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爱读书了吗？

2013年，一篇题为《令人忧虑，不阅读的中国人》的文章红遍网络，并得到不少传统媒体的转载。作者据称是印度工程师“孟莎美”，文中最触目惊心的是一组对比数据—— “中国人年均读书0.7本，与韩国的人均7本、日本的40本、俄罗斯的55本相比，中国人的阅读量少得可怜”——以及一个论断：“日本管理大师大前研一的著作《低智商社会》意外地触动了中国人的敏感神经。他在书中说：在中国旅行时发现，城市遍街都是按摩店，而书店却寥寥无几，中国人均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人均阅读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中国是典型的‘低智商国家’，未来毫无希望成为发达国家！”

按文中所说，“中国人年均读书0.7本”的数据来自媒体报道。但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15年发布的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我国成年国民的年人均阅读量为4.56本纸质图书、3.22本电子书。至于大前研一称中国是“典型的‘低智商国家’”（这是很严重的指控），翻查《低智商社会》一书，却找不到该言论。

而从该文的一些表述来看，作者实在不像是一位印度工程师，倒像是一位焦虑于国人不读书的中国网友假托他人之名所写。情绪上也许偏激，表述也不尽准确，但描述的情况基本属实，这大概是这篇文章能引起共鸣的原因：是啊，我们不是不阅读，但我们是在读屏（每隔10分钟就刷微信、微博），而不是在读书。传统的读书乐趣难道要在我们这一代消失了吗？

出版人郝明义用步行和开车来比拟读书和读屏。他的看法是：有了汽车，没有理由不使用这种交通工具的方便；但有了汽车之后，也不表示每个人都不需要走路。重要的是如何适当地交互使用，“如同学会汽车驾驶之后，仍然维持步行、登山的习惯”。

我们并非自己所说的那么忙。时间不够，所以无法阅读，可能只是一个方便的借口。

比起年人均阅读几本书，对个人阅读数量的自我评价更能揭示国人的阅读状况：据2015年发布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2014年，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多（2.0%）或比较多（8.2%），38.3%的人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一般，44.1%的人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少或比较少。

原因何在？大部分人的回答是“没有时间”。而在有限的阅读时间的分配上，人们花在新兴媒体上的时间远多于花在传统纸质媒体上的时间：人均每天互联网、Pad接触时长分别为54.87分钟、10.69分钟；人均每天手机阅读、微信阅读时长分别为33.82分钟、14.11分钟，而人均每天读书（18.76分钟）、读报（18.80分钟）、读杂志（13.42分钟）的时间都不超过20分钟。

事实上，对很多人来说，泡在网上的时间还不止50分钟。你很可能也有这样的经历：拿着手机或Pad上床，发誓再刷10分钟屏就睡觉。然而，n个10分钟过去了，你还在刷屏，睡意全无。

作家唐诺在《阅读的故事》一书中，针对“太忙了没空读书怎么办”写了一个章节。在他看来，首先，我们并非自己所说的那么忙。时间不够，所以无法阅读，可能只是一个方便的借口。其次，也可能基于这么一种考虑：阅读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你可能总想着先把手边那一堆暂时的、偶发的、可以马上解决的琐事给处理干净，好找个清清爽爽的良辰吉日来专心做自己最想做的那件事——读书。如此日复一日地被琐事包围，读书这件严肃的事就这样被耽搁了。

“我们并非真的都那么忙、一辈子一直那么忙，我们只是有太多的必需品，得投注大量时间去取得、去保护，当我们声称我们没时间阅读，其实我们真正讲的是，我们认为有这个事那个事远比拿一本书看要急迫要重要，我们于是没那么多时间留给阅读这件事，就这样。”

唐诺的建议是：抓紧时间阅读，不放过任何机会。“阅读，毫无疑问可以穿梭在每一分钟的缝隙之中。交通工具上，浴缸里，临睡前，甚至在饭桌上甚不礼貌地读报读杂志，在步行时甚危险地仍卷本书看（应该附加安全警语，‘这样的阅读者均受过严格训练或不要命，请勿任意模仿’）”，“这都是每个像样的阅读者做过的事”。

美国评论家兼书虫乔·昆南的经验则是直到51岁才开车，因为“开车会对我喜爱的生活方式（即阅读）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他是这样计算的：在美国，一个人一星期一般开车十小时，这十个小时要是用来看书，应该可以看完两本。那么，一年下来就是一百多本，一辈子就是六七千本。他现年65岁，已经读了七八千本书，但并不算多的，“据说丘吉尔一生中每天看完一本书，甚至当他忙着把西方文明从纳粹手中解救出来时也不例外”。

“一种新的‘读书有用论’正在悄然流行。”

读书时间已然被挤压，同时，读书出现了功利化倾向——“时间那么少，读书自然要读实用的书，没用的书不要读”，更进一步削弱了国人读书、读好书的动力。励志、养生、营销学和“成功学”等成为畅销书市场的主流，曾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的于友先因此认为，“一种新的‘读书有用论’正在悄然流行，非‘有用’的书不读，而‘有用’的定义在这里又变得非常狭窄”。

