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时常自嘲：自从得了精神病，整个人精神多了。

然而，对于真正的精神病人来说，一种挥之不去的“病耻感”会深深地烙在心底：一旦得了精神疾病，别人便会认为你是“不正常、低人一等的疯子”。

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哈佛大学的一项联合研究表明，抑郁症已经成为中国疾病负担的第二大疾病，几乎每7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抑郁症患者。

“抑郁症最难治和可怕的地方，源于大家的不了解。”2011年10月25日，出演过《杜拉拉升职记》《娘家的故事》等热播剧、年仅28岁的青年演员尚于博因抑郁症跳楼自杀，他的母亲毛爱珍一直后悔“没有早点发现，没能帮助到他”。儿子去世一年后，毛爱珍在北京成立了尚善公益基金会。这是国内唯一一家专门关注精神健康和抑郁症防治的公益基金会，四年间一直致力于抑郁症防治的宣传和普及。

自杀倾向是抑郁症最为可怕的症状。67%的抑郁症患者有自杀的想法与行为，15%—20%的抑郁症患者最终自杀。中国每年因抑郁症而自杀的人数达20万，自杀未遂者更是数倍于此。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这是一位抑郁症患者的内心独白。这些患者就像一座座漂浮的孤岛，隐匿在我们身边。

观念的扭曲、信息的匮乏、资源的紧缺，像笼罩在孤岛上的浓雾，让无数患者和家属迷失在求医治病的路上。

在北京安定医院，姜涛是最受欢迎的医生之一，他从医25年，接诊4万多患者。每当他出诊，天不亮，就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蹲在诊室门口，最忙的时候，姜涛从早八点看到晚六点，一天要看八十来个病人。

以前，来找姜涛的七八成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如今，超过一半的病人为抑郁症而来。安定医院也因此在2006年特别开设了抑郁症研究中心。然而，与抑郁症高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自杀率的特征相反，我国抑郁症的就诊率和治疗率都很低。

躯体类疾病能借助一大堆仪器和生化指标进行判断，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基本靠病人诉说和医生经验。可是，找到合适的医生并不容易，姜涛打了个比方：“如果说当代医学对糖尿病的认识达到近代的话，对大脑疾病的认识，恐怕还停留在公元前。”

中国在2012年12月才颁布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在法律上规范和保障了精神障碍患者的治疗和权益。而中国有执业资格的精神科医生是2万人，他们集中在有限的城市医院里，与之对应的，是庞大的病人群体——中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有1亿多人，其中重性精神类疾病患者有1600万人。

对于国内抑郁症防治领域的痛点，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通过四年的时间总结出四个字：无知、无助。秘书长伍华进一步解释：“这个无知，不仅是关于‘抑郁症是什么’，更有关乎‘如何有效防治抑郁症’；不仅是个别人‘我应该找哪位医生给我看病’的无知，还包括多数人对‘靠谱的医疗机构和心理咨询机构’的无知。这个无助，也不只是患者和家属单向的无助，还是医生和心理咨询师共同的无助；不是‘吃药还是不吃药’的困惑性无助，而是‘症状治愈了问题依然在’的社会性无助。”

无知无助，最后变为无望。失去信心，往往是压垮抑郁症患者的最后一根稻草。观念的扭曲、信息的匮乏、资源的紧缺，像笼罩在孤岛上的浓雾，让无数患者和家属迷失在求医治病的路上。

针对这个痛点，尚善公益基金会目前正在做一项工作——开发“抑郁症援助地图”，即通过一张互联网地图，把散落在全国不同地区的抑郁症援助机构信息收集到一起，让陷于痛苦无助的抑郁症患者和家属能够通过互联网，及时、便捷地找到离自己最近的援助机构。

2015年8月25日，全国抑郁症援助地图1.0公测版正式上线，这个地图收录了全国3290个援助机构的数据。这是3290座桥梁，是3290座通往生命的桥梁，任何一名抑郁症患者或家属只要一部能够上网的手机，就能通过互联网搭建的数字桥梁在数秒钟内找到离自己最近的援助机构。

