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重回淡江中学,胡德夫一阵恍惚——红砖、白墙、八角塔、老榕树,这座他曾经生活了6年的校园景致依旧。
1962年,还是一名11岁部落男孩的胡德夫,把皮鞋挂在肩上,牵着盲眼大哥的手,一路赤脚来到淡江中学。那是他第一次离开大武山下的嘉兰山谷,这个混合着排湾族与卑南族血统的孩子在家乡积攒的经验即时失效:火车叮叮当当进站,他以为“要撞到房子”,撒腿便跑;在淡水河边,他惊诧河流竟然寂静无声不会歌唱。懵懵懂懂地来到淡江中学大门前,胡德夫问:“在这里还有谁能听懂我们的话?”大哥答:“没有。”
初到台北的胡德夫备感孤独。他跑到学校后面的相思树林,向它们诉说心中的苦。他也曾望着学校外面的青草地,幻想自己仍是骑牛驰骋的“山谷之王”,于是兴奋写信让爸爸“寄牛”过来,他并不知道那片草地其实是城市高尔夫球场。
胡德夫的落寞被校长陈泗治捕捉到。他给这个山地男孩买软鞋,怕皮鞋伤到他满是老茧的脚;安排家境贫寒的他打扫琴房勤工俭学,教他与同学相处之道。
作为著名钢琴家,陈泗治对胡德夫最大的影响莫过于音乐启蒙。每天晨会结束,陈泗治都会在大礼堂弹钢琴,带着2000名师生唱圣歌和民谣。胡德夫被震撼,他梦想着以后能像校长这样风度翩翩地弹琴歌唱。于是,打扫琴房时,他模仿陈泗治的每个动作、表情,偷偷练习,即便指法混乱,但当琴声在粗壮浑圆的手指间流淌,他惊喜异常。
陈泗治同样惊喜,他让胡德夫和另外三个原住民学生组成四重唱,请加拿大女老师为他们特别辅导。
“当时最著名的四重唱在救世传播学会,但很多人说我们四个中学生唱得更好。”站在阔别已久的校园,胡德夫的思绪与过往无缝对接,他重回母校的目的也与音乐有关:“想给朋友们录上几首歌。”
小教堂里,当年加拿大女老师弹奏的钢琴还在。两天时间,胡德夫把老歌都温习一遍,制作人让录音机一直开着,随便他怎么唱;情绪卡住时,大家索性去操场打橄榄球。时值酷暑,聒噪蝉声跟着琴声入了歌。但只要胡德夫开口,浑厚、磁性的嗓音让噪声像海潮般瞬间退去。
胡德夫没想过将这张后来命名为《匆匆》的专辑出版,但朋友们不甘心,于是时年55岁的他有了第一张个人专辑,朋友又把它送去评奖,2005年,《匆匆》获台湾第17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最佳作词人”两项大奖。很多人疑惑:这位打败周杰伦的满头白发的“新人”有何来头?
台湾作家夏瑞红说,如果不给胡德夫打上“台湾现代民歌与原住民运动先驱”的标签,恐怕习惯追逐偶像歌手的年轻人“会错过了仰望台湾的歌唱天空里,这颗有点古远也有点孤独的恒星”。
1970年代,胡德夫与另外两位民歌手杨弦、李双泽共同推动被称为“整个华语流行音乐启蒙”的民歌运动。然而,就在歌手的黄金时代,胡德夫从舞台消失,把自己抛向远方,为原住民奔走呼号。“我不是民歌的逃兵,反倒运动滋养了我。”
远离歌坛的日子,胡德夫依然歌唱,“我的每首歌都与时代相连”。2016年7月,他甚至以《匆匆》中歌词“我们都是赶路人”为名,用一个音乐故事串联自己所走过的沧桑岁月,以及歌曲背后的时代碎片。
“唱吧!是歌都可以唱,可是诗人们到哪里去了?世路艰困,他们都回到上帝身边去了?”
