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恩·摩尔运气不错，熬过无数个毫无所获的白昼，他终于用望远镜瞄到了远处隐藏于一片乱石中的雪豹。作为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的摄影师，肖恩此前每天都背着几十公斤的设备攀上陡峭悬崖，在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的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苦等雪豹现身，几乎绝望。

这是每个拍摄雪豹的人都曾遭遇的绝望。

作为公认最难拍的野生动物之一，雪豹行踪诡秘，常年栖息于海拔3000—6000米的偏远荒僻之处，银灰色皮毛是它在高山裸岩中生存的保护色。人们与雪豹距离十米，仍可能把它错认作峭壁上的一颗山石，只能期盼某块石头能够突然奔跑，露出那条几乎与身体一样长的“招牌式”尾巴。

肖恩发现乱石之中那位“高原隐者”后，一切变得顺利起来。望远镜中先后出现的几只雪豹，其中就有电影中达娃一家的原型。最初他隐藏在距离雪豹四五百米处观察，慢慢靠近，当它们对他的行为动作、体型、体味逐渐习惯，不再视他为威胁，拍摄距离也缩短至一百米。

九个月的蹲守，肖恩拍下无数雪豹画面，甚至近距离记录了达娃母子的生活。除了他，还有一些人也曾用各自的方法幸运地拍到雪豹，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吃了牧民两百只羊后，雪豹被僧人拍到了。

在《我们诞生在中国》的雪豹取景地，还有另一支拍摄队伍。

2011年5月，摄影师耿栋与老同学、纪录片导演周兵谈起三江源地区的雪豹，两人一拍即合，筹划拍摄雪豹。耿栋和摄制组奔赴青海数十次，用四年时间拍摄了这部名为《雪豹》的纪录片。

最初一无所获，整整两个月，看不到雪豹身影。

“一只雪豹的领地面积有时能达到数百平方公里。在你进入它领地的一刻，你就处于它的视界范围之内，一举一动尽收它眼底。它静观你的行动，一旦觉得不安全便悄然消失，你却依旧茫茫然在无边的高原上搜索它的身影，期望与它相遇。”耿栋说。

300万的拮据经费让他们无法找到长期蹲守的摄影师，摄制组决定改变策略。“我们的办法是把摄影机交给当地牧民、僧人，他们对雪豹有感情，比我们更了解雪豹习性。”

僧人周杰参与了拍摄。他在2010年冬天拍到了雪豹。那是一只饥饿的成年豹。大雪封山，它的主要食物岩羊数量骤减，这只雪豹决定铤而走险，闯入牧民索日的围场突袭羊群。捕捉到这一切的周杰不忍看到羊被猎杀，赶走了雪豹。作为拍摄者，周杰的行为干扰了雪豹活动，但耿栋觉得，这也体现了他的慈悲心。

慈悲的不仅是周杰，还有索日。

就像电影里辛苦育儿的雪豹妈妈达娃，索日家周围也出没着一只带着两个幼崽艰难求生的母豹。从2009年开始，200多只羊，4年内陆续成了雪豹腹中餐，那是索日绝大部分家产。

索日带着猎人朋友去打雪豹，他们走到山上，看到两只小豹正玩耍厮打，母豹在高处默默守护。朋友问索日先打大的还是小的。索日思忖片刻，答道“不打了”，扭头便走。他想到了自己的孩子，“我们一起住在山上，我是个人，总有其他办法生活”。索日有时也会忍不住想问问政府，雪豹不断跑来吃羊，他该怎么办。

周杰想拍这一家雪豹。索日住在海拔4500米处，没有手机讯号，周杰用对讲机联系了两天，索日过来接他，两人策马走进不通公路的三江源深处。

最终，雪豹妈妈的珍贵影像出现了：夜晚，羊群躁动不安，山的那边，一双亮眼闪动，倏忽间它的身影隐于黑夜，羊，一只没有少。

《雪豹》完成不久，索日家旁修了一条旅游公路，直通一面静谧美丽的湖。自此，雪豹一家隐没于山林，再没有出现。

要想拍摄到雪豹的影像，就必须像雪豹一样思考。

耿栋他们采取的第二个办法，是布设红外相机自动抓取照片。当一个移动或有体温的个体经过相机前，红外感应器会捕捉动物身影。

布设红外相机要找到雪豹活动频繁的地点，这需要依靠科学的“痕迹调查”。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所长时坤实地研究雪豹多年，认为雪豹频繁出没某处的证据包括刨痕、足迹、气味标记、尿迹、爪痕、毛发、卧迹、食物残留等。“比如刨痕，是它标记领地的一种典型方式。雪豹前腿着地，后腿反复刨出一个坑，后面会有一小堆土。由于雪豹喜欢走熟悉路线，发现刨痕的地方，它很可能还会再来。”

找到痕迹后，摆放相机同样有技巧。“你要预测它从哪些地方经过，根据行走路线设置相机角度，另外保证相机和雪豹高度相同。”耿栋认为，要想拍到雪豹影像，就必须像雪豹一样思考。时坤也认为推测雪豹的行走路线非常关键，相机既不能离雪豹太远，也不能让雪豹贴着相机而行，这两种情况都会让画面模糊一片。“同时，要在两侧相对布设两台相机”，时坤提醒，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雪豹一来一回时，准确捕捉其体侧斑纹，判断是否为同一个体。“雪豹背上的斑点和人的手指纹一样，都不相同。”

“拍摄雪豹，前期调研至关重要。”耿栋记得，导演周兵曾垫资派他所在的拍摄小队跟随美国生物科学家乔治·夏勒、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吕植带领的雪豹科考队深入三江源。夏勒一路寻找雪豹痕迹，让他最兴奋的就是发现尚有余温的雪豹粪便，他会小心翼翼将之装进行囊。

