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478年淋巴腺鼠疫波及米兰时，列奥纳多·达·芬奇27岁，在这个城市已经住了四五年。在1347年黑死病杀死三分之一欧陆人口之后，各种可怕的传染病不定期地横扫欧洲，这是又一次。”在《城市》一书中，英国作家约翰·里德在“永远的难题”章节这样写道。

城市生活危机四伏，除了面临火灾的威胁，还得经受瘟疫的侵袭。在那个时代，当一场疫病袭击一座城市，绝大多数居民只能听天由命，让瘟疫的恶魔来挑出牺牲品。当时意大利流行一句谚语：“药丸有三种成分，叫做cito、longe和tarde（意思是‘跑得快’‘走得远’和‘回来得慢’）。”那些没有逃脱的人就没救了。

1478年的这次疫病，导致2.2万米兰居民丧生（当时米兰总人口约15万）。达·芬奇没有在著作中直接提及这场瘟疫，但在他那个时期所写的笔记中，可以看到，他忽然对卫生学和市镇规划发生了兴趣。他提出一个激进的主张：米兰应该被分裂成10个新城，每个有5000栋房屋，最多容纳3万人居住。他写道：“以这种方式，你就可以疏散大量的人口，而现在他们像羊群一样挤在一起，每个角落都散发着臭气，并且传染致死的瘟疫。”

在达·芬奇所设想的理想城市中，居民的生活质量是“需要考虑的首要事情”，每栋房屋应尽可能得到更多阳光，废弃物也需特别处理：人行道高于街面和排水沟，排水沟将雨水和其他污水排到下水道里（下水道埋在地下并与运河截然分开）；多设立公共厕所，并在公共建筑中设计螺旋楼梯，这样人们就不能在黑暗的拐角处小便了——他们之前经常在方形楼梯的平台上干这种事。不过，遗憾的是，达·芬奇的新城规划没有得到实施。

在人类的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安全问题始终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用石块砍砸、砍削而成的石器、棍棒，既是生产工具，也是防卫工具，以抵御野兽的侵袭。六七千年前，半坡氏族就知道在所居住的村落周围开挖壕沟；而春秋战国时期已开始修筑的长城，无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防御工程。

在古代，对人类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是各种自然灾害。比如洪灾，西方的诺亚方舟故事、中国的大禹治水传说，都反映了洪灾的肆虐；再比如火灾，一直是城市居民最大的焦虑之一，从罗马到伦敦、江户，这些著名的城市都经历过重大火灾。1666年的伦敦大火，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火灾之一，伦敦城内五分之四的房屋被烧毁，整座城市几乎都得重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力大大提高，对自然灾害可以施以防控，似乎人类的生存环境比过去安全多了。然而，旧的威胁得到缓解，新的安全问题又出现了。贫穷、污染、新的疫病（比如SARS）、恐怖主义……这些是人类所面对的新威胁。

“人类安全不是一种努力达到的结果，而是有关人类尊严的实现过程。”联合国的主页上这样写道。

东汉政治家荀况说过：“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同样，著名的“墨菲定律”也是事前定律。其公式是pn=1-（1-p）n，p为概率，n为实验的次数（可以理解为事故隐患次数），不论p有多小，当n越来越大时，坏事pn就越来越接近1。也就是说，只要有发生坏事的可能，不管可能性多小，这个坏事肯定会发生。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尽可能降低概率p，尽可能减少事件n，使pn值始终小于1，也就是防患于未然。

比如，要对付火灾，须建立消防队，这是从古罗马时期就流传下来的经验。公元前1世纪，罗马首富克拉苏（他和恺撒、庞培组成“前三头同盟”）组建了一支由500名奴隶组成的私人消防队，在当时的罗马仅此一家。克拉苏是个奸商，他的消防队是他敛财的工具，方法有二：一是低价收购火灾蔓延地段的房产；二是坐地起价，除非接受提出的救火价码，不然就不出动消防队。公元前1世纪晚期，奥古斯都执政，摈弃了克拉苏这种趁火打劫的做法，将消防转为公办，组建火警队（Vigiles），分为7个大队，每个大队500人左右。除了消防之外，火警队也担任夜间巡逻、缉拿盗贼的任务。

和罗马的火警队一样，我国最早的专业消防队——北宋的“潜火队”同样既防火又防盗。潜火队配备的消防装备，有“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火索、铁锚儿之类”。另据《武经总要》，潜火队还有云梯、唧筒（“用长竹，下开窍，以絮裹水杆，自窍取水”，相当于消防泵）等当时最先进的装备。

1886年是特别有意义的年份，这一年，Heinrich Hertz为电报创造了基础，Josephine Cochrane发明了洗碗机，John Pemberton发明了可口可乐，Carl Benz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他们四个人彻底改变了后代人的生活方式。其中，梅赛德斯-奔驰的安全历史，也是一部汽车工业发展史：1951年，首次提出溃缩区；1978年，发明了防抱死制动系统；1980年，发明了安全气囊与安全带收紧器……2011年，广泛应用碰撞预防辅助系统……今天的汽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安全、清洁和高效，正如梅赛德斯-奔驰所宣称的那样，世界每天在变，只有一件事情保持不变：我们每天努力确保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汽车制造商继续为人类提供世界上最好的汽车。

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对安全问题的认识是宿命论的，只能被动承受（所以达·芬奇的城市规划并未实施）；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开始由被动变为主动，用各种方法解决安全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尽管安全威胁有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特点，但还有一句话，叫“人定胜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