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厂价15.5元的癌症辅助治疗药芦笋片，最终被患者在医院以213元买走。“疯狂芦笋片”折射出的，是医药市场的天价暴利，而这仅仅是国内药品市场乱象的一端。与高价药“吃暴利回扣”相比，曾被普遍认为物美价廉的廉价药，在遭遇“短缺”、“断供”等现实后黯然退市，让越来越多人开始抱怨“一药难求”。

一边是看病难、看病贵，一边是“能保命、见效快”的廉价药品的退市和消失，中国老百姓似乎真是“病不起”。

维C银翘片、黄连上清片、甲巯咪唑片……这些曾经不到10元的廉价药品，在如今的医药市场上已经越来越难买到了。一项抽样调查说明了根本问题。这份调查抽取了全国12座城市4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用药情况，结果显示，国家和地方增补的基本药有500多种，短缺的达342种。廉价的基本医用药品的“退市潮”已然开始显现。

细究起来，“廉价药”其实是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词，国外并不存在这个概念。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开始进入市场经济时代，药品定价逐步放开后迅猛飞涨，这也让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开始了此后20余年的药品价格调控：1996年以来，中国医药行业经历了32次整体性的强制降价。被生产厂家停止生产的药品不断增多，部分临床用药开始从市场上消失。这些药品通常能够满足基本医疗卫生需求，且最大的特点在于价格低，比如一盒注射用促皮质素（ACTH）正常零售价只要7.9元，治疗甲亢的他巴唑100片才2元。于是才有了“廉价药”的称呼，以及低价药品断货、短供的尴尬现状。

有专家分析，廉价药消失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生产成本高，而销售价格低，且进入医保支付体系无法随市调价。这也让企业丧失了生产动力，“很多药企只有生产更多利润大的药品才能补足在廉价药上的损失”。

“这其实是很简单的道理。患者当然希望得到物美价廉的药品，这点上廉价药大部分都能满足。但在这个低价社会里，掌握药品生产制造主动权的制药企业答应吗？所有的市场行为都是逐利的，商家的血液里不可能尽是道德血液，在低价卖出的药品收不回利润，甚至还要贴钱制造时，大部分就撤了，不做了。”广州某三甲医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医生说。

201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基本药物招标采购的56号文件，推行“双信封”招标采购模式。安徽省率先进行尝试，并取得一定经验。相关部门将其总结为“安徽模式”，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所谓“双信封”模式，即在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环节中存在两个信封，一个信封比质量，一个信封比价格，而中标原则是“质量优先，价格合理”。虽然中标原则规定“质量先于价格”，但实际招标过程中，价格的权重远高于质量，于是便出现为了中标而盲目压价的“唯低价论”，之前权衡药品的“两个信封”则基本变为“一个信封”，哪家企业制的药价格低，哪家便容易中标，哪家的药品也更有机会进入城市各大医院进行销售，利润也就更大。

这在不少企业看来，着实是一场“不计代价的低价厮杀战”。以华北制药厂为例，这个曾生产共和国第一支青霉素的公司，在2010年药品招标采购试水“双信封”模式后，曾因担心“降价会削薄利润”而拒绝降低药价，结果在招标中大败而归，次年悟透“双信封制”下的“唯低价论”后开始对青霉素降价，为80万单位的青霉素投标价只有0.27元，甚至低于业界心照不宣的成本价（0.35元）。结果当然大好，来年亦以最低价格中标，但也是因为这个最低的中标价，仅青霉素一种药品，华北制药厂就亏损至少100万元，这显然让公司难以为继。此后，华北制药厂放弃了早先中标的青霉素，渐渐退出了青霉素制造的舞台。

“大企业中标就亏，供应越大亏得越多；小企业规模有限，有限的利润让它们不得不在中标后停止供应，这便是廉价药退出市场的根本原因。”华北制药厂的销售经理章琳说，“不中标是等死，中了标是找死。”

“这都是‘低价’闹的。”上海市流通经济研究所医药流通研究中心主任代航认为，“双信封”模式的出发点没错，就是要在政策层面降低药品采购的价格，真正做到让百姓买到低价的药，但在设计时对政策可能导致的恶性竞争没有充分考虑。“双信封模式实质上弱化了质量因素的地位重要性。药品的价格下降是可以预见的，本该被压缩的是价格，而现实中被压缩的却是厂商生产成本。”

而那些凭借低价中标的企业，则不得不开始动起“压缩药品质量”的歪脑筋。2011年，蜀中制药涉嫌药品造假，用苹果皮制作板蓝根，而其中标的复方丹参片的中标价仅仅为原料价的1/4。代航认为真正的廉价药制造商在中标之后，将要面对的是持续的亏损和完全“看不见影”的利润，这本身就是对廉价药“保质保量”的一种讽刺。当廉价药品制造商只注重“低价”，却视“药品属性和品质”为无物时，才是低价社会的最大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