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阿斯塔那古墓时已经接近晚上，但吐鲁番的天黑得晚，黄昏依然笼罩着那些光秃秃的洞穴，直到我们的脚步打破了空气里的沉寂。

资料上说，这方圆十里是古代高昌城居民的公墓，埋有达官贵人、将军士兵，更多的是平民。经考古发掘的墓葬有456座，目前只开放3个。这3个其实也没有太多看点，上世纪初，阿斯塔那的文物和干尸就已遭到斯坦因等海外大盗的洗劫，余下的一批后来被国家移到了博物馆。

第一个墓室只剩一架山水花鸟屏风，为墓主的身份提供印证——一个来自江南、客死此地的汉人。第二个墓室倒是有两具干尸，历经千年，男尸的头颅还可依稀辨认出惊恐的表情。只是不知道，这对生同衾死同穴的伴侣，倘若地下有知，是否能忍受被这样突兀地暴露在玻璃柜里，接受不定时的打扰和围观？那两具简陋的玻璃柜，据说还是1989年一位香港企业家捐赠5000元后才置办的，如今不免显得局促而寒酸。

在我们沿着墓道走进土坑状的墓室前，同行的一位银行高管坚决止步，表示就在外边等。即便我们开玩笑说单独留在上边更恐怖，他尴尬地笑笑，仍选择站在离墓口三米开外——原因当然不是害怕，而是忌讳。

在中国文化的意象里，墓地总是荒烟蔓草、阴风肃杀，只有帝王陵能成为热门景点，而真正的公墓，尤其埋葬当代人的那些，只能成为城市的死角，不可能出现西方公墓那样有鲜活的人在散步、休憩的场景，和旅游更是无缘，至少还没听说谁到北京旅游去参观八宝山的。

哪怕是处在西湖风景区内、各自有着或哀婉或荡气回肠故事的苏小小墓和武松墓，对于白堤、苏堤那些熙熙攘攘的游人来说，也并没有特殊的存在感，更不用说营造一种与之相和谐的文化氛围。

中国人的生死观一向认为死等于“无”，“死去元知万事空”、“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而当代许多人连生活的房子都无法解决，遑论操心身后的处所。

刚刚过去的清明节有几条新闻，一是上海出现将骨灰制成饰品的殡葬服务，美其名曰“生命纪念钻石”。项目发起人称：“用现代高科技将生者与逝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想象一下，用逝去亲人的头发或骨灰做成钻石戴在身上，你们就可以24小时不分离，当你想念的时候，想跟亲人说说心里话，随时随地都可以，而不用非得等到清明、冬至，大老远赶到墓园。”

另一条则极具中国特色——一群大妈在烈士陵园跳起了广场舞。

在如何与死者相处、使公墓成为城市景观和生活空间方面，中国人需要学习的太多。

与其说到公墓观光，不如说是在这个“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和伟大灵魂对话。

如果说中国式墓地透出的气氛是“阴阳两隔”，典型的西方公墓就呈现着和谐的“生死相依”。西方大城市的公墓通常绿草如茵、鲜花盛开，如果不是墓碑提示，简直就像个公园。不过，即便有墓碑也不会产生什么恐惧和不适的观感，它们各异的造型反而值得玩味，给悠闲的休憩增加了些许乐趣。

女作家素素在《欧洲细节》写到，中国城市公墓和乡下坟包那种卑琐、拥挤的埋葬，让她对死亡始终充满了恐惧，但“我从不掩饰我对欧式墓地的好感。它也许就在城市之中，被树木环绕，疏朗得像一个公园。那死亡了的肉体在土里安然地栖息，灵魂却如天堂里的鸟，卸下了原罪的翅膀洁白如雪，飞累了，可以随意在静谧的林间草地上徜徉。与墓地相关的还有死亡仪式，这也是我所喜欢的。死神降临的时候，身边有神父给亡灵做祈祷。这种祈祷一直从床边做到墓地，直到那个油着亮漆的棺盖被土埋住，鲜花在上面开放。因为死去与活着一样优美、神圣，而且有尊严，所以欧洲人面对死亡非常从容”。

