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最著名的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故居”，并不在伦敦贝克街221号，而在偏离这个门牌号稍远的一隅。但由于它太过于著名，安置在这个门脸上的“221号”显得格外骄傲醒目。

为一个虚拟人物设置“故居”显得有点儿好笑。这扇大门里的世界，更像一个主题纪念馆：第一层是纪念品售卖商店，第二层就能见到无数次出现在小说里的、壁炉边那两个相对的座椅，小提琴、烟斗、华生的出诊包等一应俱全；而小说里没有详细描述过的福尔摩斯的卧室，人们按照大致的想象安排了一间，里面有仅供一人安睡的狭窄床铺，整个卧室清冷、有序，功能远大过装饰——一个典型的依靠脑细胞工作的单身汉卧室。

真假已不重要，这里是一处安放全世界福尔摩斯迷念想的精神处所。

相比起来，有着英式推理小说女王之称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世界显得更为日常，虽然没有一处这样的“纪念馆”，但走过伦敦近郊的每一个村庄和宅邸，都活脱脱是书中的圣玛丽米德村或烟囱大宅。因此也可以想象，为什么在人际关系圈自给自足的英国乡村，出现一个“蛋形脑袋，留着两撇夸张小胡子，讲一口法式英语”的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波洛会那么引人注目；而有点风湿，随身带着毛线工具的和蔼老太太马普尔小姐，完全能融入这样的背景，随时跟任何一个当地人聊上一路。

伴随这三个侦探的谋杀故事从维多利亚时代跨越到二战前后，遍布上流社会和底层阶级，讲述着一样的道理——任何一个正派人都有可能做出恶魔般的举动。但这些英国式推理又都保持着一种老派的体面和矜持，即使在当代语境下，这样的绅士风度仍然能从字里行间抽离，温和地渗透到新时代中。

英式推理甚少出现美式的暴力与血腥，也很少出现日式推理中散落的肢体残块，英国作家们推崇的是“文静的犯罪”。

以黑色幽默著称的美国电影导演比利·怀德自编自导过一个福尔摩斯故事——《福尔摩斯的私人生活》（The Private Life of Sherlock Holmes），福尔摩斯的哥哥、官员迈克罗夫特为防止德国间谍盗取英国潜水艇技术，引发了一连串悬疑事件。影片的最后，潜艇制造完毕，迈克罗夫特邀请女王陛下一观，女王高兴地问道：

“用来赏鱼的玻璃底座在哪里？还能看水底的海草和贝类。”

迈克罗夫特尴尬地说：“陛下，这潜艇不是用来干这个的。这是一艘军用舰，可以搜索敌船并用鱼雷把它们摧毁，一切都神不知鬼不觉。”

“你的意思是它可以在水下对别的船开火？不发出警告，也不亮出旗号？”

“是的，陛下。”

“这一点儿也不有趣！”女王庄严宣告，“这一点也不光明正大，完全不是英国作风，品位太差了！我们不要这样的东西！”

这显然是比利·怀德对英国式体面的一次揶揄。纵观英式推理，甚少出现美国式的暴力与血腥，也很少出现日式推理中散落的肢体残块，尽管在真实案件中，“开膛手杰克”的情节耸人听闻，小说中却不会着重落墨。英式推理给大多遇害者都留了一个衣着体面的全尸，可能是女性的缘故，阿加莎·克里斯蒂对这一类“文静的犯罪”更为偏爱，看似平静状态下诡异氛围的营造比赤裸裸地展现攻击更重要，一个眼神、一句双关语和一个不寻常的习惯往往成为破案的关键。犯下谋杀罪行的人，也往往基于他们的偏执思维和病态信念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们背后的动机和诱因与如何破解谜题同等重要。甚至在一些案情里，侦探会为情有可原的动机网开一面，比如《东方快车谋杀案》。

像这样几乎一板一眼保留爱德华黄金时代生活方式的旅馆，“看上去不像是真的”，但英国人并不介意让别人看看真正的体面样子。

最早关于福尔摩斯探案的电影拍摄、上映时，柯南·道尔爵士仍在世，因此镜头下的城市和他书中所描述的伦敦还没有太大差异，新版电视剧《神探夏洛克》编剧曾惊呼：“你想想，皮卡迪利广场仍然是当时的那个样子，福尔摩斯坐着快艇在泰晤士河上追凶的时候，两岸的建筑并没有太大变化，多么令人怀念！”因此当21世纪的新版福尔摩斯上映时，即使所有的故事和破案手段都改编到了当下，编剧仍然把贝克街221号原本应该是厨房的地方变成了卷福的实验台——有管家哈德森太太在，谁还自己下厨呢？

这位当代哈德森太太，还是会为心爱的墙纸被毁、不断给奇怪的访客开门、到了下午茶时间水还没开而烦恼。这种“怀念旧日遗风”的状态在阿加莎·克里斯蒂那里就更为明显。《伯特伦旅馆》中，“只有经验丰富的伦敦西区出租车司机才知道的小巷”中静静伫立的爱德华时代风格旅馆，招待高级神职人员、乡村贵族的遗孀，以及在昂贵淑女学堂念书的女孩们。如今，旅馆虽然做了现代化改造，加上了中央空调和卫生设备，但尽量不让来宾看出来，扶手椅的椅面“离地面很高，这样患了风湿的老太太就不必不雅地挣扎站起来”。下午茶也是伯特伦旅馆的特色，上了年纪的女士喜欢坐在这里看人们进进出出，认认老朋友，感慨世事多变。美国游客也能在这里看到英国贵族认认真真、平心静气地喝着传统下午茶。

马普尔小姐心里清楚，像这样几乎一板一眼保留爱德华黄金时代生活方式的旅馆，“看上去不像是真的”，但毫无疑问，英国人并不介意让别人看看真正的体面样子。这个“别人”，当年是新富的美国，今天毫无疑问是阿拉伯国家和中国了。2013年，伦敦西区的消费排行榜上，中国人甩开阿联酋人冲上了第一位。

柯南·道尔爵士1884年开始在《河滨杂志》上连载推理小说，130年后，也就是2014年，大英博物馆为夏洛克·福尔摩斯举办了一场“个展”，展出了大量有关福尔摩斯和柯南·道尔的珍贵藏品，涵盖手稿、插画、照片、服饰、地图、海报、雕像、侦探工具和影视剧片断等，这场展览名为“福尔摩斯：从未存在却永垂不朽的人”，放在今天，应该就是含金量极高的大IP了。

和美国超级英雄不同，英国侦探同样承载着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却是身边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在《神探夏洛克》中饰演21世纪福尔摩斯的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说：“福尔摩斯确实是一个科学英雄。但在后弗洛伊德时代，可以想见这样一个性格的人，很可能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或是一个高功能反社会者，毫无疑问他有着高智商，但日常会很难相处。”《神探夏洛克》把福尔摩斯最大的弱点——可卡因成瘾弱化成了烟瘾，最难受的时候，也就是在全面禁烟的医院的停尸房偷偷抽一支。

阿加莎·克里斯蒂则在老式黑色出租车、红砖房、玫瑰花园之间，缔造一个自恋的比利时侦探和一个爱多管闲事的聪明老太太，邪恶也同时在发酵。她平和地阐述着意外之事，冷静地处理着日常罪恶，有结构极为精巧的案情设计，但关注点仍然不是诡计，而是人。人性化的英雄，似乎也正是英式体面的一个侧写，罪犯可以是身边任何一个普通人，侦探也可以，只要对鲜活的生命有足够的悲悯，对人心有足够的体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