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座建筑都有自己的命运，有的从建造到拆毁都没有留在历史的印记里，有的轰轰烈烈地竣工而终于一场大火或一次地震。有的建筑却有两条命：一条生命是作为原始功能出现，或许是发电厂，或许是火车站，或许是澡堂；另一条是原始功能凋零以后，经过建筑师活化赋予的新生命——许多建筑的最终归宿，是成为美术馆或者博物馆，在更长的岁月中延伸自己的生命。

在后工业时代改造而成的美术馆，总是希望通过原始建筑实现对过去的追思。追思恰恰意味着作别，它们要在这些曾经热火朝天的建筑物里，静静地展示艺术之美。历史的印记，只不过是艺术品展览氛围的一个注脚。

改造美术馆，不能和原来的建筑硬碰硬，而要利用建筑原有的力量，借力打力，以柔克刚。

上世纪80年代，伦敦泰晤士河南岸一座运作了30多年的发电厂停用，到90年代中期，这里才被纳入规划，要在新千年到来之前改造为一座美术馆——泰特现代美术馆。

建筑师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梅隆如此形容：“1994年，我们第一次为了泰特现代美术馆的竞赛项目到这里参观泰晤士河畔发电厂的时候，看到的似乎是一个睡美人的城堡。一个巨大的都市山丘，杂草丛生，铁丝网和带刺的玫瑰包围着它，仿佛是在捍卫隐藏在内部的美。当时它看起来危险重重。在那高墙背后，它曾经完全地与公众生活隔离开来。我们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这座建筑真是个怪物。”

他们决定不和原来的建筑硬碰硬，而要利用建筑原有的力量，让它失去平衡，再找到破坏这种对称性的方式。他们说：“我们使用的方式有点像日本的合气道，借力打力，以柔克刚。”

这场改造竞赛吸引了建筑界众多明星同场竞技，有安藤忠雄、大卫·奇普菲尔德、雷姆·库哈斯、伦佐·皮亚诺等，最终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梅隆这个“H&DM”组合的设计入选。按照泰特现代美术馆馆长尼古拉斯·塞罗塔的说法，他们的方案能成功是因为，“他们选择了做最小的改变。有些建筑师为原始建筑设计了雄心勃勃的增建项目，而赫尔佐格和梅隆看到，只需要转变方式就能发挥这个空盒子的潜力”。

泰特现代美术馆不仅活化了一座建筑，更活化了一片城市区域。赫尔佐格和梅隆使这座建筑不再是泰晤士河畔一头阴森森的怪物。泰特现代美术馆和同期竣工的千禧大桥一起，把伦敦南岸的新城区与对岸古老的金融区融为一体。伦敦政府也借这个成功案例的机遇，把原来萧瑟凄凉的南岸发展成文化区域，成为无论是本地人还是游客都热衷去的地方。

“H&DM”组合的很多作品都为人熟知，例如德国慕尼黑安联球场、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等。2007年，他们在马德里梅开二度，再次把一座中心城区的发电厂改造成博物馆。发电厂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的能量供应商，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后的信息化时代，它们华丽转身变成“创意发电站”。

马德里这座“Caixa Forum”美术馆，为城市保留历史遗迹提供了又一成功范例。Caixa Forum的前身是一座建于1899年名为“Mediodía”的发电厂。马德里老城区拥有阿拉伯、哥特式、文艺复兴等不同风格的老建筑，Mediodía发电厂是马德里老城区不多的工业建筑之一，2001年被Caixa基金会收购，耗资9400万美元进行改造。

建筑师赫尔佐格和梅隆保留了老发电厂的4个立面砖墙，外墙的砖也用手工方式进行了修复。为了获得更多使用面积，文化中心在原发电厂之上又加建了一倍的高度。加建部分采用的材料是锈蚀的铸铁，呈现的红褐色与工业时期的红砖墙形成统一感。工业时代建造的部分使用红砖，信息时代建筑的部分使用钢铁，两种材料给人一热一冷的感觉。他们还拆除了发电厂前方的一个加油站，腾出的空间用来建造普拉多大道和小广场。

