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花总丢了金箍棒（下简称“花总”）第一次来到东莞，成为一间印刷厂流水线上无数普工中的一员，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个世界工厂。

他在文章《潜伏》中写道：“所谓普工，就是工厂流水线上最低级的工人，是农民工相对容易找到却也最不甘心做的一个工种，是大多数打工者艰辛之路的起点，也是这个劳动密集型城市腾飞的基石。在这个金融风暴肆虐的春天，我想走进东莞的最前沿，亲眼看一看这里究竟在发生什么。”

正如花总的微博签名“Blogger | Adventurer”，他自嘲是“过气网红”，却是冒险爱好者。他能一眼识别大多数名表的品牌、型号和价格，但他更有兴趣了解手表表盘下是如何运转的。所以，他一“作”到底，把自己从金字塔的顶端下放到社会最底层——跑到东莞长安去做卧底普工，亲历这个世界工厂的内部运作规则。

观察世界的方式和角度有许多，最终促成花总动身前往东莞长安的，是另一件事。

2007年，花总在四川支教，那些学生绝大部分的命运都是成为打工仔、打工妹，他当时给他们灌输许多“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鸡汤。直到2009年的某天，一个女学生打来电话，向他求救——女孩在外出打工时被同宿舍的女孩蛊惑去做了性服务者，怀了孕，还被男朋友骗走了钱，她想要向花总借钱堕胎。她说她当初决定离开家乡去南方打工，就是因为他当年说的那些鼓励的话。

“老师，你讲的都是骗人的。”这句话就像刀子一样插在花总的心上，他感到很内疚，于是开始关注这群孩子以及与他们有着一样背景的年轻人，来到城市打工的生活状态。

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既有希望和渴求的躁动，也充斥着发展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后果，而在这个过程中，底层劳动者的牺牲往往被视为发展所必需的。

在长安镇某泰印刷厂做普工时，花总每月的底薪是750元，符合本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加班费另计。但一入职要先扣除50元体检费和35元的暂住证费，每月吃住的成本还要再刨去300元，工厂给每个普工发放两套工衣，转正后一套可免费，另一套须按50元的成本自行购买。

由于当月工资是在下月底发放，所以对很多新进厂的农民工而言，开始的这段日子将会很难熬。“若是自断粮草，完全依靠做普工的收入，我根本无法负担这样的支出。”花总说。

花总发现，大家特别喜欢在周末和节假日加班，工友小王曾抱怨：“按照劳动法，星期天加班会有双倍的工资，差不多一天就能挣一百，可厂里竟然在礼拜天放假！”

在难得的休息时间里，花总在自己的床上躺下，发现抬头两尺处赫然涂着四个大字：挣钱，钱啊！

两周后，他又去了另一家黑工厂做USB接口，熬了一周，最后带着工卡和手机仓皇而逃。那时，他经过肯德基，竟然不敢进去——那种明窗净几的正常城市人的生活让他感到恐慌和自卑。花总回忆道：“长期待在长安镇上做流水线的日子，不需要太长时间，一个礼拜，就会把好好的一个人同化掉，麻木得像颗机械螺丝钉。我每天都觉得自己在做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特别想回到正常的生活里去。”

隔了一段时间，他又开始了新的卧底探索。“有点像跑步，跑到一定的时候你就会突然之间觉得不是那么辛苦了。后面我基本上就非常得心应手。”

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每年都会回到长安镇，待两周左右，看看工厂招工的情况，与曾经的工友吃饭、喝酒，了解他们的近况，记录着这些由社会、跨国资本以及家庭三重社会压力创造出的以阶层、性别和城乡差别为基础的特殊劳动主体——中国打工者。

逐年观察下来，他发现，整整一代的打工者像漂在海面上的浪花，他们带着希望和期待来到城市，经历各种受骗、传销和工厂的艰苦待遇，然后或许回家结婚，或许去参加各种培训班，学李阳英语、买陈安之教材、学驾驶，企图改变命运，一边挣扎着、期待着，一边被更多新来的年轻人更替。

当然，其中也有劳务工们有声和无声的种种抗争。作为酒店体验专家，花总提起2015年发生的“脏毛巾”丑闻事件，即电视台的记者去酒店暗访，发现酒店员工拿一块脏布擦马桶和擦杯子。

花总说，这就是不同阶层之间在消费链条上互相伤害的典型事件与结果：“第一，很多酒店运营压力非常大，导致底层员工的薪资收入非常低；第二，为了压缩成本，酒店会降低培训投入，导致一些员工没有经过很好的培训或受更多的教育就进来，再加上酒店本身就是一个贫富对立非常明显的环境，很多员工内心深处都有可能产生不平衡的心态。”

作为酒店和时尚品牌的常客，他并没有感到愤怒，反而觉得体会很“小清新”：“你是受害者，生产工人也是受害者，那些高级酒店、被仿冒的手袋和手表的品牌是更大的受害者。人跟人之间要多一些相互的尊重跟理解，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真正公平合理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给更多的人创造更多的选择机会，或说改变命运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