夏勒是世界上最早捕捉到雪豹影像的人。1973年春天，他在巴基斯坦山区，用活山羊作饵等待一整月，终于拍下雪豹照片。

拍野生动物，决不能做干扰性动作。任何时候，拍摄对象第一，拍摄者第二。

山羊不是次次都能奏效。

为了拍摄心目中“距离神灵最近，距离人类最远”的雪豹，几年前，摄影师王鹏进入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4年冬天，他们在零下30摄氏度的气温中蹲守，把羊拴到雪豹的必经之路上，“其实每天晚上它都来，但是我们拍不到”。趴在石缝里苦等的王鹏，常冻得失去知觉，“感觉是赤裸裸趴在雪上，心特别火热，似乎有些疼”。

后来，王鹏他们改变了方法——跟踪雪豹的食物岩羊。他们用两年时间跟随岩羊，依旧没有收获。4月，雪豹发情，个体活动逐渐频繁。王鹏一行随雪豹留在雪地中的“梅花脚印”翻山越岭，忽然在距离两百米处发现一只雪豹，王鹏一时“眼泪哗哗的”，但不是因为激动，而是雪盲的症状。

耿栋与雪豹真正相遇是在2015年，他参加了西藏“珠峰雪豹保护中心”寻找拍摄雪豹的小组。

他听说了当地民间寻找雪豹的方法：以时间为轴，总结雪豹出现的规律。

耿栋每天傍晚出发，扛着机器在朋友分析推断的路线上来回徒步行走。第五天，在陡直的峡谷内，三只雪豹同时出现。耿栋马上架起机器开拍。

这时，他发现两只雪豹跑远，另一只则独自沿山坡爬到高处，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另外两只远去的方向。耿栋忽然意识到这是一个雪豹家庭，这个家庭采取的策略是，幼崽躲避，母亲掩护。他觉得不能再拍，“人在这里，小雪豹不会回来。而它们离开母亲。一旦遇上狼群，很可能被咬死。我待的时间越长，它们就越危险”。耿栋收起相机，“这个时候更重要的，不是能不能拍到好的镜头，而是这个家庭能不能安全地重逢”。

作为时坤团队中的一员，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君，在甘肃盐池湾苦苦等待的，也是一个雪豹家庭。“一直觉得雪豹和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总盼望这两个世界能有一个交叉点。”

2014年夏天，他曾用红外相机捕捉到一只母豹和三个幼崽，时隔两年再回盐池湾，王君想看看它们，但最可能拍到它们的相机被埋入冰河，SD卡生死未卜。王君决定在雪豹家庭领地内的一处地窝子（观测掩体）彻夜等待。“避免发出大的声响，避免各种光源，由于地窝子处于下风区，雪豹如果从峡谷方向来，不会闻到人的气味。”王君严阵以待，但雪豹一家没有赴约。

王君很失落。好在回到营地从冰河中抢救出的SD卡已经烘干，存储的数据还在。他从相机被埋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向前翻看，忽然，雪豹妈妈在一帧图像中现身，只是身边不见三只幼崽。两年过去，孩子们已经长大离开了家。

王君说，这张照片就像是雪豹母亲向他问好：不用担心，我还在这个地方，很好地生活着。

在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中，存在一种伟大的准则。

2016年春节，王鹏在网上发现几张雪豹被人抓住的照片，他动用所有关系，想救下这只雪豹。这是一只将要成年的幼体，到牧民家里袭击牛羊。“它饿疯了，挂在牛的脖子下吸血，人走到旁边都不走。”

雪豹拍摄者几乎都会看到，雪豹栖息的地方正在被开发，雪豹和人类正在争夺草原上的资源，草原上的环境污染导致生物链断裂……每个人都会问，我们寻找雪豹，难道只是为了拍摄它美丽的身影？

“有了这些关于雪豹的影片，至少可以让普通大众更多关注这个物种。”在耿栋看来，正是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引发了最近的“雪豹热”，“电影有三个主角——金丝猴、大熊猫、雪豹，最富情感的故事落在了雪豹身上”。耿栋所说的“更富情感”，与雪豹达娃一家的催泪结局有关——达娃在与牦牛群的搏斗中受伤而死；漫天风雪中，达娃的尸体孤独地留在野外，两只未成年的小雪豹生死未知。

雪豹达娃死了吗？陆川从未给出正面回答，只说《我们诞生在中国》不是纪录片，而是讲述动物情感的故事片。“我们用很多不同个体的素材去构成一个故事。”或者可以说，达娃的故事，取材于摄影师肖恩·摩尔九个月在前方的艰难蹲守，情节成型于陆川的最终剪辑。有网友根据每只雪豹身上独一无二的身份指征——花纹，一帧一帧分析出达娃这一角色是由多只不同雪豹“演员”的画面剪辑而成，甚至其中至少有一只公豹。因而，“达娃之死”是经过创作和剪辑的故事——确实有一只雪豹死去，死因不明，或许只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的确是陆川和他的拍摄团队，让更多观众看到了中华大地上这些珍稀动物和它们的生存命运，从而呼唤起人们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耿栋说。

在时坤看来，陆川的电影毕竟是一部故事片，结局伤感但未必真实。真实世界中的雪豹，其处境也许更加艰辛，也有更多值得人类深思探讨的问题。

在名为《与兽同在》的野外考察手记中，夏勒引用了维克多·雨果的一句名言：“在人与动物、花朵等自然创造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中，存在一种伟大的准则，至今罕有人知，但终会人所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