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赛车一样，登山成为死亡率最高的运动之一，但人类似乎对这项寒冷而残酷的运动欲罢不能，它所带来的光荣和成就感无以比拟。尽管无名尸体遍布全世界各处雪山，仍不足以阻挡任何探险者的脚步。

王秋杨对登山的兴趣开始于2003年，她戏称自己是“哈巴系”的。“那会儿是非典期间，什么都干不了，我就在家看电视，那段时间王石他们一帮人正在登珠峰，我看得热血沸腾。”王石一下山，王秋杨就找到他，通过他引荐认识了国家登山队队长王勇峰。接着，一场在哈巴雪山的攀登活动，王秋杨跟着去了，那次队伍浩浩荡荡。

这次“平易近人”的登山之行在王秋杨的生活中划出了一个豁口，让她得以感受到某种全然不同的人生体验。在那之后，王秋杨接连成为首位到达“地球三极”(南极点、北极点、珠穆朗玛峰）的华人女性、首位完成“7+2”（登顶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及徒步至南、北极两极点）的中国女性。

“登山的时候人是没有性别的。”王秋杨说。这项运动简单粗暴，每个人的目标明确至极，那就是成功登顶，没有多余的游戏规则，没有人会得到特殊照顾，所有人都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个在体能和心智层面皆合格的登山者。

但运气同样不可忽视。2010年，王秋杨登顶位于印尼巴布亚省境内的查亚峰，这是大洋洲最高峰，但这次登山差点成为死亡之旅。

那一带丛林里居住着很多土著，其中一部分就是传说中的“食人族”。“我们的队伍登顶之后，有一个向导生病了。土著认为是我们把邪恶带给了他们的部族，要把我们吃了。听到这句话我们紧张不已，连夜外逃。当时附近有一个美国铜矿山，我们丢盔弃甲，开始大逃亡。到了矿山跟前，发现周围都拉着铁丝网，标牌上警告路过的人‘如果闯入或靠近，狙击枪就会瞄准你’。我们看完很高兴，因为土著人不敢进来，当时我宁可成为美国人的俘虏，也不能当土著的盘中餐。”

美国铜矿山让王秋杨一行人逃过一劫，他们在矿坝下面安营扎寨，并用卫星电话联系王勇峰，王很快把情况告知外交部，外交部启动了领事救援机制，协调美国、印尼大使馆，通过矿山工作人员以及著名的美国黑水部队，用装甲车把王秋杨他们护送给印尼政府军，最终安全回国。

“冒险的人都是骨子里头想冒险的。”王秋杨说。她坐不住，每在城市里待半个月就足以让她浑身难受。

前不久，王秋杨刚从印度回来，她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月，一共只花了一万块钱，包括住宿、机票和火车票。对于身家雄厚的王秋杨，旁人只会觉得这事不像真的，但这才是她眼里真正旅行者的样子。

“住最廉价的旅馆，搭最便宜的火车，用最少的钱完成旅行。我希望以一种亲近最底层的玩法，到一个国度里才能体会最多东西，信息量最大，所以我喜欢背包游。我很少参加豪华腐败团，那个钱花得特不值，因为这些钱和好的环境就把当地人的生活屏蔽了。我们住的旅馆一晚上几十块钱，和一堆人挤在大通铺上，流汗，提着水桶洗澡，去提水，窝在印度一个月就这么玩的。其实这都没什么，问题是你不能觉得这是吃苦，这是在享受。”

慈善是她在登山之外的另一项行动。王秋杨2005年创办的苹果基金会，成为中国目前最大的面向藏区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

做慈善会带来众多溢美之词，但也会遇见一些不可知的阻力。“我们去牧民家，希望能资助孩子上学，但你可能想不到，有一些家长会出面阻扰。他问：‘我的孩子能当县长吗？’我说这我不能保证，他说如果她不能当县长，以后回来连羊都不会放了，那怎么办？牧民的想法很实际，但同时也出乎我们意料。所以我们后来开始做职业培训，因为培养职业技能很重要，我们希望他们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除了亲自和当地人沟通磨合，王秋杨认为慈善离不开政府支持。“有时需要消除误会，比如基金会做的一些事情，会让外界联想到是不是我们政府不作为，才导致要有民间机构介入。其实并非如此，所有人的共同愿望就是让西藏更好，我们已经做了十几年，误会都会慢慢消除的。”

她提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部分内地人觉得大力发展西藏经济会破坏其宝贵的原生态。“我认为这很不公平。那里的年轻人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年轻人一样，他们也想用苹果手机、穿牛仔裤、戴墨镜，也希望把头发染成黄色，牧区的一些孩子就这么打扮，他们这种愿望太正常了。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希望西藏永远都是原生态的。”

王秋杨是个果决的人，这让她的生活充满着潇洒、痛快和无拘无束。“我的人生没有后悔，这件事情我真的认真想过，后来发现，没有什么想做又没做的事。我是行动派，只要想做的事就会马上去做，排除万难都会做。我的人生活得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