《匆匆》录制完成后,2005年4月,胡德夫在台北红楼举行了一场专辑发布会,300人的剧场座无虚席。乐评人马世芳评价那是一场“冠盖云集的诡异聚会”,来自政界、商界、文化界的昔日战友、今日仇寇,悉数到齐。多年前他们尚未如此阵营分明,大家都是胡德夫的朋友,深受民歌运动影响。
演唱会当天,胡德夫有些焦虑,他甚至怀疑把老友们请来是否正确。直到在钢琴前坐定,“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头,韶光逝去无影踪……”歌声如狂风般扫过所有人的记忆。
“我在台上,手要弹,眼睛要闭起来记歌词,脑袋要想抑扬顿挫。”期间第一次睁开眼,胡德夫发现所有人都一起打着节拍和着音乐哼唱。最后一曲,所有人更是起身、拉手、跳舞,现场一片泪光。马世芳记得,散场时台下那些翻脸多年、各事其主的人真诚地紧握双手,相约宵夜饮酒。“仿佛起码这一个晚上,借着Kimbo(胡德夫艺名)的歌,他们可以回到世界还没那么复杂的时代。”
红楼演唱会上,胡德夫也落泪了。“朋友走得越来越远,那天却坐得那么近。歌,会把人纠在一起。”
对他而言,这一晚同样也是致青春的纪念。
1974年,在好友李双泽帮助下,从台大外文系辍学、在哥伦比亚咖啡馆打工驻唱的胡德夫,在“台北国际学舍”举办了人生第一场演唱会“美丽的稻穗”。他唱排湾民歌,唱卑南古谣。这场演唱会连同1975年杨弦的“现代民谣创作会”、1976年李双泽的“淡江事件”,共同掀起现代民歌热潮,影响了罗大佑、李宗盛、侯德健等一众当时的年轻歌手。蔡琴记得,当年还是学生的他们,对民歌的痴情,“比现在追星族更死心塌地”。
那也是胡德夫口中的“golden age”。1970年代台湾社会动荡,但文艺思潮风起云涌。哥伦比亚咖啡馆也成了理想主义的发源地——洪小乔每日整理歌谱,张艾嘉逃学过来听歌,胡茵梦等着机会上台,胡德夫则在驻唱结束后,与李双泽赶往铁板烧餐厅玩音乐,他们要在一片西洋乐的大流中“写自己的歌,唱自己的歌”。
李双泽曾在《歌从哪里来》一文中记录那些狂傲梦想与沉重责任交织的岁月:“冬天的夜晚,洛诗地餐厅曲终客散,门外飘着细雨……胡德夫猛然撇出了一把琴音:‘打鱼儿呀,游啊游……’喃喃地,声音还哽在喉头。‘唱呀,Kimbo,大声唱呀!’‘I just can't!’胡德夫颓然把钢琴合了起来……”
“杨弦带来了余光中的诗:‘给我一瓢长江水呀长江水……’杨弦敢把那不能唱的诗唱了起来,可以不理会台下有人在骂‘干你娘,长江水是圆是扁,你知道个鸟’……唱吧!是歌都可以唱,可是诗人们到哪里去了?世路艰困,他们都回到上帝身边去了?……”
只是,黑黑壮壮、喜欢唱“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李双泽永远得不到答案了。1977年,他为救人淹死在海边,时年28岁,他还来不及为自己此后成为传奇作品的《美丽岛》留下录音。胡德夫和另一位民歌运动唱将杨祖珺连夜整理他的手稿,录制《美丽岛》为好友送行。
“我这辈子,都是这个老朋友盯着走。”红楼的晚上,胡德夫叮嘱舞台侧边屏幕打出“李双泽”三个字,还有那张李双泽盘腿弹吉他咧嘴而笑的黑白照片。银发满头的胡德夫与依旧青春的老友隔着光阴对望,台下掌声久久不停。
“歌要收获在有歌的地方,谷腹深渊也有歌。我动容了,我的朋友动容了,这样的歌对我来说才是真正的民歌。”
自2005年重回舞台,朋友们不止一次劝胡德夫不要再唱与台湾政治纠缠不清的《美丽岛》。他拒绝。“这首歌是颂赞大地人民,没有任何党派色彩。违背这个东西,我不可能唱。”《美丽岛》和李双泽很多作品一样一度被禁,原因包括“向往统一”。
“想来李双泽地底有知,也会气得蹬腿。”马世芳听胡德夫现场演唱《美丽岛》不下十次,每一次都哗哗掉泪。“这原是一首明亮、开阔、欢悦的歌,是后来发生的事,为它披上苦涩色彩。”2011年一次北京演唱会,当胡德夫唱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马世芳在台下张望,发现“每个人都在抹泪,连音控台前的大哥也未幸免”。
曲罢,胡德夫豪气地说:“欢迎大家去台湾。”全场欢声雷动。“最好的歌,就是一座桥”,胡德夫记得李双泽生前说要写首《一座大桥》,寓意两岸人民在桥上穿行往来,沟通问好。“每个人都该做大桥的桥墩、栏索、螺丝钉。”
作为演唱者,胡德夫本人的命运也与《美丽岛》交缠,遭遇了人生的起落。1981年,他完成了关注原住民“雏妓”问题的《大武山美丽的妈妈》。不仅唱,胡德夫还常带着短刀去救人,走上街头演出,宣传原住民的处境,还创立了台湾第一个诉求原住民人权的团体“原权会”,第一次启用“原住民”这个名称代替具有歧视色彩的“山胞”。
不谙政治的胡德夫无奈被裹挟。在台湾,他的歌被封杀,人也被禁止登台,开始将近20年的地下歌手生涯。
“在歌手的黄金年代被迫消失,把自己搞得这样落魄,值得吗?”这是胡德夫最常听到的问题。对此,他说:“压力会有,每天忙很多事。但是歌要收获在有歌的地方,谷腹深渊也有歌。我们把钢琴架在卡车,在街头、工厂、公园里唱。我动容了,我的朋友动容了,这样的歌对我来说才是真正的民歌。”他喜欢鲍勃·迪伦的一句歌词:“假装没有听到那些哭声,假装他们没有死。”“但这样下去,还会有多少同胞死去?”
