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男神李健曾把莱昂纳德·科恩的诗集《渴望之书》带上《我是歌手》的舞台。他把书垫在椅子上,希望科恩赐予他更多低音。
这举动有着漫不经心的高雅,阅读于男神而言,好像不是某种姿态,而是随手可及的精神供给。就像那些被知识分子垫在桌腿下、糊在玻璃上的萨特、福柯、海德格尔,字里行间还留着批注的痕迹。最高级的晒书是把书融入生活本身,让它成为柴米油盐的一部分。
当碎片化阅读被段子、朋友圈谣言和心灵鸡汤填满,我们需要更纯粹的阅读,以彰显品位。不知从何时开始,晒书和晒奢侈品、晒孩子、晒宠物、秀恩爱一样,成了一项全民运动。旅行中,要晒应景的心意之选;喝咖啡时,要晒午后有书有太阳的悠闲时光;交通工具上,要晒忙里偷闲的高级趣味;夜半寂寞,要晒拷问灵魂的深沉巨作。
晒书和晒其他东西一样,事关兴趣、性格和品位,更有其他物件不具备的功能——事关学识和思想境界。如何晒得高雅,晒得自然,晒得脱离低级趣味,实在值得探讨。
中产阶级才是晒书的主力军。
你读什么书,你就是什么人。你晒什么书,你就看起来是什么人。
从职业划分来看,常被要求多读书的是政府官员。中纪委就曾给干部们推荐56本书:《焦裕禄》、《之江新语》、《世界是平的》、《论中国》、《大国的兴衰》、《正能量》……他们读忧国忧民的书,晒与宏观社会有关的阅读。
理工宅和技术男偏爱推理、悬疑小说和新科技读物。他们偶尔晒书,本意却不是晒书,而是晒智商和分享最新研究成果。
农民工群体和底层服务人员的阅读趣味很固化,他们急着下载最新款网络穿越小说,喜欢在描写残酷城市生活的作品里寻找共鸣,比如《蜗居》、《杜拉拉升职记》,还有最懂他们的《平凡的世界》。他们在读书与晒书中,寻找的不是品位和个性,而是要打开一个进入眼前这座大城市的切口。他们在寻找身份认同,也在想象中,描摹着希望过上的都市生活。
企业管理层和白领是中产阶级和准中产阶级,按保罗·福塞尔在《格调》里的论断,“只有在中产阶级里,阅读品位才是一个令研究者感兴趣的话题”。
因此,中产阶级才是晒书的主力军。上层阶级不在乎大家对他们的读物品位评头论足,因为太有钱。贫民百姓也不在乎,因为太穷。而钱不多又焦虑的中产阶级总想说服别人,证明自己手中握着“最优秀的文学”,掌握着最接近真理的哲学和科学。
他们身处同一阶层,面对同一桩生活难题,却总是相信汤姆·沃尔夫的论断:“那些读书和写书的人与那些不读不写的人之间的区别本身,承担着一个伟大的社会分层意义。”
久而久之,晒书成了一门学问。晒哲学书、艺术书和偏僻的历史书要比晒畅销书高雅。万物皆属哲学范畴。出身于哲学专业的作家、艺术家身上总多一层神秘感,同理可证,喜欢哲学的销售经理,生命里也绝不只有酒局和销售额。
晒书也有鄙视链。如何显示自己有独特的阅读品位?不妨请职业配书人帮你。
在地铁上捧一本《纯粹理性批判》一定比《小王子》吸引目光,《西方艺术史》高于《小顾聊绘画》,《大江大海1949》会让懂点历史的同路人洞察你的历史观。
买对版本也很重要。出版社要选权威的,英文原版比翻译版纯粹,破旧的老版本比新版本厚重,港台版看起来更能说实话,老先生们的译本总比新晋翻译家靠谱。
晒签名本是最有优越感的。国外网站和拍卖行经常转手或拍卖作者签名本,少则上百块,多则上百万,拥有一本珍贵签名本是每个阅读者和晒书者梦寐以求的事。国内的孔夫子旧书网上也时常有签名本拍卖。编剧史航和作家止庵就是最著名的签名本爱好者。翻开他们的书柜,罗曼·罗兰、毛姆、东野圭吾、三岛由纪夫、金庸、古龙……随便秀一秀,就能骗来点赞一箩筐。
和签名本一样有优越感的是著名书店的图书章。从巴黎圣母院脚下的莎士比亚书店经过时,别忘了买本书,盖一个专属的莎士比亚图书章。买什么无所谓,图书章才是逼格之选。
去掉腰封再读书,这是种美德。即便买来不读,晒书之前也务必摘掉腰封,以显示购入此书绝非听信梁文道或者陈丹青,而是你独立思考的选择。
网上流传着一条著名的约会法则:如果他家里没有书,就不要和他上床。可见,男人最好的饰品是女人,房子最好的软装是图书。这一需求催生了一个新兴职业——职业配书人。他们熟知各大权威机构图书榜单,懂得根据客户的不同职业、年龄、需求配备所需数量的图书。你可以不知道《红楼梦》,他们会帮你买对版本;你可以不懂英文,他们会让你采购的原版书不闹笑话。如果有需求,他们甚至可以在书里做上适量批注,好像你真的读过一样。
需要警惕的是,约客人、爱慕对象上门前,先拆掉图书包装,以防露出不爱读书爱晒书的马脚。
想要在聊天时举重若轻地晒书,就难度大增。首先,你要肚子里真有些墨水,哪怕是翻翻作者简介和序言,哪怕是在豆瓣网上看几篇图书摘要。信手拈来地谈论细节比复述概要更能吸引人,“最近在重读莎士比亚”与“最近在读莎士比亚”之间只差一个字,但秀出的文学底蕴却差了几个档次。
在中国,书是性价比最高的变得高贵的物质,但阅读是最低效的看起来高贵的途径。
在真正的阅读者越来越稀有的今天,我们讨论如何晒书,既是无奈之举,但也不失为一种积极的选择。埃科早就在《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中展露了阅读危机的悲观论调:“即使是那些小范围内的收藏,或‘当代派的’收藏,都常常是一种慈善行为。我意指这是一种生态关怀,是因为我们需要拯救的不仅仅是鲸鱼和马西干棕熊,还包括书籍。”
拯救书籍的本质还是拯救阅读,埃科的悲观主义里尚存一点点奢望。他渴望留存书籍,让后来人和他一样,用书籍为自己的生命“买一份保险”,在阅读中得到“永生的一小笔预付款”。
今天,我们拥有更便捷的阅读方式,iPhone、Kindle、平板电脑和各种高科技阅读器。就像互联网时代的其他产品一样,我们热衷于讨论渠道,而非内容。
当我们谈论读书时,我们谈论的是功利性读书,是升学、升值和升职。当我们谈论阅读时,我们谈论的是读微博、读微信头条、读新闻客户端。当我们只晒书不读书时,我们晒的是空虚,是虚弱,是擦肩而过的充实。
在中国,书是性价比最高的变得高贵的物质,但阅读是最低效的看起来高贵的途径。
在这个注重效率的时代,读书是低效的,读无用之书更是无用。
读书无用,但无用的事总是快乐的。就像毛姆在《书与你》中描绘的那样,读书不能帮我们获得学位,也不能谋生糊口,不会教我们驾船,也不能告诉我们如何发动汽车,但它能让生活丰富,因圆满而感到快乐。
如果,我们能真正地享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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