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穷惯了，以前是没钱，现在是有钱，却不敢花钱，或者说是不会花钱。

不敢花，是因为钱还不够多，缺乏安全感，消费也走节俭路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不会花钱往往会走两个极端，一是廉价至上主义，迷恋折扣季、偏爱山寨风，二是奢侈至上主义，以大为美，以贵为荣，出门恨不得把logo印在脑门上，好向所有人炫耀“我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

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课本告诉你：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今天，一个新词很好地解释了这一切：“供给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意思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生产出好产品，供应给人民群众，你不能天天雾霾蔽日、钢铁产能过剩，却生产不了圆珠笔的一颗“圆珠”来。

在今天，消费成为了投资、消费、出口 “三驾马车”的头马，2014年，消费对中国GDP的贡献率是51.2%，2015年上半年，消费的贡献率就达到了60%。中国人去日本抢个马桶盖，就让“爆买”一词成为了日本2015年度“流行语”。国家的调门也从过去的“抑制消费”、“合理引导消费”变成今天的“刺激消费”。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消费大国，中国社会正在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中国的消费需要一场大升级和新革命，中国人需要通过消费重新学习到底什么才是好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是真正好的生活方式。

在消费社会中，山寨消费是因为“担心被认为是穷人”，而炫耀性消费则是因为“希望被认为是富人”。

中国消费新革命要过的第一道难关就是山寨关。

山寨关里有什么？山寨机、山寨车、山寨楼、山寨包、山寨书、山寨剧、山寨电影、山寨明星、山寨时装、山寨节目、山寨春晚、山寨银行、山寨真人秀、山寨新闻联播……

山寨机无疑是低价社会的典型代表。快看，一直山寨苹果的华为、小米、魅族和锤子们快联手杀死中国代工厂了！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国产手机的成长史几乎就是一部代工厂的血泪史。山寨机的死结是没有雄心壮志，只想赚快钱，既不想创品牌，也不想在运营和服务上花时间，从未想过与苹果和三星直接PK。结果，没有人想在核心技术上超越苹果、三星，而是一心在外壳上打主意：你有竹制背板，我有航空钛金中框；你有双面玻璃，我有瓷裂纹后盖；你有铝合金，我有镁铝合金；你有阳极氧化，我有纳米注塑；你有奥氏体304钢，我有205锆石喷砂；你有太空水冷，我有T液浸泡。

社会学家焦若水曾在《山寨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一文中对中国的山寨消费现象进行深度解读。

“山寨”现象于本世纪初在广东等省份出现，当时主要为作坊式IT工厂以模仿知名品牌起步，在手机行业扩展开来，并迅速蔓延到其他经济领域，又几经演化，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文化领域，成为一种广受关注的社会现象。

焦若水认为，山寨是全球消费社会转变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揭示了伴随着全球金融风暴中市场分割的变迁，特别是全球消费社会中原来像中国等这样一些归入边陲国家方阵经济体兴起而导致的秩序重构。如果说在经济繁盛时期，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消费教谕尚且能大行其道的话，那么伴随着金融风暴的来临，各种品牌之后的虚伪性、欺骗性、暴利则暴露无遗，在中国这样新兴市场中既想争夺位置却又不肯放下身段的品牌，遭遇从产品、文化、身份的全方位山寨似乎也就成为一种偶然中的必然。

用波德里亚的观点来看，当代社会在马克思之后变成一个消费权力所影响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符号价值——风格、声望、奢侈、权力等表达和标志——成为全球消费社会这一新社会的第一法则，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个人只能通过购买和使用消费品来辨别自身和获得声望与地位。

山寨消费的反面是炫耀性消费，焦若水的观点是，在消费社会场景中，唯有所有人都紧跟潮流才不至于被甩到社会外层，消费社会成为一个从众且没有终点的竞赛。在任何一个时段和场合，所有的人都在从众和势利中左右为难，从众是因为“担心被认为是穷人”，而势利则是因为“希望被认为是富人”。

人们不得不参与炫耀性商品消费的缘由在于，炫耀性消费推动了社会分离，将社会分割成各种社团，使得人们只能加入其中，因为诸如友谊、求职信息、商业机会资源在社团获取的成本大大提高。山寨消费品在青年群体中的普遍流行，也印证了初入社会的这一新群体通过建构成功者身份以获得社会认可的努力。