这座美术馆更奇特的地方是，为了减少过多游客对建筑本身构成的威胁，原来围绕发电厂的花岗岩地基被拆除了，砖石部分看上去似乎漂浮在街道上。

建筑师在阐释理念的时候说：“事实上，地面已不承载建筑的任何重量，它摆脱了地心引力，21世纪的技术提供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可能性。它在建筑师中间制造了一场关于设计自由界限的探讨。”

莫奈曾画过《圣·拉扎尔火车站》系列作品，有趣的是，这些作品正是被收藏于由火车站改建而成的奥赛博物馆。

奥赛博物馆的所在地，原本是奥赛宫，后来变成法国的最高法院，一场大火让这里变为废墟。为了迎接1900年的巴黎世博会，这里被建为一座火车站，由建筑师维克多·拉鲁负责设计。

在使用了近40年后，巴黎人开始厌烦这座市中心的火车站，他们将火车站搬离市区，这座建筑也渐渐荒废。从那以后，奥赛火车站成为各色活动场所：电影拍摄地、拍卖公司的临时拍卖场、剧院搭戏台……

对于这座火车站的用途，有人建议把它改建成酒店。但一个人的出现，让这座火车站的命运彻底改变，他就是1969年至1974年任法国总统的蓬皮杜。蓬皮杜力排众议，坚持要把这座火车站建为一座美术馆。虽然蓬皮杜1974年在任内去世，但继任的总统德斯坦坚持并实施了蓬皮杜的想法，奥赛博物馆在又一任法国总统密特朗在位时的1986年最终落成。

奥赛博物馆保留了火车站原有的结构，原来的拱顶依然明亮辉煌，供火车进出的玻璃大窗依然存在，甚至原有的老式时钟还是古典的原貌，依然在报时。车站原先的装饰就非常豪华，贵重石材做成的圆柱和地板、天花板上的壁画、丝绒的帷幕、水晶的吊灯、贴金的图案，甚至还在使用的餐厅和咖啡馆，一切都与100多年前巴黎世博会时的景象无异。唯一的大改动在于，建筑师把4条铁轨拆除铺平后，作为雕塑作品的展示场。两边的月台和二楼的候车室，按照展览的需要来分隔成展室。

印象派大师莫奈曾画过《圣·拉扎尔火车站》系列作品，在那金字塔形大棚的庄严轮廓下，富丽堂皇而又轻柔美丽的色彩震撼观者。这是莫奈对新兴工业文明的赞美。有趣的是，这些作品正是藏于奥赛博物馆。两座真实的火车站，如今都变成了非真实，一座成了博物馆，一座留在了艺术作品中，却出现在一起，成为更隽永的形象印在人们心里。

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悉尼，也有一座由旧式建筑改造成的美术馆。悉尼当代艺术馆前身是当地海事局，1989年海事局搬迁到更大的场所，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把旧建筑捐献出来做美术馆。

悉尼当代艺术馆的成立最初源于艺术家约翰·鲍尔，这位生于1881年逝于1943年、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外籍艺术家，把个人财富遗赠给悉尼大学，目的是教育澳洲人认识当代视觉艺术。在悉尼大学的资助和鲍尔的遗赠支持下，艺术馆聘请了“佩德尔·索普和约翰室内设计事务所”设计师安德鲁·安德森指导旧大楼的修复和翻新工程。

不过，这座落成于上世纪50年代的砂岩建筑，带有笨重的古典艺术装饰风格。狭窄的走廊和较低的天花板决定了它并不是一个能够展示现代艺术的完美空间，在过去许多年中，这座美术馆也一直处于破产的边缘。

