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鲁迅本人并不抗拒咖啡，他也频频光顾位于上海四川北路的公啡咖啡馆。

我老婆在南宁开了一间名叫“我在”的咖啡图书馆。她认为这个名字很有创意，只是快递员不这么认为：“我知道你在咖啡馆，店名叫什么？”我老婆对这种不解风情的笨蛋不堪其扰，说：“要不，咱们改名叫‘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

我老婆是很有文化的，这句话是鲁迅的名言。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写过，吃完饭，茶房端上咖啡，鲁迅向正在搅咖啡的许女士看了一眼，对她说：“密丝许，你胃不行，咖啡还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罢！”由此可知，周先生在别人喝咖啡的时候也是不工作的；不但不工作，还把老婆的咖啡喝了。此外，《鲁迅日记》亦有多次关于咖啡的记载，不过打了马赛克，写作“加非”。

咖啡进入中国后有多个译名。1909年，上海美国基督教会出版的《造洋饭书》译为“磕肥”，此后又译高馡、加非、考非、咖啡、珈琲等，“加菲”这个译名大概是猫屎咖啡专用的。据《鲁迅日记》，鲁迅第一次喝咖啡是1913年5月28日，“下午同许季上往观音寺街晋和祥饮加非”。第二年1月10日，“午与齐寿山、徐吉轩、戴芦苓往益昌食面包、加非”；同年12月7日，“午后同齐寿山出饮加非”；1920年6月26日，“午后往同仁医院视沛，二弟亦至，因同至店饮冰加非”；1930年2月16日，“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加菲”。这说明周先生不但喝咖啡，还喝出了花样，冰咖啡和高价猫屎“加菲”都尝试过。而且几乎都在下午喝，“别人工作的时间我都用在喝咖啡上”。

《华侨在沪创办咖啡厂》一文提及，民国进口咖啡豆“以荷属东印度公司输入为多”。荷属东印度指1800年至1949年荷兰人统辖的印度尼西亚，产罗姆斯达豆。这种咖啡豆酸性极少，苦味强烈，适合做拿铁。个人推测鲁迅喝的咖啡应以拿铁居多——世人皆知周先生身体是能够挤出牛奶的，当然，前提是咖啡馆有草坪。鲁迅经常光顾的是一家白俄商人开的名叫“公啡”的咖啡馆。“公啡”应为俄语“咖啡”（кофе）的音译，公啡咖啡馆即咖啡咖啡馆。夏衍的《懒寻旧梦录》说左联开会时，“地点几乎固定在公啡咖啡馆二楼一间可容十二三人的小房间”。这家位于上海四川北路的咖啡馆，咖啡座是最普通的四座火车厢式，杨纤如回忆说，“巡捕房包打听就不太注意，比较安全”。

筹划革命以外，鲁迅在咖啡馆还接待过柔石、夏衍、周扬夫妇、萧军和萧红等人。《新民晚报》记载：“白俄人开设在四川北路的一些小型咖啡馆价格便宜，取费较低廉，吸引一些外国难民和中国学生、作家的光临。”遗憾的是，当年这份报纸并没有详细的价格介绍。据上海档案馆馆藏《上海市西菜咖啡商业同业公会历次全体会员大会会议记录》《上海风土杂记》对高档咖啡馆的介绍，“康生及沙利文的咖啡馆，大抵咖啡每客六七角”。而据1928年国民政府税则委员会对当时上海工人的收入与支出调查，“1927年11月至1928年10月，一个家庭的月收入平均为32.8元，支出则是32.5元”。公啡咖啡馆属于低端消费场所，大概只要高端同业四分之一价格即可。

对鲁迅而言，价格根本不是问题。据《鲁迅日记》，鲁迅从1912年到教育部任职至1936年去世，24年中总收入达12万多银元。换算下来，可以买68万杯咖啡。民国文坛上的周先生是声势烜赫的，当年他在公啡出现，粉丝云集，周先生站在二楼挥手：“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药》《药》切克闹……”这，就是1930年代在上海咖啡馆的鲁迅。

《鲁迅日记》记载，鲁迅最后一次喝咖啡是1930年6月5日，“午后同柔石往公啡喝加啡”。此后他的日记中不再出现咖啡。柔石于第二年2月7日就义，他的死与鲁迅告别咖啡是否有某种联系，目前没有发现可供佐证的材料。但周先生从此不再踏足咖啡馆，或许和《新民晚报》这则消息有某种微妙的联系：“四川路拐角犹太人与中国的老白该组成美钞黄牛党，依旧在咖啡馆里去交易，昨日警察已经逮获若干。”个人推测这是鲁迅不再去咖啡馆的原因：黄牛和孺子牛，警察是分不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