西方人面对死亡和公墓的从容态度，很大程度上与信仰相关。相信灵魂不死和肉体重生的教徒们，抱着乐观心态将墓地修建得华丽而有创意。在公墓的演变史上，墓地总是与教堂紧密联系在一起。早期，墓地设立在城市中心，而教堂在墓园的中心。随着社会发展和人口扩张，18世纪中期，城镇中的墓地无法满足需求，开始往城外迁移，甚至可以说是墓地界定了当时的城市边界。

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是欧洲第一座著名风景式公墓。它的前身是路易十四赠予神父拉雪兹的一块土地。法国大革命期间，教会不欢迎被处死的人葬在教堂周围，而只能埋到乱坟岗。拿破仑时代，人们意识到墓地对于市容的重要性，开始修建优雅的拉雪兹公墓。起初居民嫌它远离市区、交通不便，不愿意购买，为此巴黎市政府采取了一项聪明的措施——将大文豪莫里哀和寓言作家封丹的遗体迁入拉雪兹公墓，并举行盛大仪式，广而告之。名人效应迅速令墓地得到推广，毕竟，有谁不希望死后能与贤达做邻居呢？

如今，这座占地42万平方米的公墓，它的田园牧歌式的气质、安详抒情的氛围和如同艺术品的古典墓雕，已经成为现代公墓设计的范本。巴尔扎克、王尔德、肖邦、歌剧《卡门》作者比才、《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群星闪耀，长眠于此。素素写道：“那些人生活在另一个巴黎。因为那里面也分区和街道，也标着门牌号码。大家也许常常在街上碰面，说不定还一起坐在咖啡馆里悠闲地聊天。”

而对那些带着情怀而来的观光客而言，与其说到拉雪兹公墓观光，不如说是在这个“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和伟大的灵魂对话。尽管王尔德的性取向众所周知，他的墓碑仍被来自世界各地的女人们留下了许多美丽的唇印。

个体享受生命自由的形式，应该还包括可以自主选择死后的居所。

1821年深冬，罗马一间小屋中，死神正步步逼近约翰·济慈，他患有严重肺结核。25岁生命的流逝，任谁都会感到痛惜，尤其还是这样一个细腻、诗意的灵魂。但这位曾写过“哦，死是多么富丽”的诗人，在弥留之际想必是从容的，尽管来不及回到家乡，他已经在罗马给自己选好了墓地。

他选择的是罗马的新教公墓，如茵绿草顺着缓坡一直绵延到上千年历史的城墙边，城墙是古罗马的防御工事。济慈的朋友雪莱形容，这座公墓是自己“一生中见过的最美的地方”。

年轻的济慈认为自己的短暂一生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于是他提前为自己拟定墓志铭：“这里安息的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

若干年后，纪伯伦在文章中写道：“济慈——那只善鸣的夜莺，如果知道他的诗歌至今一直向人们心中灌输着爱美的精神，他应该会说：请给我刻下这样的墓志铭——此地长眠者，他的声名是用火写在天空。”

诗人雪莱后来也选择新教公墓作为安息之地。与他为邻者有艺术家、外交家、士兵及一些游客——新教公墓的第一批“居民”就是来自英国、不幸客死的旅游者。此外，罗马早期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在打猎中意外丧生的人，也多安葬在这里。和雪莱一样，一些病人在意识到可能天不假年后，奔着对罗马的向往和地中海的怡人气候来到这个城市养病，最后也成了新教公墓的一员，他们虽眷恋家乡，但也随遇而安。

如今，美国人、瑞典人、伊朗人、俄罗斯人、日本人，基督徒、新教徒、犹太人、穆斯林、无神论者……新教公墓成为一个令世人瞻仰的“国际社会”。其中一条墓志铭写道：有光明，我永将牢记；黑暗中，我不会忘怀。

无论是巴黎还是罗马，无论声名显赫还是默默无闻，那些选择了长留之所的人，也意味着选择了永恒的自由——即便是死，也要自由，这是生命更高级的追求。

日本名人墓地巡礼

请别在我的墓前哭泣！

对日本人来说，葬在寺庙里，意味着生前死后人际关系基本没有变化。《人间失格》的作者太宰治，为了死后能与偶像森鸥外做邻居，生前积极争取，并写道：“死后若能埋在这小巧而美丽的墓地一角，也许能获得救赎吧。”

