自己还是有发言权的。大学毕业后，他前往英国留学，之后返回香港做律师。偶然的机会，他被派往北京公司，之后开始了十年的北漂生活。作为一名常年行走在内地的香港人，徐天成对于二者关系有自己的见解。“隔阂肯定存在，就看双方如何彼此看待。”为此他在书中用不小的篇幅讲述“一国两制”背景下的陆港故事：《从“阿灿”到“港灿”》《香港—北京交流团》《陆港矛盾》《港眼看北京》……

“我尊重每个人自由表达的权利。陆港之间目前有些矛盾，但归根结底是大家彼此沟通不够。我希望有更多香港人来内地，在了解内地的真实情况后，把香港的想法和感受带给大家；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去香港看看（突然话锋突变，‘大家应该去了很多次了’），告诉香港人你们是怎么看待这座城市的。”

“左手拿热饮，右手擦鼻血，即便这样，北京我还是没来错。”

有次出差外地，席上客来自天南海北。突然有人问：“哪些朋友来自北京？麻烦举个手。”

徐天成下意识地举起手。“但后来一说话就露馅了，就我这港普，还敢自称来自北京？！”事后他大笑打趣道。

2006年国庆节，徐天成来到北京工作。在这前一天，他刚刚在香港宣誓成为正式律师。“我耐不住性子，总想去内地多走走看看。”而当香港公司提出北京分公司有职位空缺，徐天成第一个报名。

“哪怕是一串冰糖葫芦、一瓶用瓦罐装着的蜂蜜酸奶，或者是四合院门前一对写着‘如意’二字的门当，对一个香港人来说，都是很特别的东西。”在《港眼看北京》中，徐天成这样写道。

“来北京的第一感觉就一个字：干。比我钱包还干。”虽然气候干燥的北京让香港仔徐天成不适应，但他还是愿意在香港不可能见到的银杏树下体会帝都的诗情画意。“左手拿热饮，右手擦鼻血，”徐天成说，“即便这样，北京我还是没来错。”

“我现在住望京一座公寓，宽敞明亮，这是在香港时从来没有过的。”香港土地寸土寸金。每当身边的内地朋友谈起北京的高昂房价而黯然神伤时，徐天成总会戳戳对方：“哎，考虑一下香港人的感受好不，这种房价在我们香港来说很平常啦。”

“北漂”一说，于他而言更像是另一种生活体验。透过北京，他回看和重新审视香港；回忆香港，又能更客观地看待北京。“北京当然有优点也有缺点，香港也很多毛病。我既然如今生活在北京，就会学着包容它。每次有新相识的朋友从香港来，我都会热心地问他们在北京生活得怎样。如果说好，我会很高兴，仿佛为自己的家人长脸；如果说不适应，我会追问为什么，然后分享一点在京生活的小智慧。”

我们不要妄想一朝飞黄腾达，而是宠辱不惊，迎接下一个高峰的到来。

2010年年底，徐天成读到廖信忠的《我们台湾这些年》。同样生于1977年的台湾青年廖信忠以编年体形式写了这本风靡大陆的畅销书。

“我边读边想，他写台湾，我也可以写香港啊。”2011年6月，他开始动笔。通过查询《香港年报》等资料，于2012年年底完成初稿。“写得很慢，但我足够用心。”

对于出书，徐天成有自己的原则。“在内地出版一本关于香港的书，这确实有点敏感。实际上，我在写时就有一些自我审查。”久居内地的他懂得拿捏书稿的尺度，但他有自己的底线：“出版社的编辑可以删稿，但绝对不可以改我的原话，这是底线。”

2016年3月，《我们香港这些年》终于面世。这本只在内地出版的个人回忆录，有没有香港人读过？徐天成表示：“这只是我的一个私人回忆，供内地朋友阅读交流。每个香港人对香港的态度和感情都不同。我写这本书不是要代香港人立言，那太宏大了。我只愿意写一点个人回忆性质的小文字，让内地朋友看看我眼中的香港是什么样的。”

他把这本书给家人看。据说，“徐妈妈读了两遍，然后哽咽落泪，觉得儿子多年在内地打拼，非常不易”。

在5月22日的广州讲座现场，当被问及是否会效仿廖信忠，再写一本《我们香港这些年2》时，徐天成表示暂时并无这种打算。但他认为这本书“是个未完的故事，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家乡”。

“媒体都说香港现在没落了，这座城市快死掉了。你感同身受吗？”有读者问他。

台上的徐天成愣了一下。这让他不自觉地想起他曾参与写作的一本书：《北漂十记》。

2013年，香港媒体人卢燕珊把自己对十位在内地的香港人的访谈集结成书，取名《北漂十记》。徐天成作为十人之一，写了篇文章《港怂与北漂——记一个在京香港人“理解的胜利”》。在文末，他写下这样一段话：

“TVB有过一句经典台词：‘The city is dying,you know?’（你知道吗？这城市正步向死亡。）但身在北京的我想跟大家说的是：‘The city is alive and kicking，you know?’（你知道吗？这城市激情活力。）我们其实很美，美得令人嫉妒；我们又那么渺小，自信不足或者沉不住气的话，只会自己吃亏。回归以来的挫折，不应该令香港人失去自信，而应该让大家更成熟、更踏实。从此，我们不要妄想一朝飞黄腾达，而是宠辱不惊，迎接下一个高峰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