这又带来了另一种困惑：无书可读。但这可能是一个伪问题。一方面，我国在出版资源上存在巨大的浪费：据《2012—2013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即“中国出版蓝皮书”）的数据，2012年我国共出版图书41.4万种，总印数达79.25亿册，跃居世界第一位。但“出版大国”同时也是“库存大国”，相当数量的出版单位的存销比达到了8：2，也就是说，在市场上流通的图书其实只有两成，好书可能到不了读者手中。另一方面，目前具有独立想法、知道自己该读什么书的人——也就是真正的阅读者，并不占多数。多数人还是跟风读畅销书、流行书，读书对他们而言，更多的是一种话题的需要。因此他们需要的其实是“如何假装读过一本书”，或者谷阿莫那种“5分钟了解一本书”的指南。所谓“年度读本”，即全球各地的人都在同一时刻看一本书，比如“哈利·波特”系列，也是他们所追逐的。

应该这么说：只有在博览群书之后，一个人才有资格讲“问题是好书越来越少了”，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迷宫中的将军》主人公西蒙·玻利瓦尔所做的那样。西蒙·玻利瓦尔，出生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是拉美独立战争的领袖，又称“南美的乔治·华盛顿”。在他的一生中，始终充满读书的激情，最后读遍了手头的书籍。“漂泊不定的戎马生涯使他从玻利维亚到委内瑞拉两千多公里的路途上都留下了书籍和文件的踪迹。”他只活了47岁，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失明，不再沉迷于贪婪的阅读，他给自己找的理由就是这一句：“问题是好书越来越少了。”

按概率来计算，书出得越多，出好书的几率应该更多。当然，同时也有一个问题：出烂书的几率也大大增加了。而烂书往往出自快餐式制作，生长速度快于好书，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悖论。此时，读者应该做的就是坚定，再坚定一些。这是唐诺的建议：“好的读者永远得勇敢些、坚韧些，像坚持要见到自己贞洁美丽妻子珀涅罗珀的尤利西斯，不被拦路的怪兽吓退，不被女妖的甜腻歌声诱惑，走向那不作声不叫嚣不搔首弄姿的寂寞书架一角。”

通过阅读，你得以塑造自己的世界观、趣味和见识。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近日成为舆论焦点的柳岩在去年成为《我知道》第二季情感导师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人家说人丑就要多读书，但其实我觉得不管丑不丑，不读书都是可耻的。”她也坦然承认，自己是“可耻”的，尤其是在上一些需要知识储备的节目时，感觉到了捉襟见肘。

“大多数爱书人之所以读书主要不是为了获取更多信息、消磨时间，或者自我进步，甚至不是像C.S.刘易斯说的那样，为了知道他们并不孤独。他们阅读，是为了逃入一个更激动人心、更有价值的世界。在那儿，他们不会讨厌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伴侣、他们的政府、他们的生活。”乔·昆南在他的《大书特书》一书中如此写道。

为了解朋友们的阅读观，乔·昆南把一份详细的调查问卷发给75位朋友。在“阅读对于你意味着什么”这个选项中，他收获的答案有：“阅读给我希望。”“阅读意味着明天可能不会像今天这么惨。”“阅读意味着做人。”一位儿童文学作家这样回答：“只要翻开书，我就能过上四倍丰富的生活。关于人、文化、科学、历史、政治、其他国家——老天哪，其他宇宙——我从书中学到的东西要比现实生活更多。改一句艾米莉·狄金森的话，没有一座航空母舰像书一样。”

因为书对于他们来说至关重要，所以乔·昆南的朋友们不会轻易和人讨论书。不同的阅读习惯或者不可调和的阅读品味，代表着价值观的不同，很可能导致友谊破裂、婚姻触礁。有几个人都表示，遇到相处愉快，想继续发展的朋友，就会先发制人，告诉人家自己读的书不多，这样就避免了深入讨论书的话题。因为，要是发现该朋友觉得《魔戒》或“哈利·波特”是严肃文学，他们就没法跟其保持友好了。一位杂志编辑表示：“我不得不和一位朋友绝交，就因为她非要我读李·查德（Lee Child，著有以独行侠杰克·里奇为主角的系列冒险小说）。我特别小心，从来不提到《美食、祈祷、恋爱》（Eat，Pray，Love，伊丽莎白·吉尔伯特作品），因为我还想保留几位女性朋友。”

埃拉·柏素德（Ella Berthoud）和苏珊·埃尔德金（Susan Elderkin）这两位“书目治疗师”则用开书单来解决人们所面临的生理、心理上的问题——从牙痛到腹泻、癌症，或者失恋、单身、中年危机等人生困境，她们都可以开出相应的书目。比如，觉得生活一成不变，那你需要一位拥有骆驼的古怪贵族姨妈，就像罗斯·麦考利的《特拉比松之塔》（The Towers of Trebizond）中的女主人公；你想治愈拖延症，建议读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男管家史蒂文斯的拖延症所导致的惨痛结果一定会让你警醒。

阅读可以治愈人生各种疑难杂症的机理在于，它是你最快进入“别处”的方式。但那不仅仅是逃避现实，而是在那个世界里寻找可能性。你所经历的一切，你的困境，你的痛苦，你的欢乐，作家们早就写尽了。

通过阅读，你得以塑造自己的世界观、趣味和见识，正如诗人布罗茨基所说，“我是我所读过和所记得的东西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