从2010年到2012年，悉尼当代艺术馆获得了一个重生的机会。艺术馆把旁边的停车场改造为新馆，悉尼建筑师山姆·马歇尔担任整个扩建新馆项目的设计。后增建的新馆由黑白方块组成，新旧两座建筑在外面看起来完全不一样，但设计师特意遵循老馆的装潢来设计新馆的内部环境，实现了两座馆的无缝衔接，从一幢建筑进入另一幢时几乎难以辨别。

由于博物馆所在的位置，它并不适合被打造成像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或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那样的地标性建筑。马歇尔的设计雅而不俗丽，它服务于艺术和观众，而不是让自己成为关注的焦点。它由一组连锁的正方体以及长方体组成，不同颜色的巨大玻璃窗让它颇具现代感。

艺术评论家理查德·多曼特写道：“当你到达艺术馆的屋顶露台，映入眼帘的环形码头和悉尼湾上的悉尼歌剧院无敌全景会让你精神一振。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美景！”

同是小型美术馆，日本的澡堂美术馆让人看到传统对前卫的包容和开放，法国的橘园美术馆以极小的空间展示极大的作品来震撼观者。

发电厂、火车站、海事局这样的大型建筑可以改建成美术馆，在崇尚“小即为美”的日本，200年前在日本东京上野一间云雾蒸腾的“柏汤”小澡堂里面赤裸相见的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20世纪时，这里会变成一座展示当代艺术的美术馆。

日本知名作家川端康成、池波正太郎等也曾在柏汤泡过澡。澡堂在过去的日本是一种带有私密性质的公共场所，人们脱下外衣赤裸相见，聚集在一个蒸腾着雾气的窄小空间里，相互交换着各自持有的社会信息。随着家庭洗浴设施的普及，如今的日本年轻人逐渐减少使用公共澡堂。

致力于文物保护的一些日本有识之士为了留住公共澡堂文化，一方面凑出大量援助金支持，一方面借用现代的非日常社会元素来改造昔日的日常生活空间。1993年柏汤被改建成一个现代美术馆，还起了个洋名“SCAI the Bathhouse”。

SCAI the Bathhouse所在地是东京艺术群落的心脏地带，被众多博物馆和艺术院校包围着。它的外形依旧保持着200年前古老的瓦顶和高耸的烟囱。里面也是一片优雅，高楼底间距能容纳大量自然光倾泻进来，纯白色的墙壁和一尘不染的混凝土地面都让参观者感受到日本的精致。

这座有着传统老屋檐的美术馆走的却是国际先锋派艺术的路线，人们看到的是传统对前卫的包容和开放。

在法国，也有一座体量虽小但颇负盛名的美术馆——橘园美术馆。这座美术馆曾经是温室，在20世纪初被改建成美术馆。

橘园美术馆位于巴黎杜伊勒利公园一角。16世纪，这里曾是卡特丽娜·德·美帝奇建造的杜伊勒利宫的广阔花园；17世纪后期，由凡尔赛宫的园林设计师勒诺特尔设计成左右对称的纯法式庭院，路易十六、玛丽·安托瓦内特、拿破仑等人都非常喜爱这座庭院。19世纪中叶法国二月革命后，拿破仑之侄路易·拿破仑当上了总统，他为了迎接来访的西班牙王妃，在杜伊勒利花园里建造了栽培橘子和柠檬的温室，处处充满着清爽的南国水果芳香，因此被称为“橘园”。

橘园美术馆以收藏印象派大师克劳德·莫奈的名作《睡莲》著称。这件作品是橘园美术馆唯一的常设作品，美术馆很小，展品却大得惊人，足足环绕了两间大厅的四壁。莫奈在晚年时，梦想要把睡莲画满整个房间。为了协助画家实现梦想，橘园美术馆将内部改装以配合莫奈作画，画家直到去世前都在埋首创作。直到他去世后的次年（1927年），这幅《睡莲》才公开展出。

在极小的空间看极大的作品——这是橘园美术馆给观者带来的最大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