国人到日本，爱去北镰仓的圆觉寺，那里葬着60岁的小津安二郎，只写着一个“無”字的黑色墓石，是无数文艺青年念念不忘的朝圣地。今年春节，我有个朋友专程跑到圆觉寺，语言不通，举着手机和工作人员一番比划，终于拍回个“無”字来，朋友圈里点赞者众，久久才有人看出破绽：虽是同一个“無”，却并非小津那座墓。

日本人爱在墓石上刻汉字，“無”字是热门之一，并非小津独创。常见的还有：“命”、“愛”、“夢”、 “絆”、“心”……初见时我忍不住发笑，心想这可不就是国内三线城市杀马特小青年最爱的文身爆款吗？然而在日本人看来，总有几分禅意。

熟悉小津的影迷知道，他曾在侵华战争期间到过中国，从上海、南京，一路行至武汉和南昌。这个“無”字，其实是他从这段与中国的短短交集中得到的礼物。1938年，小津在一封写给导演沟口健二的信中记录了这件事：“现在所居住的宿舍的后山有一个（古）鸡鸣寺。雨过天晴时常常爬上寺院。长满青苔的石板上面是绿叶形成的隧道，穿过这个隧道，上面就是寺院了，东边是○○（紫金）山，爬过城墙，有一个湖，湖上满是青莲，通过隐隐的草木叶子，可以一览○○（南京）的城镇。这个寺院是梁武帝时皇帝敕令所建，已有一千二三百年的历史了。弘法大师空海曾经游览过这个寺院，非常著名。如今非常荒凉，寂寥得很。我请这里的主持二空写了个字。我并不认为字写得很好，然而寺印却非常不错。总之另给你寄去。眼下正在○○（南京）待命。我想把整个寺院看个遍。精神非常好。”因为战时保密的需要，信中刻意将南京、紫金山、玄武湖等暴露地标的关键词隐去了。

据说沟口健二在收到这封信后，立即找个高手写个“有”字寄了回去，又说小津其实把“無”字群发给了整个朋友圈。往后研究小津的学者，有人认为这个字是他的战争观，也有人认为它是日本人特有的物哀和无常感。小津过世后，大家一致认定这是他最喜欢的汉字，由圆觉寺派管长朝比奈宗源重写一遍，刻在墓石上。

每年夏天我都会去一次北镰仓，海边小城和小津安二郎那些黑白底色下的场景并无变化，无处不是日常生活的极致；也寻访过他在此地住过的百年旅馆，还有隐藏在漆黑山洞背后的神秘旧居——越发感慨，他果真是长眠在最钟情的地方。更何况，那些络绎不绝的拜祭者，总记得他钟情于威士忌这件事，摆放在墓前的酒瓶子从未间断。

镰仓作为一个地标，在日本影史上刷足了存在感，谁叫小津安二郎和黑泽明都葬在这里呢？

日本人中有很多葬在寺院里。神社和寺院分工明确，出生和成人仪式总是在神社举行，是喜悦和热闹的场所。葬礼和悼念会一定选择寺院，人也葬在此处，是告别和往生的场所。

据统计，日本现有超过75000间寺院，共计13宗派。一个人葬在哪间寺院，大约能判断出他所属的宗派。但现代日本人中佛教徒并不多，所属寺院只能代表家族信仰，或者根本是“无宗派”，寺院更类似于一种社区力量。

圆觉寺去得多了，渐渐知道距小津数步之遥，还葬着木下惠介，对面的松岭院里，有田中绢代之墓——前者是和小津同在松竹工作的名导，后者是小津御用女演员。不少资料称松竹的另一位大牌导演小林正树也同葬于此，我多次寻访未果，因不是热门景点，寺庙僧人也不似指出小津安二郎那般胸有成竹，大概会成为永久的谜题。松竹大船时期的影迷，把圆觉寺视为日本影史上一个重要的证据，对于在人前总是拘谨的小津来说，这似乎也是最好的安排：葬在寺庙里，意味着生前死后人际关系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写出西方第一部小津研究专著《小津》的美国作家唐纳德·里奇也来过圆觉寺，在这里听日本禅学权威铃木大拙讲过一次“南泉斩猫”的故事，并不太懂。小津死后第三年，铃木大拙也逝世，就葬在圆觉寺一条马路之隔的东庆寺。

