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日这天，北京最醒目的地标—— 央视“大裤衩”办公楼不见了，它被雾霾所吞噬。整个东三环，只有机动车的灯光，若明若暗地点缀着这座“看不见的城市”。就在那天上午，最繁忙的国贸CBD区，浓厚的霾中，兀自走出一个白色“新娘” ——戴着口罩，只露出两只大眼睛，白色婚纱长长地拖在身后，远看酷似19世纪流行于欧洲上流社会的 “巴斯尔”式长裙。

“新娘”就是孔宁。那婚纱，是她用999只防霾口罩，花两个晚上亲手缝制的雾霾嫁衣。“我是‘雾霾新娘’，我要嫁给蓝天！”她的行为和呼吁引来了关注，人们像期待蓝天一样，期待这位女艺术家的“婚礼”。“新郎”不见踪影，孔宁的行为艺术，生出了荒诞与反讽：“新郎”蓝天出现之时，便是“雾霾新娘” 离去之日。

就在孔宁穿上“婚纱”后不几日，12月7日，北京有史以来第一次发出了空气重度污染的红色预警。她又连夜缝制了一件“嫁衣”——一件用数百个橙红色塑料喇叭制作的婚纱。第二天，孔宁穿上婚纱，化身为“橙色喇叭新娘”，走上街头，从北京鼓楼出发，一路南行。

一个外地来京打工的女子正打手机，忽见“雾霾新娘”，挂了电话，直直地看着她，眼泪就出来了。她对孔宁说：“我太感动了。天这么冷，你穿这个婚纱，不就是在宣传环保吗？不就是在为我们所有人担忧吗？”

“为我们所有人担忧”，这话深深打动了孔宁，她拥抱了那个陌生的女人，然后在寒冷的大街上继续向前。

熟悉她的朋友都说，孔宁在骨子里，其实是一个极度敏感、忧郁的英雄主义者。

脱下婚纱的孔宁，更像个无玷无污的赤子。1958年盛夏，这个在中俄蒙交界的边境小镇满洲里出生的女人，自小就有很深的英雄情结。她崇尚十二月革命党人身上那种贵族精神：有文化素养，有社会担当，追求灵魂的自由。因而，在力所能及时，她一定会“为所有人担忧”，并且“要做点什么”。

57岁的孔宁，似乎永远一副标志性的扮相：马尾永远高高梳在脑后，系一根红头绳，齐齐厚厚的刘海，盖在眼帘上方。双眸永远闪着好奇，欢喜就笑，悲伤就哭，不遮不掩，不矫不饰，动辄骑上心爱的雅马哈摩托，让速度风干悲伤。她的想法天马行空，穿着行事时而江湖侠客，时而花季少女。年龄，似乎只是身份证上的数字而已。

孔宁是个疯狂大胆的行为艺术家吗？熟悉她的朋友都说，孔宁在骨子里，其实是一个极度敏感、忧郁的英雄主义者。

1960年代，孔宁的青春期在满洲里并不平静：中苏边境上“珍宝岛之战”以及“文革”带来的家庭变故，让她在少年期就体味到生活的沉重。她曾和哥哥为躲避恐惧，长期住在地窖里。而她13岁时，病重的母亲被送往上海救治，为了贴身陪伴，她不得不当起了医院的护工。“给病人洗便盆，打扫厕所，还背送过死人。”而父亲，在那段岁月里，选择结束生命，离开了她们。这一切，都像一个少女承受不起的噩梦。直到80年代初，她跟着落实政策后的母亲到了北京，看到了东边的太阳和蓝天。

1984年，26岁的孔宁当上了北京市检察院的书记员。然而，内心天然的感性和童年记忆的阴影，让她很难承受一些“本职工作”。一次刑场监刑时，她第一次目睹了34个死刑犯被行刑。她无法以这样的方式面对死亡，她辞了职。

那是80年代末，她辞职后做了律师，专为死刑犯辩护，也为农民工维权，追讨过被拖欠的工资。在后来的日子里，她穿着一身黑衣，开黑色牧马人吉普，出入北京大街小巷，也成了京城律师圈闻名的女律师。只有很亲近的朋友知道，她那辆牧马人的后备箱内，长期放着34件白衬衣。当年刑场瞬间消失的34个生命，似乎在这34件衬衫中得到净化，也提醒着她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法律的坚守。

