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中学女教师顾少强去年写在辞职信上的这十个字，代表了无数人的心声。后来，顾少强并没有去看世界，而是选择结婚、在成都定居，还开了间客栈。有些人表示失望——潜意识里，他们希望顾少强能完成自己完成不了的环游世界的梦想，因而不能接受她像多数人一样回归日常。

也正是这些人，会对韩寒电影《后会无期》预告片中这段话表示共鸣：“旅行者1号，1977年发射，经历了36年，终于冲出了太阳系，进入外太空的星际空间。它这样孤独地漂流，只为了去未知的世界看一眼。有些人一辈子缩在一个角落里，连窗外都懒得看，更别说踏出门。你们的偶像都是明星，而我的偶像是一颗卫星。”

而暴击来自片中的这句对白：你连世界都没有观过，哪来的世界观？

“目的地其实并不重要，他真正的愿望其实是想离开现在的地方。”

和日本作家新井一二三一样，被称为“女版村上春树”的作家角田光代也有着“独立，从一个人旅行开始”的经历。

孩童通常会把自己生活的地方视为全世界，渐渐地，通过看电视、看书和在学校的学习，知道世界广大，还有很多在自己认知之外的遥远的地方。角田光代直到上大学才意识到，世界不是自己所在的“这里”——她甚至不知道四国在哪里，让来自四国的同学大为光火。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的她，决定一个人去千叶旅行。对她来说，这次两天一夜的短途旅行，是进入“世界”的入口，因为，她终于离开熟悉的环境，向未知进发。

角田光代把自己后来迷上旅行的原因，归结于“太晚认识世界”。“如果我能像其他聪明的小孩一样，早一点通过小说、电影、饼干、音乐、历史、地理，认识世界之广之大，并无尽绵延于外的话，也许就不会如此执着于旅行这件事。因为凭借接触那些事物，就能认识世界。可惜我错过了，所以只能实际踏出自己的脚步，才了解‘噢，原来这地方真的存在’。”

2012年，新井一二三在北京大学做了一场分享会，题目正是“寻找世界的入口”。有读者表示困惑，说自己还没有找到那种“找到世界的入口”的感觉，新井一二三的建议是：出国。“可能等你出国，去一个不同的国家，离开平时生活的环境，去一个全新的、陌生的环境，认识跟你属于完全不同文化的人的时候，你忽然就会发觉，原来这个世界除了我们的价值观念以外还有不同的价值观念，除了我们习惯的看法以外，还有不同的角度、看法。”

诗人波德莱尔则把旅行者逃离日常生活的迫切表现得淋漓尽致：“任何地方！任何地方！只要它在我现在的世界之外！”英国学者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一书中写道：“波德莱尔有时梦想着旅行到里斯本，那里气候温暖，他会像蜥蜴一样，躺在太阳下便能获得力量。然而，他又想，也许在荷兰他会更快乐。接下来，他马上又想为什么不是去爪哇、波罗的海，甚至为什么不是北极，在那里，他可以在极夜的黑暗里观察彗星是如何划过北极的天空。目的地其实并不重要，他真正的愿望其实是想离开现在的地方。”

“旅行是典范的‘经验’，是直接而真正的经验的模式，它改变了旅行过的人。”

“旅行中没有愉悦，我把旅行当成一次精神考验……旅行，就像一次伟大而严肃的科学实践，带领我们找回自己。”

美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里德（Eric J. Leed）在论著《旅行者的心灵》（The Mind of the Traveler:From Gilgamesh To Global Tourism，1991）的开头，引用了阿尔贝·加缪这句话并作为整本书的纲领。在此框架下，他拓宽旅行的定义，甚至将旅行的隐喻延伸到人类的整个历史：在历史的黎明时光，人类就是迁移的动物；而文明史所记录的，正是流动、迁徙和殖民的故事，是人类群体适应不同地方、融入自然环境并创造“家园”的故事。

艾瑞克·里德在书中追溯那些把旅行与人类经验联系起来的词语的语源学根源：在印欧语系中，旅行（travel）和经验（experience）紧密关联。experience的词根是per，意思是“尝试、试验、冒险”；而per的第二层意思指移动：per的哥特式同语源词是fern（far，远方）、fare（费用）、fear（恐惧）、ferry（渡船），另外，德语中表现经验（experience）的词是erfahrung，为古高地德语，意为“旅行”“出发”“漫游”。他的结论是：“旅行是典范的‘经验’，是直接而真正的经验的模式，它改变了旅行过的人。”

法国作家福楼拜在始于1849年11月的埃及之旅中，厘清了对于“东方”的误读。时年28岁的他，仿照早他半个世纪到访埃及的拿破仑的做法，尽力融入当地的生活。他学当地的语言，把自己打扮成当地人模样：穿着努比亚人的白色棉衫，上面缝着一些红绒球；剃光头发，蓄须，戴上土耳其式红顶帽。他甚至有了一个埃及名字——阿布-尚纳卜，意思是“胡子之父”。