相比小津安二郎，黑泽明要难见得多，他的墓地位于4公里以外的安养院。我曾向一个住在附近的老头打听黑泽明所在，然而他一脸茫然，怀疑自家门口不可能有这等大师，最终把我扔在寺院前，遗憾地表示“已经关门了呢”，消失在寺院后拥挤而老旧的民宅中。半个小时后，我在后山写着“游客留步”的墓园里找到了“黑泽家”的墓石，没有祭酒，没有佛花，冷冷清清，只有一只被脚步声惊到的黑猫“咻”地跑过，吓人一跳。

大型公共墓地的好处意味着可以一次“拜访”许多名人。

最近一次墓地巡礼，是在东京府中市的多摩灵园，面积超过40万坪，是日本第一个公园型墓地。和寺庙相比，葬在大型公共墓地的方便之处，意味着可以一次“拜访”非常多人：三岛由纪夫、江户川乱步、吉川英治、堀辰雄、向田邦子、冈本太郎……甚至连山本五十六都住在同一个“小区”。

从多摩站下车，沿着路标穿行于小巷间，大约10分钟后，道路两旁花店林立，这是一个标志：墓地就在眼前。

墓地附近卖的花，和一般花店不同，它们被称为“佛花”，专门供奉于墓地和佛坛。以白黄两色菊花为主，配以康乃馨、紫罗兰和金鱼草，加上杨桐叶便是定番。彼岸花不能出现，据说有毒；玫瑰和蔷薇也是禁物，据说带刺，香气又太浓郁。极少有人将佛花买回家做装饰，但每逢季节交替，刚刚剪下的时令花，总令我手痒：春天是蝴蝶兰和金盏花，夏天是龙胆、菖蒲和百日红，秋天偶有红枫，冬天则是水仙、山茶和罕见的冬樱。

在多摩灵园门口的花店，买了把冬樱去见三岛由纪夫，名叫“启翁樱”，最早是东北地区的山形县栽培的中国品种。墓园内常常见到猫，数量多得惊人，有一只悠然地躺在樱花树上睡觉，另一只见了生人也不怵，一路死缠着不走——想必爱猫派作家三岛，对这环境甚是满意。

三岛在墓园深处，墓碑上并无“三岛”二字，回归了“平冈公威”的本名，和祖父母、父母、妹妹、妻子合葬在“平冈家之墓”。有一个小插曲：三岛切腹自杀的次年9月，便遭遇了盗墓事件，他的墓地被挖开，装着遗骨的盒子不翼而飞……两个月后，一位下班闲逛的巡警在40米外的公厕旁找到胡乱掩埋着的骨盒，证实里面确是三岛遗骨没错，才终于有惊无险。犯人至今未抓到，为何盗墓而后又归还不可而知，坊间盛传是三岛由纪夫的狂热粉丝所为。

距多摩灵园15分钟车程的三鹰市，有一间禅林寺，住着三岛由纪夫最看不起的太宰治，以及太宰治十分热爱的森鸥外。太宰治能容身于此，完全是本人积极奔走的结果，他生前来拜祭过森鸥外，还写进小说《花吹雪》中：“从这清洁的墓地中，能看出些鸥外文章的影子。我这把污秽的骨头，死后若能埋在这小巧而美丽的墓地一角，也许能获得救赎吧。”然而，我们都知道，太宰治是个不折不扣的迷弟，他还有另一个更痴迷的偶像名叫芥川龙之介，于是有人模仿他的口气说：“别在我的墓前哭泣，我不在那里，我在芥川老师家门口。”

位于东京丰岛区慈眼寺内的芥川老师家可就有点远了，如果太宰治从禅林寺步行前往，目测需要4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