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一个安全问题全球化的时代，便捷的国际交往把危险扩张到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1994年发布的《人类发展世界报告》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了人类安全的概念，认为它包括以下形式：政治安全（人权和民主原则遭到侵犯）；个人和人身安全（冲突、贫穷、与毒品有关的犯罪、对妇女和儿童施加暴力、恐怖主义）；环境安全（空气、水、土地和森林恶化）；食品安全（食物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食物的可追溯性）；卫生安全（疾病、传染病、空气污染造成的呼吸系统疾病）；经济安全（失业，工作不安全，收入和资源不平等，贫穷和没有住房）。

在这样一个一切不确定的年代，安全感成了金子般的东西。伦理学家赵汀阳说，生活的价值并不由人决定，而是由生活的需要所决定。一个缺乏安全感的时代，是一个不幸福的时代。

生理需要（衣、食、住）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第一层，其次是安全需求（人身安全、健康保护）。温饱解决之后，中国集体奔小康，进入一个亟需建立安全体系的时代。安全体系建立不起来，其他三种需求——社交、尊重与自我实现，就无从谈起。

中国人到底要拥有多少钱才有安全感？答案也许是400万，也许是1000万。

当互联网世界激辩“延迟退休”政策时，一个庞大的群体——农民工却丝毫没有闲情逸致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所面临的现实是——无法退休。他们所担心的是能不能领到每日的工钱，明天又将去往何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目前的2.73亿农民工里，50岁以上的占了17%，总数超过4600万人。

工薪族看着不断飙升的房价、与CPI不成比例的涨薪幅度，早已感觉身体被掏空。“这个世界叫人类坚持下去，世界叫穷人奋斗下去。”香港乐队My Little Airport给香港青年写的歌，在内地青年中引发共鸣。一家互联网公司因为实行“996工作制”（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而遭曝光，网民不再感到愤怒，觉得媒体少见多怪——说得好像我们不是996一样。香港没有人可以在10点钟前入睡，内地的白领也开始对9点钟下班习以为常。经济下行时，996们背锅逆行。

大学不再是象牙塔，反倒像金矿，人人都想进校园捞一把。电信骗子觊觎大学生的学费，互联网放贷人手里攥着一张张“裸条”，青年导师猛灌心灵鸡汤，忽悠人人去创业个个都发财。最后的结局被写成段子：十个创业九个死，还有一个在烧纸。

当下中国，从依靠伦理规则生存的熟人社会，进入到一个规则与契约尚不健全的“半熟人”社会，在这一过渡期中，人们的不安全感与不适感更为强烈。

似乎只有人民币能带来一点安全感，一切向钱看的物质主义亦因此横行：有人一心“为人民币服务”，有人一创业就想不费吹灰之力地“先挣它一个亿”，有人呜咽地唱着“我的儿子叫钱云会”，有人则大声叫嚣“我爸是李刚”。

缺少安全感的表现是，一有风吹草动，人们便惊慌失措。譬如，房地产市场刚透露出一点限购二套房的消息，人们就风风火火地跑去民政局排队抢号办离婚。我们抢过盐，抢过奶粉，抢过板蓝根，还要抢一个更大的东西——房子，抢的都是安全感。

中国人到底要拥有多少钱才有安全感？有人算了笔账，如果一生康健，也许是400万元。也有人说要1000万元，但是又有多少中了1000万彩票的人，最终还是没能过上好日子呢？

在这样一个便利至极的信息时代、智能时代，人人都可能被一个个bug攻击，从而击破我们脆弱的安全感。

在互联网时代，你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信息安全。

截至2015年11月，中国手机用户突破13亿；2016年6月，中国网民达7.10亿，农村网民达1.91亿，手机网民达6.56亿，人均每周上网时长26.5小时……

人人都从这组数据中看到了巨大商机，包括诈骗分子：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拥有一台可以接收电话诈骗信息的手机，其中一半中国人还有可能随时遭遇花样百出的网络诈骗。

手机和电脑成为人的某种器官，一条数据流通过手机和电脑把我们与世界连接，同时连接的还有我们的所有隐私。在无良隐私批发商眼中，我们就形同一个个透明人。准女大学生徐玉玉因被骗9900学费猝死后，个人资料贩卖并没有得到抑制，反而因为“风声紧”，每条的价格从3毛钱降到了1毛钱，被紧急抛售。只要花上1万元，你就可以买到10万个准大学生的详细信息，从中“掘金”。