于是,为了鼓励和自己一样背井离乡的“北(台北)漂”,胡德夫唱《最最遥远的路》;为反对兰屿核能废料,他唱《飞鱼》;为抗议修建“玛家水库”,他唱《云豹》;为感恩一同为原住民争取权益的汉族朋友,他唱《台北盆地》……
1984年海山煤矿爆炸,赶去救援的胡德夫看到死去的矿工多为原住民,“八九十具罹难同胞的尸体被带到殡仪馆清洗,被直接用水冲,和洗车没两样”。当晚回到家,他对着录音机直接唱出那首《为什么》。
胡德夫想问:为什么同胞离开碧绿田园,飘荡在都市边缘?为什么大家攀爬在最高鹰架打造都市的金碧辉煌?建筑落成,为什么只有庆祝的烟火落在他们居住的简陋工房?“繁荣啊繁荣,你遗忘了什么?为什么遗忘?”
为帮助罹难者家属募款,胡德夫组织“为山地而歌”纪念会,台下人群中有几个官方的便衣,“都是原住民,还有一个来自我的村庄”。但当胡德夫开口唱歌,开口讲同胞处境,“他们每一个都偷偷抹泪”。
母亲告诉胡德夫,他是天生“被托梦之人”,排湾语中“梦”有神秘宿命或使命之意。
在胡德夫控诉“为什么”时,他自身的苦难也随之来到——除了事业受阻,婚姻、身体皆出现问题。身心俱疲的他1998年黯然离开台北,音讯全无。现任经纪人郭树楷说,胡德夫“是热情的理想家”,“当前面有一把火点燃他,他就会很冲动很努力地去做这些事情,但成功后收割的人往往不是他”。
“那段时间我心里已经没有歌,觉得人生没什么趣味,甚至一度轻生。”是海洋山川再次滋养了这个山地之子。十年时光,他放逐自我在部落游走,寻访古老文化、失落歌谣。“传统部落,不会有孤儿存在。尤其排湾族、阿美族,称谓里没有叔叔、婶婶、伯母、阿姨,爸爸一辈都叫爸爸,妈妈一辈全是妈妈。孩子没有父母,整个部落都是家人。”“两个朋友闹矛盾,调解人可请他们对唱,若诚意满满,一歌泯恩仇。”
在部落疗伤的胡德夫,慢慢发现,歌重回自己身上。他学泰雅族、卑南族民谣,发现阿美族满是ha、wu、hai、yan、ho等虚词的古老咏叹竟和自己多年前创作的《大地的孩子》无缝衔接。
声音曾响彻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阿美族音乐家郭英男成了胡德夫的义父。“很多阿美族的歌都是他教我唱的,用他们特有的喉音与用气。”郭英男生前总说,唱歌就像喝酒吃槟榔,是生活中最寻常的事情。胡德夫每次去看义父,老人一定先在院里摆上酒桌,酒过三巡,歌声悠悠飘出。“他唱片的录音师干脆也照这个方式,先吃先喝,槟榔放在嘴里咬到一边,一样可以开口唱。”
和郭英男同为阿美族的李泰祥,则是胡德夫年轻时就熟识的“老大哥”。“他告诉我‘要用自己的呼吸,要让钢琴为我所有’。”每当有人批判李泰祥刻意淡化原住民身份,胡德夫一定跳出驳斥。他记得李泰祥写《橄榄树》时,每次哼唱,两人总情不自禁唱成“为了那梦中的槟榔树”。槟榔树开花,满村花香,这是两个台东子弟浓浓的乡愁。
在部落的歌声里找回力量的胡德夫,也在用歌声传递力量。1999年9月21日,台湾南投地震,胡德夫和朋友组成救助队,以徒步方式第一时间赶到官方尚未顾及的清流部落。“这里的同胞没有食物和水,而一些‘明星灾区’有人已经用矿泉水洗头洗澡。”到达后,为安慰灾民,胡德夫和同伴白天救援,晚上则一村村拜访,给村民唱歌,用音乐抚慰哀伤。“(去灾区)本身就是生命的一首歌,不去唱不行啊,尊严就是一首未完成的歌。”那个满腔热忱为原住民呐喊的胡德夫又回来了,也或许,他内心的火苗始终都在。
