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件毛衣的标价由499元变为299元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买下它——同时对原价299元的毛衣视而不见。当一双可买可不买的鞋子在品牌官网以3折出售时，我们会狂点鼠标争先恐后地买下它——完全忽略掉堆满鞋柜浮夸而糟糕的打折款。我们会为了买更便宜的东西烧掉本已不多的工资，会为了“双十一”那些标着半价的非生活必需品刷爆信用卡，我们狂欢在便宜货和打折品的海洋里，毫不吝啬地奉献着对便宜货的爱。然后我们会找尽理由为自己开脱。其中最好用的一条是：之所以喜欢买便宜货，是因为我们赚得少。
越爱买便宜货的人赚得越少。
我们为什么赚得少？一个残酷的、完美体现因果报应的根本源头是，因为我们太爱买便宜货。
众所周知，消费社会的形成与大工业时代有关。在19世纪末，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大规模机器生产，机器产能占据到国民生产的大半。工人不再需要技术，只需要将大机器生产环节拆解开来，每位工人只负责一小部分，并在一天中无限重复毫无技术含量的枯燥动作。
一战之后，连锁店开始遍布全美，曾经的奢侈品如钟表、缝纫机和打字机开始带着价签出现在千家万户的购买清单中——本地独立商店开始衰落，那些能够记住老顾客喜好与需求的销售员也渐渐成为不被需要的人。为了削减成本、压低商品价格，连锁店只雇佣廉价的年轻未婚女性，每周只付给她们不够糊口的两三美元。连锁店大亨弗兰克·W.伍尔沃斯这样说：“如果没有廉价劳动力，我们就无法享用便宜的商品。当售货员过于优秀需要加薪时，让她走好了。”
通过压榨劳力的方式，大量廉价品出现在了大盒子式的卖场中供人选择。越来越多的“奢侈品”走下神坛，成为寻常百姓家的平常消费：1908年，一辆福特T型车的价格为850美元。20世纪20年代初，它的价格降至290美元。
在1930年代的美国，拥有汽车、收音机和洗衣机的仅是少量富裕家庭。但是讲究自由平等的美国人相信，终有一天，所有人都能轻松地拥有它们。历史学家查尔斯·麦戈文在《受骗的美国人》一书中写道，在20世纪最初十几年，“美国人开始明白消费也是公民身份的一部分，是每日重要的仪式，是拥有美国国籍的标志。美国人欢迎这种物质化的民族主义，并且将商品和消费看成社会生活的中心。新的社会并不以地理、宗教或者政治为特征，而是以消费为特征，在这样的社会中，市场代替了政治”。
于是美国很快成为全球最大的廉价理念输出基地。一个“消费共和国”开始崛起。哈佛大学历史学家莉莎贝斯·科恩这样解释它：“其经济、文化以及政治都建于大规模消费之上，这种消费将迷人的物质生活和对于更伟大的自由、民主以及平等的承诺联系在一起。”价格的民主成为了工人的任务——他们有必要更服从机器与市场，努力地加快生产速度以降低商品售价。与此同时，拥有选举权的美国人组建了各种联盟，比如国家消费者联盟——他们要确保自己拥有“买得起”的权利。
要达成一个以低价为重要基石的平等消费社会，首先需要消灭“匠人”。
要达成一个以低价为基石的平等消费社会，首先需要消灭工匠。纽约大学社会学家理查德·森尼特在《工匠》一书中解析了“工匠”一词的含义：在古英语中，一份工作的意思是“简单的一堆煤炭或者木材，可以随意地移动”。工匠永远不会被“工作”绑住，他们拥有的是通过数十载的学徒期才精通的职业生涯——这种技术、责任心和判断力，提高了商品的质量、品味、独特性，以及价格。
想要消灭工匠，需要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任何行业的雇员。只要每一个人都能做任何工作，劳动技能和专业劳动力的价值就会被进一步贬低。不能让“匠人精神”将人与机器区分开来——要保持低价，人就不能比机器更昂贵。
经济学家罗伯特·布鲁诺描绘了一个由廉价而生的“下流社会”：“公司因追求低成本而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只有尽可能地压榨价值链上的工人。工人变穷，失去了实现社会流动性的可能。我们创造了低收入的工人，使其成为低薪的消费者，而他们又去寻求廉价商品。于是人们策划建立了廉价商店，来招呼这些低薪的顾客，上架货品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这些人买得起。结果就是工人之间斗得你死我活，而那些公司大人物却作壁上观。”
与廉价劳动力相对的是廉价连锁企业头目的膨胀财富。热衷于低价的消费者并不关心这些——恰恰相反，他们感谢那些不把人当人的连锁店与大卖场。在这里，低价品种类齐全、数量泛滥，并以奇快的速度更新换代。虽然它们从设计到做工均乏善可陈，但你永远可以在用坏它之前就满心快慰地买来下一个。我们抢着在“双十一”和新年促销时购买促销品，再为它低劣的质量和设计开脱：并不是因为我没有美感，而是因为它本来就是半价品。花半价买到便宜货的我依然是聪明的、会省钱的——人家沃尔玛都将“永远低价”的口号换掉啦。现在，这个全球廉价品基地的口号是：“省钱，让生活更美好。”
消费社会反对节俭。购买廉价品并不意味着节俭。
沃尔玛的口号看起来很美，却并不是真相。真相是，廉价商品压根不会让你省钱，它只会养大你花钱的胃口——这也要感谢跟随消费共和国而崛起的广告和媒体业。每一天，它们都在不遗余力地让你相信，你的购买欲不再是一种象征着贪婪与挥霍的罪恶，而是一种民主权利。于是你任凭消费欲望几何级地超过了收入增长的速度。你什么都想要。并且你认为，所有想要的东西，都应该在某一天理所当然地降低售价，成为你的囊中物。