抑郁症并不是“名人病”或“富贵病”，抑郁症不分年龄、性别或职业。

财新传媒编委、财新《中国改革》杂志执行总编辑张进是一位重度抑郁症治愈患者，他把自己当作抑郁症的研究样本，将三年来抑郁症病发与临床治愈的过程详细地写进《渡过：抑郁症治愈笔记》一书中。这本书出版不到3个月，已加印4次，印刷量达2.8万册，也因为这本书，张进被评为2015“健康中国年度十大风尚人物”。

媒体人胡舒立在书的序言中说：“很多得了抑郁症的人，都遮遮掩掩，羞于承认自己得过这个病。张进则不然。”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张进在著书立作的同时，不断地做各种演讲、接受采访，为抑郁症患者发声，呼吁社会多一点关心这个群体。“简单一句话：改变全社会对于抑郁症的认知扭曲。”他说，“是无知而非疾病，构成了对病痛的巨大恐惧。当恐惧笼罩你的时候，你就失败了。怎么样才能够战胜恐惧呢？就是靠信心。信心从科学中来。这本书就是从生理、病理、心理，从科学、从技术手段获得信心。”

姜涛作为张进的主治医师，肯定了这个“外行”对精神疾病领域所作的贡献：“由于精神疾病诊断没有客观的实验室指标，都需要靠语言的交流，张进恰恰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大的弥补，把这个疾病从里到外，用最朴实、最精确的描述给大家展现出来。”

在张进的观察里，抑郁症并非有些人理解的城里人或社会精英才有的“富贵病”，抑郁症其实不分年龄、性别或职业，多个专科医院的接诊记录表明，前来就诊的农村居民占一半以上。是的，中国抑郁症的最大人群，是穷人，在农村。只是这群人在公众和大众媒体视野之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甚至不知道自己罹患这种疾病。

对此现象，张进猜测：“在社会大变迁面前，不能与时俱进、被时代抛弃的人，因其焦虑、惶恐、绝望，可能成为抑郁症的俘虏——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十几年来，中国国企下岗人员和农村留守人员成为抑郁症高发群体。”

我们背负着好多时代烙下的伤痛，还没有消化和处理伤口。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一书，剖析了影响中国人心理情绪的九大起源：社会不公、高房价、贫富差距、特权横行、收入太低、就业难、食品安全问题、应试教育和环境污染。抑郁症的大规模出现有其社会成因，说它是一种“现代病”未尝不可。

“我们也不能把人们的很多问题都归结于抑郁症，抑郁症是结果不是原因，”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兼心理学博士徐凯文说，“比如孩子的抑郁，你要看到教育体制的问题、父母教育方式的问题。如果职员抑郁的话，要看到工作压力的问题；如果官员抑郁的话，你要看到官场的文化和体制对人的压力。”

简单心理创始人、心理咨询师简里里喜欢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去看历史、看社会、看个人，在她看来，每个个体和家庭，都承载着民族、文化和历史所赠与的资源和创伤。“我们还背负着好多时代烙下的伤痛，还没有消化和处理伤口。每个人都是这个时代症状的小小出口。所以姿势几乎必然难看，味道有时候也很难忍受。不着急去改变谁，思考一下。不要着急责怪和嘲讽。绝大多数时候，没有人故意想要折磨谁。”

社会的“现代病”，还需回到个体去治愈。张进在《渡过：抑郁症治愈笔记》中提出了“临床治愈”的说法，他认为抑郁症的治愈只是一个开始，距离“彻底治愈”，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这条漫长的路，就是依靠心理学的自我疗救之路。先由病理，再过渡到心理，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会给予患者一个追溯自己性格养成、直面既往生活内心深处幽暗一面的机会。在他看来，抑郁的本质是人体的自我保护。如果说抑郁症有好处，那就是，当一个人临床治愈，他应该能获得面对自己的勇气。“因为他已经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人生很多问题，应该可以看清、放下。这就可以让他获得勇气，来面对自己，解剖自己，发现自己的本来面目。假如一个人能够真正完成这个历程，那他就会所向无敌、无所畏惧 。”

1.73亿人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中国约有1.73亿成年人患有某种精神疾病，而其中的91%（约1.58亿人）从未接受过专业治疗。中国有60%的人口居住在乡村，农村精神病比例比城市高出0.7%。世界卫生组织推测，到2020年中国精神疾病负担将占疾病总负担的1/4。

20~30年

对于很多重性抑郁症患者来说，由于长期服药，心脑血管疾病和肿瘤如影随形。这一人群的平均寿命通常会比正常人少20—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