仿佛是与上天的秘密约定，上天赋予她一支神奇画笔，孔宁着迷般地绘画不止。10年的坚持，700多幅作品，她画了自己陈年不愈的内伤。

2000年，备受病痛折磨的母亲去世后，孔宁像是彻底醒了。她后来放弃了律所工作，脱下制服，放下卷宗，从一个为死刑犯辩护的律师，走向了一块块巨幅画板。

经历过的苦难和恐惧，成了她自己的影子，挥之不去。然而，她并不轻易在人前表露这些暗伤，只是把它们升华为了艺术。她所有的作品，无论行为艺术还是架上油画，都是她与她所处时代的爱恨交加关系的一种镜像。

2005年，像是在一个痛苦的梦里沉睡了47年的孔宁，一夜醒来，忽然拿起画笔，没有接受过丝毫诸如透视、素描写生等美术训练的她，站在画架前，就那样一提画笔，一个个人物便奔涌而来。即便她想阻止它们的到来，都不行。

“这些都是生命啊。她们要通过我的画来倾诉。我的画，是一种生命系统。”

仿佛是与上天的秘密约定，上天赋予她一支神奇画笔，孔宁着迷般地绘画不止，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画过了整整十个春夏秋冬，几乎无一天停下来，“一天不画，感觉一天是白过了”。绘画成了她表达的通道，也将是她的归宿。

那马，跑着跑着，鬃毛发出光芒，像一把亮闪闪的战刀，带着全家人穿越恐惧，逃出了满洲里。

孔宁说，自己“始终没有安全感。生命记忆中，就是恐惧，还有寒冷”。

她生长在一个波诡云谲的动荡时代，从小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别出声”，因为怕“敌人”听见屋里有动静，会忽然冲进来。“珍宝岛之战”打响前，满洲里边境线附近，巡逻的苏军和苏军的坦克，影影绰绰，在雪地上，仿佛一排排黑色的蚂蚁。这“黑蚂蚁” 时常会进到她的梦里，在梦里她也是屏住呼吸的。于是，她日日幻想着能逃离满洲里。

她多次梦见一只黑猫，变成一匹骏马，拉着马车，车上有爸爸妈妈，有奶奶和哥哥，还有家里的一只大皮箱。她在马车上开心地笑着，那马，跑着跑着，鬃毛发出光芒，像一把亮闪闪的战刀，带着全家人穿越恐惧，逃出了满洲里。

梦醒来，人还是在地窖中恐惧着，边境线上，依旧是苏军的坦克来来往往。但梦中的骏马，成了她日后绘画中时常出现的一个神秘意象。而且，她总是把一匹漂亮的马安排在一个女子身边，那马的神态始终坚定，那女子的眼神始终惊惧，身体始终倚着马——这亲密依偎营造出了一种令人伤感的温暖。马在这里已然构成了逃脱苦难桎梏、抵达自由的符号。2014年，她在内蒙草原做的“嫁马”行为艺术，便是她追寻灵魂自由的表达。

孔宁的骏马情结也是遗传。她父亲曾是内蒙军区的一名彪悍骑兵，这个达斡尔族人，高大、英俊、倜傥，初冬深秋，穿长长的呢子大衣，戴苏军军官的绒帽，出门拿小牛皮手袋。放在今天，也是很时髦的。跟父亲一样，孔宁待人接物豪爽大气，但内心却时常羞涩。

她自己不知道，在这个浮夸、浮躁、浮华的时代，内心羞涩已然成了一种美德。

就像她做艺术，却不混圈子，不勾搭拍卖行，不热衷于交际，亦不谄媚大众。她最好的作品都是她最为自我的时候从心底喷薄而出，这反倒吸引了艺术圈的视线。

“我已不顾寒冷的侵袭冷漠的目光，我傻傻地想我是地球的新娘。”

在过去的十年，“艺术家孔宁”是静寂无声的，除了身边朋友，学院派的美术圈鲜有人知她的存在。直到2015年3月21日，她的“血性与狂想”油画展在北京草场希帕画廊（Cipa Galley）亮相，好似横空出世，惊住了国内外藏家。他们弄不明白她的灵感来自何方，她画中那些承载苦难和希望的女人来自何方，她又来自何方。美国一位藏家将展出的30幅画悉数买下，可谓传奇，一如她的奇绝的人生经历。

从画廊得知这消息后，孔宁却像个小姑娘“咯咯咯”地笑：“这太有意思了。我不是他们说的什么艺术家，我就是天空的孩子。一个孩子，搅动了美术圈，太好玩了！”