消费社会不需要节俭。购买廉价品更不意味着节俭。《大西洋月刊》与《纽约时报》著名写手埃伦·拉佩尔说出了有关节俭与廉价的真相：“节俭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牺牲和自我约束，耐心地衡量自己所面临的选择，摒弃更深层次的满足感。一个节俭的人会未雨绸缪，为长期的拉锯战作准备。一个节俭的人不会驱车几英里，只为在买中筒袜时省下3美元，一个追求廉价的人才会这样做。廉价可为我们止痒，可以将那些无法达成的梦想变成现实，我们就是买廉价的账。”
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于廉价、廉价更廉价的追求啦。于是聪明的生产商借着全球化的东风，将生产基地大规模转移到劳动法规不那么健全、劳动力也不那么值钱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后果是，别人家的孩子成为被盘剥的童工，别人家的工人被剥除了本就少得可怜的社保福利，别人家的资源被大量地用来制造一次性垃圾，别人家的空气中盘旋着大量灰霾……而那些终于能够享受到低价的发达国家发现，本国人口失业率暴增。
埃伦·拉佩尔描绘了全球化生产下的美国消费者：“我们为亚洲受尽剥削的廉价劳工鸣不平，可是却驱车20分钟去大盒子连锁店购买中筒袜和内衣，好省下那几美元。我们对农业综合企业不善待动物而感到气愤，但只要食品价格上涨就会抓狂。我们教育孩子要有社会责任感，可是给孩子们买的玩具却是由那些海外贫困的童工所制造。”在全球各地，劳动者总是一边抱怨着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一边肆无忌惮地享受低价。
廉价的复仇，先从孩子开始。2007年，从美国零售店回收的1700万件含铅超标的产品中，有150万件是从世界三大一元连锁店收回来的。在明尼阿波利斯，一个4岁儿童死于一根手链——他吞下了一根百分百纯铅制的手链。但这丝毫挡不住家长对于廉价商品的喜爱——2007年，美元均一店的净销售额增长了3.25亿美元，同年，家庭美元店从市场上回收了34.2万件含铅产品，但它的财政收入却增加了4.4亿美元。
接下来是环境。在洛杉矶，昼夜不间断的运输工具所排放出的有害烟尘和粉尘使得城市上空1/3的大气受到污染，加利福尼亚有2400人因污染死亡——相信长期生活在雾霾中的中国人对此不会感到惊讶。一个更残酷的事实是，全球航运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超过《京都议定书》上公布的各国温室气体排放标准的总和——这还不包括那些使低价社会成为可能的大型集装箱运输行业。
最后，廉价的复仇扩散到了整个世界。为了生产廉价，我们创造了一批自杀率奇高的低薪劳动力。为了降低成本，我们不遗余力地耗尽资源和污染环境。为了追求“物美价廉”，我们逼死了原创和匠人。从生产者到消费者，都走上了一条以低价为名的发展道路。而它所通往的却并非精致与尊重——如同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所说：“廉价商品意味着廉价的人民，廉价的人民意味着一个廉价的国家，可廉价之国并不是我们的祖辈所建设的国家，并不是他们的后代打算继续维持的国家。”
低价社会可能已到尽头。人们虽然可以爱上廉价，却永远戒不掉附着在美好品质之上的记忆与感情。
一个关于廉价品的真相是：它们并不廉价。廉价破坏了人的价值，让我们失去对品质的尊重、对匠人的感情。想要重建对人与物的爱与尊重，想要节制被廉价品喂养出来的欲望，想要控制廉价生产业滋养出的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想要回到一个以独特和节约为基石的世界，我们需要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
对于一个习惯廉价的人来说，可以穿十年的大衣，比不过一年可以换十款的低价品。可以用十年的实木衣柜，比不过可以用完即抛的复合板新设计。一个杯子、一盏台灯，都用不着承载任何感情。当廉价品被用坏变成垃圾时，我们满心喜悦——终于可以换一个新的。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埃伦·拉佩尔在《廉价》一书中写到了自己的一位朋友：“当她10年前从华盛顿特区搬到纽约市时，搬家公司不愿打包宜家的Billy书柜，除非她自己拆卸并且放在包装盒里。他们警告她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裂痕，并收好所有的拆装零件；他们还说，不管她多么小心翼翼，他们也不能保证柜子安全送达。朋友不愿这么麻烦，她决定把Billy书柜扔到马路边，到曼哈顿后买新的。
“一到曼哈顿，她在那儿上西城的一个跳蚤市场闲逛时，发现了个坚固的橡木书柜。不是很新，但是结实而与众不同，价格只比Billy书柜贵了几美元。
“她买下了它，并把它运回家。10年过去了，那个书架还在，有了岁月的痕迹，在又大又厚的书和记忆的重压之下摇摇欲坠。现在，朋友赚得更多了，有能力买个新书架。我问她是不是准备把它也扔到路边，她很吃惊地问我：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
廉价生活
在这个价钱的民主时代，所有人都对低价货难以自持，所以我们忍受了隐藏在低价背后的血汗工厂、强制购物、疯狂抄袭与偷工减料。埃伦·拉佩尔在《廉价》一书中写道：“廉价汽油、廉价贷款、廉价消费品并没有为自己铺就一条救赎之路，而我们同折扣之间的浮士德式交易为两代人带来了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廉价经济制约了创新，也使得曾经蓬勃发展的各种产业走向下坡路。”廉价品让我们习惯于另一种形式的满足，哲学家艾伦·沃茨在一个世纪前就预言了这个冷酷现实：“我们的满足感并非是物质上的满足，而是一种象征性的满足——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