中国有一半人每天使用微信，它几乎满足了我们所需的一切——社交、出行、购物、投资、理财、公益、娱乐、挂号、订报、办证、违章缴费、市政查询……

对个人安全特别敏感的美国人，把微信称为“超级应用”。它似乎可以承包人类的一切需求，让我们24小时不能离线，因此它也前所未有地搜集了规模庞大的个人信息。这不由让人想到奥威尔笔下的不安世界——看起来很严密，但内里却是漏洞百出。

在这样一个便利至极的信息时代、智能时代，人人都可能被一个个bug攻击，从而击破我们脆弱的安全感。

归根到底，我们总是想逃离不安的世界，找到一个安全的栖息之地。

“白银杀手”高承勇归案后，歌手张玮玮撰文讲述甘肃白银在上世纪90年代的变迁。这是一个在“三线建设”中发展起来的工业小城，工人来自全国各地，像一块块浮木聚集到西北的破落小城，备战备荒。

在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中，这些地方无一例外成了下岗潮的重灾区。在西北的白银、西南的綦江、中南的蒲坊，至今仍能看到大片废弃的厂房和工人宿舍。张玮玮在文中写道：“1994年到1998年这四年，白银一直在绝望的处境之中，大小工厂纷纷倒闭，依附在工厂的一个个家庭靠着微薄的低保维持生活。几乎全城的年轻人都在往外跑，拼命地逃离这个困境。”

这一逃，就是20年。2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在逃往大城市的路上，其中有的是农民工，有的是上班族，有的是准大学生。在大城市穷忙而无望之际，我们又开始谈论“逃离北上广”。其实，一线城市的人口仍在持续增长，且有大量流动人口未被及时统计。譬如，统计局统计的广州常住人口总数为1308万（截至2015年年底），但移动手机用户却有3223.92万。

人往高处走，高处意味着更多安全感。在村里种田，不如外出打工实际，外出的是壮年之士，留守的是老幼；新富者为了呼吸更好的空气、享受更好的人生，投资移民；家长想方设法买下最好的学区房，试图通过房子给孩子许一个更好的未来。人们讨厌大城市也热爱大城市，因为所有优质资源都集中在这个庞大的怪胎，它就是一个“超级应用”。

归根到底，我们总是想逃离不安的世界，找到一个安全的栖息之地。可是，有3000万人的城市，就有3000万种不安。

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才是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人人都在喊着：给我生活，地方随便。

中国是急之国，中国人总是很急躁，在路上的表现是，人人都是路怒族，就算是脾气再好的人，也会被那些不守规则随意穿插的人逼成路怒症患者。广泛存在的路怒，成了对无规则的集体愤怒与发泄。只是，他们没有把这股气用在要求建立规则和守护规则之上，而是通过猛按喇叭、胡骂一通来获得宣泄。这是一种典型的“无能的力量”，无疑给世界的不安又点了一把火。

给这个不安世界的生存指南之一，就是要建立规则和遵守规则。略显讽刺的是，由于安全教育在中国的公共教育系统中只占很小的位置，我们的规则意识常常是通过别人遭遇的安全事故来培养的。诺奖得主约翰·纳什夫妇在出租车后座上没有系安全带，结果在车祸中被甩出车外，当场身亡。消息传来，很多中国人才发现，平时坐后座懒得系安全带原来这么危险。

建立规则和遵守规则，意味着你盖的一栋房子，不会随意崩塌；你造的一条路，不是纸糊路；你卖的是一棵白菜，而不是一瓶农药；你卖的是一罐奶粉，而不是一罐化学药剂……

一个富裕、文明、平等、自由、法治的国度才是一个安全的国度。

王小波说：“我们生活的支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

运动健康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却仍然有那么多人无法摆脱对药物的依赖而致死。我们已经知道吸二手烟对健康的危害，却有人无视各种禁烟规定而致他人死亡。城市道路安全系统已经如此先进，却偏有那么多人不遵守交通规则而致死。汽车已经有一套安全系统，却有人不系安全带而致死。教育水平已经普遍提高，却有人无知地去冒犯他人的文化禁忌而致死。安全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但归根到底是一个个人问题。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才是这个世界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