10年的坚持，700多幅作品，孔宁究竟画了什么呢？

她画了自己陈年不愈的内伤。她画中的人物都为女性，裸体。她们身体成熟，面孔天真，带着直面生命来去的纯粹。画面色彩绚丽，轰轰烈烈，如橘红、橘黄、猩红，却令人心绪不宁。很多幅画中，她的画笔饱蘸悲悯，描摹出女子皮肤的粉嫩、乳房的丰盈、身体的柔顺，好像在等待或迎接抚摸，这时，她笔锋又陡然一转，让极具男性阴茎象征的坚硬之物，粗暴穿刺过女人的身体，在画面上构造出了一种无法言喻的抗争的力量。

孔宁绘画没有任何政治心机，然而，环境污染、社会不公等问题，似乎加剧了她的创作情绪。架上绘画不能满足她表达的欲望，于是，她在诗歌、行为艺术，甚至建筑设计中抒发。她说：“如果没有东西表达，我就要崩溃。”

就像“嫁给蓝天”那天，她回家还写下了一首诗，表达了对环境的“哀愁”：我身着刺眼的哀伤的喇叭婚纱/沉甸甸无奈地火热地走在大街上/这是灰色天空病入膏肓发出的危情的呼救/这是鲜活的躯体/如蚂蚁一样要被迫入黑洞前的闪烁/呐喊与众不同的成为被窥视为荒诞的行为/我已不顾寒冷的侵袭冷漠的目光/我傻傻地想我是地球的新娘。

她像是在反抗，其实在寻找不同的表现形式，与这个世界认真地谈谈。她有股执念，想让身处的世界变好。而她能做的，就是用艺术的方式去创作——哪怕一边惊恐不安，一边像孩子般无忌无畏地大胆表达。

“我的画，我的建筑，都是我的情人，是我的孩子，也是我的墓地。”

孔宁是个能在现实里做梦的人。2001年，她在北京西山建起了一座“玫瑰城堡”，作为对母亲永远的纪念。这个耗时5年、使用面积1500多平方米的“城堡”，由“白玫瑰”和“红玫瑰” 两幢遥相呼应的别墅构成，带着欧洲18世纪浓郁的古典气质，从设计到施工到家具到软装饰，无一不是孔宁的创意。

这座“玫瑰城堡”更像是孔宁的一个建筑装置作品。她用冰冷的水泥、石膏、铁艺、玻璃材料制造了十几万朵白玫瑰和红玫瑰，用在房子的每一处。从雕刻在“城堡”外墙上的丛丛玫瑰，到室内横梁、玄关、卫生间的镜子、洗脸池水龙头周边镶嵌的玫瑰，仿佛每个角落和细节都能嗅到芬芳。

玫瑰，这个西方宗教与世俗文化中的经典之花，这个从垂死的美少年阿多尼斯的鲜血中生长出来的心灵、肉体之爱的花朵，它短暂的美丽、短暂的绽放、短暂的芳香，令它与爱情和死亡之谜紧密相联。以玫瑰为这栋房子的主题，对孔宁是一种本能。她说：“玫瑰就是我的鲜血。我愿意像个小女孩似的，根植在那山坡上。再过一百年、两百年，那个小女孩的生命，还在那儿绽放着。”

城堡中有座“红玫瑰影院”，廊柱本设计为白色——雕满白玫瑰，孔宁希望这里四季温暖，就调出一种近乎红玫瑰的油漆，自己刷了三天，柱子就变了色，红艳艳的，紧相依偎，似一个个失去的生命满血复活了。影院有35个座位，其中34个，是为那34个在她眼前消失的生命而设计。孔宁说：“我愿意接纳他们。希望他们恐惧的灵魂能感受到一点点我的温暖。”那第35个呢？“是我留给自己的。”

“玫瑰城堡”在京城文化圈颇有知名度，常有孔宁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周末来此聚会。多数情况下，多数人，她都不认识。这些认识、不认识的人，觥筹交错狂欢时，她从来默默跟在身后，随时收拾杯盘碗盏、扔掉的烟头，像城堡的仆人而非主人。“从没想过‘玫瑰城堡’会给我什么回报。它就是我的一件作品，完成了我在某个时期的一种表达而已。”

也有人慕名前来，以为她是建筑设计师，想从这座隐于山下的概念性建筑中获得点启发。孔宁却认为自己“不是设计师，也不是艺术家，只是瞬间开放的野花、瞬间飞过的蝴蝶”。但她究竟还是把受难的生命，在画中，在“玫瑰城堡”中，变成了一种永恒的东西。作品是她的生命，又超越了她的生命，就像她说的：“我的画，我的建筑，都是我的情人，是我的孩子，也是我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