山寨恰恰是在从众与势利之间的一种机巧的、投机的生存策略，底层消费者对名牌的山寨化，正是通过消费名牌所具有的符号价值进行自我拯救的过程。

在消费这件事情上，人民只会用钱包投信任票。

中国消费新革命要过的第二道难关就是消费外流关。

为什么人人爱出国买买买？

“国外日用品的价格略高于国内同类产品，但是质量确实比国内要好，用着放心，不用担心是‘假货’，我更看重生活的品质。”在马德里一家超市购买刀具的江苏游客王欣说。

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出境游人数和购买力已连续3年居世界第一。2014年中国内地公民出境旅游达1.09亿人次，海外支出同比增长28%，达到1648亿美元；2015年中国内地公民出境旅游保守估计达1.2亿人次，消费支出约1940亿美元，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

消费外流的渠道大致由出国采购、代购、海淘组成。以前，中国爱抢价差较大的奢侈品，如今爱抢的却是奶粉、马桶盖、电饭煲、刀具、药品等日用品。“高端购买力”持续外流，既有国内外产品“价差大”的原因，也折射出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乏力。

你也许会喷不爱国货的人不爱国，但你先得让国货爱我。不能说爱国就要爱国货，消费了国货，才是“同胞”、“朋友”、“知音”、“爱国者”，否则就是“亡国奴”、“养强盗者”、“山中豺狼”、“冷血动物”。在消费这件事上，人民只会用钱包投信任票，否则中国市面上也不会出现那么多“假洋牌”，一个个宣称自己身上有着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血统”。

2015年，中国游客在日本药妆店、家电量贩店、超市和百货店人均消费超过17万日元，“爆买”也因此成为日本2015年度“新语—流行语”。日本最大免税连锁店“乐购仕”的罗怡文社长说，“爆买”意味着中国消费者有能力影响日本的社会和经济，这是好现象。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产品的质优、价廉、物美。他说，希望中国的企业也能学习日本努力制造优秀产品的精神，让今后这种“爆买”不但发生在日本，也同样发生在中国。

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关利欣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经历了由贫困型向温饱型，又由温饱型向小康型的转变。现阶段，我国正面临新一轮消费结构的升级，居民消费由生存型向发展型消费升级、由物质型向服务型消费升级、由传统向新型消费升级。教育、旅游、健康、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和以信息技术为引领的信息消费成为新一轮消费热点。

但在当前，我国消费市场供给和需求不能有效匹配。在需求端，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和中等收入人群的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更加青睐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国际化的商品和服务，国内有效供给不足导致众多高端消费转移至海外。众多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去库存面临巨大压力。低技术含量、低品质产品服务绝对过剩的同时，高性价比、高品质的产品服务相对短缺。

中国社会消费呈现出“双轨化”：精英奉行消费主义原则，屌丝奉行节俭主义原则。

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是一场“从苦行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的转型，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是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

而中产阶层是这一转型的关键。焦若水认为，长期以来，中国采取高积累、低消费和低工资政策，造就了庞大的底层消费者群体，使得中国依然是一个生产型社会，还不是消费型社会。更棘手的是，中国社会的消费内部呈现为“双轨化”：一边是精英消费者社会，另一边是大众生产者社会。精英消费者社会的消费能力强，在消费生活领域奉行消费主义原则；大众生产者社会的消费能力弱，在消费生活领域所奉行的是节俭主义原则。

2015年12月，波士顿咨询公司与阿里研究院合作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尽管中国经济有所放缓，但中国消费市场的增长速度仍有望保持世界领先水平，预计到2020年私人消费将达到6.5万亿美元的规模。

其中，三股新力量将推动中国消费经济转型。首先是中产及富裕阶层消费者日渐增多，预计中国城镇消费增量的81％将来自这一群体。其次是新生代消费者崛起。18—35岁的中国消费者蓄势待发，有望取代出生于50、60、70年代的消费者成为中国消费市场的主导力量。第三是网络购物的增长。预计到2020年，网络购物规模将达到约1.6万亿美元，42％的私人消费增长将来自网络消费。

报告还认为，高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将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推动力量。随着中国消费者迈入中产及富裕阶层行列，他们对服务和高端产品的消费大幅提升，比如奢侈品、健康食品、教育、旅游等，以此来改善和提升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

瑞士信贷银行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2015》显示，中国中产阶级人数达到1.09亿人，成为全球中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国家。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人们的生活方式已从关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逐步向精神层面迈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预测，2020年中国可望形成6亿人口的中等收入消费人群，全球都渴望吃到中国的消费升级蛋糕。

经济学家叶檀发现，中国中产阶层的消费特点是：他们已经在日用品上购买高端品牌货，他们比的不再是穿什么衣服，而是谁家的香皂与洗发水是什么牌子。他们在安全与教育方面绝不吝啬，只要是涉及生命安全和子女未来的，再多的钱也愿意花。

而让人人都能过上中产生活的前提是，国家应当让更多的居民公平地享受到城市的社会福利，提高较低社会阶层的收入和消费能力，让人人都能成为中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