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云偶然在中央电视台的公益广告中看到鼓励生二孩的宣传片，平时不怎么看广告的她认真地看完了。看完广告后，杨云隐约意识到，“生不生二孩”这件事已不仅仅是单纯的私人问题，而成了一起公共事件，它的讨论范围已然从卧室和朋友圈延伸到了广场。

这场大规模的二孩讨论风潮始于2015年年底，之前传闻已久的“全面二孩”政策终于落地。然而，雷声虽大，真正付诸实施的家庭却是寥寥。

在政策落地之前，有国家卫计委官员援引曾展开过多次的生育意愿调查数据称，我国八成以上的群众希望生二胎，九成以上的人支持全面两孩政策。现实的情况是，作为政策主要受益群体的70后，在经过短暂的躁动后，很快归于平静。

这些已经有过一个孩子养育经历的70后，对于再接受一次挑战心有余悸。“抛开其他不讲，单是经济账，就已经让很多家庭不堪重负。”

“仅仅是算了一下养孩子的开销，就浇灭了我们刚刚冒头的二孩念头。”

38岁的杨云，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虽然是外省人，但和先生两个人经过多年奋斗，在北京有房有车有户口，也算是衣食无忧。

他们有一个7岁的男孩，上小学一年级。杨云喜欢女孩，在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落实后，一个强烈的冲动在她心里萌生：要再生一个女孩。

一天晚上，杨云两口子展开了一场讨论，话题最后演变成计算七年来的养孩账单。这份详细的账单计算出来后，两人突然发现养育二孩困难重重。

“仅仅是算了一下养孩子的开销，就浇灭了我们刚刚冒头的二孩念头。”杨云粗略一算，这7年他们共为孩子支出34万元左右，其中前4年平均每月5000元，共24万元，之后三年幼儿园期间，平均每月3000元，共10万元。

对于杨云这样的普通工薪族而言，即便能享受到国家的各项政策福利，这样的支出，再来一遍也是不能承受之重。

算出这笔庞大的支出后，杨云也吓了一跳，惊叹于夫妻二人的战斗力。夫妻二人刚开始以为省点钱扛一下就能过来，但很快杨云就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巨额支出从一孩出生后便开始了，“先是每月5000元的月嫂费用（现在北京市场的价格已涨到1万元）”。最初，杨云也没打算请月嫂，觉得姥姥和奶奶两人足以应付，可孩子出生后，“发现完全不行”。杨云是剖腹产，生产后，孩子、大人都需要照顾。“白天还好，夜里照顾孩子太辛苦，一晚上下来，老人的血压就高了。”三天后，为了老人的身体，杨云决定每月花5000元请了月嫂。

产假结束上班后，虽然家里有老人，可是为了老人能轻松些，杨云夫妇还是请了保姆，“这都是需要真金白银的”。奶粉钱更是不能省，杨云一直给孩子喝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奶粉，一直到4岁，“我周围的同事、朋友也基本这样”。

最大的账单最后出现在教育投资上。杨云一家为了孩子能进一所好的小学，把五环外的大房子换成了三环内的小房子，“与孩子的教育相比，我们必须这么做”。问题很快就出现，孩子快3岁时，由于房子太小，老人住不习惯要回老家。这样，夫妻二人只能亲自接送孩子上幼儿园。

公立幼儿园的入园规定是必须在8月31日前满三岁，差一天也不行，杨云的孩子还差两个月满3岁，被卡在了外面。经过多方比较，他们选择了家附近一家品牌私立幼儿园。“每月园费3500元，在私立幼儿园中算是中等价位，更便宜的也有，可新闻里频出的幼儿园虐童事件，我们实在不敢省这个钱。另外，各类早教培训的费用也不少。”

月嫂工资、保姆工资、幼儿园园费、奶粉等营养品、纸尿裤等卫生用品、玩具文具用品、早教培训……在这些项目的表格后面，都是杨云夫妇7年来的血汗钱。

即使穷养，抚养到18岁，也要几十万元，富养的话，更没有上限。

杨云的情况并非个案，不管父母们愿不愿意，高育儿成本时代已经到来，这包括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即使穷养，抚养孩子到18岁，也需要几十万元，富养的话，更没有上限。”杨云说，“支撑这个庞大支出的，是家长们趋之若鹜的精英培育模式。”

留下来的都是精英，这也是计划生育政策最初的良好愿望。

自1982年“一家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全国人口得到有效控制，但三十多年过去了，另一个问题越发严重：老人太多，青年人太少；领养老金的人太多，交养老金的人太少。

为了缓解这个人口矛盾，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显然，力度还不够，2015年，便推出“全面二孩”政策了。

“全面二孩”政策宣布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现在符合普遍二孩再生育条件的妇女很多，约1亿人，数量非常大。放开后会有多少人来申请，现在不能确定，但放开对缓解人口老龄化的作用更大。”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符合普遍二孩再生育条件的妇女”都愿意再上一次“贼船”。

在杨云看来，孩子要面对的是一个“上升通道不断收窄，社会竞争愈加激烈”的社会，这使她不得不选择“精英模式”来培养孩子，“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可普通城市家庭，普遍采用精英模式来培养孩子已是事实”。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杨云们”不得不“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每个家庭都会最大限度地对孩子进行投资”。按此模式养育孩子，对大多数像杨云这样的工薪家庭而言，“一个孩子已经让父母精疲力尽，更不要说养两个了”。

在孩子与老人、个人与政策之间，是一场关于收支平衡的博弈。

目前还没有什么措施能帮助普通家庭摊薄高昂的育儿成本。

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早已不是新鲜问题，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明确提出：“就一国的繁荣而言，最明确的标识是居民人数的增长。”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凯恩斯在1937年发表的《人口缩减的若干经济后果》中分析认为，人口增长由于促进投资而促使经济成长。凯恩斯学派的后继者哈罗德在《论动态经济学》中论证认为，人口增长不仅仅是扩大了消费，还增大雇佣，使投资规模扩大。

也正是基于这些理论基础，2015年10月底，讨论已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计通过，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与“全面二孩”一起承担挽救经济衰退任务的还有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延长、普通职工退休年龄延后……政策层面一剂剂的重药都在对症治疗头重脚轻的社会年龄结构，这时，一个新生儿对社会经济的拉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不久前，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到2030年左右对老龄化的程度会缓解两个百分点左右；对劳动力的供给也会产生0.5%左右的正效应，2050年会增加3000多万劳动年龄人口。

然而，在此之前被寄予厚望的“单独二孩”政策，却没有带来太多惊喜。统计数据显示，在“单独二孩”政策推出一年后，全国仅有约70万对符合条件的夫妻提出“单独二孩”申请，比预计数目少了近70%。

同样的预期也出现在“全面二孩”政策上，人口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田雪原就表示，新政策落地后，婴儿出生率肯定会有小幅反弹，但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婴儿潮，特别是在城市中，因为养育孩子的成本较高，一部分人不愿意再生。而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有什么措施能帮助普通家庭摊薄高昂的育儿成本。

有经济学家预估，中国老龄人口将在2020年前增加60%，而劳动人口则将减少35%，这样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转变将给本不乐观的中国经济复苏带来更为严峻的挑战。

不仅仅是中国，不断下降的出生率困扰着很多国家，包括中国有产阶级正在踊跃移民的美国和加拿大。依靠移民来弥补本国的低出生率，这也会成为未来中国的选择吗？

对于工薪族而言，移民很难，但选择生不生二孩很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