他在给母亲的信中陈述了埃及之行带给他的收获：“你问我，我所眼见的东方是否同原有的想象相符。是的，是相符的；而且超乎我的想象，这里的一切极大地扩展了我先前对东方的狭隘观念。以前对东方的一些模糊不清认识，现在都变得具体清晰起来。”

福楼拜从年少时起，就坚持认为自己不是法国人。他提出一种新的方法来确定一个人的国籍：不是按照一个人的出生之地，而应取决于他所喜爱的地方。“我敢肯定我生在别处——我一直都有一种对飘香的海岸和蔚蓝的大海的感觉，像是记忆，或者说是直觉。”他对外面的世界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我常有一种冲动，想为我所遇上的人编故事，强烈的好奇心迫使我想知道他们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我想知道他们的职业、他们的国籍、他们的姓名；我想知道他们此时此刻在想些什么，他们生活中有何遗憾，他们的期求又是什么。我还想知道他们曾有过怎样的恋情，而现在他们的梦想又是指向何方……”而那次七个多月的埃及之旅，使得一个新世界为他打开。

“我们怀着谦卑的态度接近新的地方。对于什么是有趣的东西，我们不带任何成见。”

学者约翰·乌里有一个观点：旅游产生于日常与非凡的二元划分，有很多途径可以建立这样的二元分立。基于这个认识，他试图区分两种旅游者的凝视：一种是“浪漫的凝视”，它使每个人“通过某些途径使自然神圣化”，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制，有助于旅游向全球扩张。因为浪漫地寻找常新的目标，浪漫的凝视几乎把全球所有国家都拖入它的视野范围”；另一种是“集体的凝视”，这种方式使得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他者成为必要——正是由于大量游客的存在才造成某处景点的成功。

对于旅游这种“现代的发明”，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表示不满。1862年，英国旅游代理商托马斯·库克率先开创了一周时间内乘火车游遍欧洲的行程，不乏有为这个时髦玩意儿沾沾自喜的人。约翰·罗斯金批评道：“我们在旅行时，如果放弃每小时走100英里，从从容容地行进，或许会变得健康些、快乐些或明智些。……真正珍贵的东西是所思和所见，不是速度。子弹飞得太快并不是好事；一个人，如果他的确是个人，走慢点也并无害处，因为他的辉煌根本不在于行走，而在于亲身体验。”

如何记录旅行时那种“我曾在这里，我看见了它，它对我很重要”的感受？仅仅拍照是不够的，阿兰·德波顿甚至认为，拍照会让人变懒，因为在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也就意味着你放弃了对事物的更深层的探索。他认为，有一种标准可以衡量我们在旅行中是多么习惯于对细节的疏忽：如果我们停下来注视一地的风景，停留时间约为完成一幅素描的时间，那我们将被认为是反常的甚至是危险的。“十分钟敏锐的专注是描画一棵树所必需的，然而最好看的树也很少能让路人驻足一分钟。”

《纽约客》记者欧逸文曾跟随一个中国旅游团，进行了一次欧洲跟团游。和19世纪的一周欧洲火车游项目一样，中国人的“欧洲五国十日游”或“欧洲十国十四日游”也很有效率。在报道中，欧逸文写道：“我自己都惊讶，我还挺享受这种高效率旅行的。”他自然而然地将中国和美国游客进行比较，“中国游客相比美国游客，侵入性肯定更小。我们的导游没有用到喇叭，他在吵闹的环境里会说得大声点，但那也不超过正常的范围”；他还发现，当中国导游预告“我们的早餐基本就是面包、冷火腿、牛奶和咖啡”时，旅行车里出现了片刻沉默。而以前美国游客对“黄油炖出来的”的法国菜和“只有一些可怜兮兮的咖啡、巧克力和面包”的早餐同样不满。

听上去确实不那么“高级”，但至少，走出去，是抛弃“成见”的第一步。“我们怀着谦卑的态度接近新的地方。对于什么是有趣的东西，我们不带任何成见。我们也许会让当地人感到不解，因为我们在马路上或狭窄的街道上，欣赏那些他们认为有些奇怪的小细节；我们冒着被车辆撞到的危险，是因为我们为一座政府建筑的屋顶或刻在墙上的题字所吸引……”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中这段话，说的就是旅行的心境，而这种心境，需要学习，需要历练。

纳博科夫说：“长期以来，我们用种种现成的观念来武装自己，我们持着‘一般观念’那破烂不堪的护照，洋洋自得地从一个无知领域跑到另一个无知领域。”这段话的精妙之处在于，他说的似乎是一段旅程，同时又是一种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