还是孩子时,母亲告诉胡德夫他是天生“被托梦之人”,排湾语中“梦”有神秘宿命或使命之意。“所以为同胞呐喊,那种责任感是下意识的。”胡德夫记得,小学时,几个同族哥哥在蒋介石铁皮画像下刻字:看镖。第二天,村里来了吉普车,“哥哥们被押上车。他们并不惊恐,只是茫然错愕”。胡德夫去看过他们,“关了十几年,成了‘老人’”。
在台大读书时,胡德夫成为原住民大学联合会会长,看到穿中山装的教官,他觉得“那种说话的语气,和带大哥哥走的人一样”。他带领原住民同学讨论各种权益问题,这也为他之后的道路埋下伏笔。回想过往,胡德夫觉得“还好在感受到的时候动手去做,如果当时不做,轮到现在的孩子开始,会很辛苦”。他记得几年前在阿里山一个部落,一群孩子边游泳边大声说着“我们原住民”,语气自信骄傲。“如果我曾努力做过什么,所求不过如此。”
“我唱歌无所求,我所歌颂的山川、人们,早已给我所需的云海、山脉、波涛和清流。”
2014 年的一天,胡德夫做了一个梦,梦中祖先们来看他,“看我似乎惊慌痛苦,于是叫我歇息,叫我不要再乱冲,叫我找回来时路”。梦醒后,胡德夫决定从台北搬回故乡台东。自家门口,他种上香蕉、玉兰,门前不远处,是看不完的小米田,一直延伸至东太平洋。
胡德夫常常想念用太平洋的海水为他洗人生第一个澡的祖父,“太平洋的风,是我第一件衣裳。太平洋的风下,所有人自然尊贵”。
他想念从小牵着他的手带他看满山月桃花的妈妈,离家的岁月,每次与母亲短暂相见,她总是捏捏他的脸,给他一个无声拥抱。胡德夫在母亲去世后得知,当年有人利诱她劝儿子放手。“妈妈说:我的孩子是用芋头、地瓜、小米养大,我不需要钱。”对方威胁要把胡德夫关进绿岛监狱,母亲回他:“我的孩子在外面,一年见不到一两次,把他关在那边最好,我每天能从山上远远望到绿岛。”
如今去外地演出,布农族的妻子姆娃都会对胡德夫说:“你的歌是最棒的。”带着这份鼓舞,胡德夫满心喜悦地出发。有时他也会带妻子同行,甚至当众亲吻姆娃。众人惊呼,胡德夫则憨憨地笑,他说自己半边脸很凶,用来面向敌人;面向爱人的半边脸,则满满都是柔情。
和姆娃回家的那段路,是胡德夫最享受的时光。那是一条乡间道,两旁是美丽稻穗,后面是茫茫海洋。“这条路一直迎着你,拥抱着你,欢迎你回来。”到家,门开,迎来的是八只猫八只狗,猫有时还会把逮住的蛇、虫,威风地甩到主人面前。它们都曾流浪在外,如今被胡德夫夫妇像孩子一般宠爱。“我属‘猫’(老虎),太太属狗,我们住的地方族语指神居之地,我的家就是‘神仙老虎狗窝’。”
独自散步时,胡德夫也会回小时候放牛的山岗,“咿”地学着鹰叫。他学得最多的就是鹰叫:“它就像我们最原始的祖先,翱翔在山巅之上,仿佛它自己就是整片天空。”他喜欢唱《匆匆》:“人生啊,就像一条路,一会儿西一会儿东……”
当年,胡德夫以《匆匆》复出,文化圈显赫人物用尽最高级的形容词给予他无限褒奖,他却尴尬地说“极不对位、极不自在”。
面对“民歌之父”这个标签,他恨不得“找个好的橡皮擦擦掉”。反而是“战士一般的歌手”“一个活生生的人”这样的评价,让他适得其所。“我唱歌无所求,我所歌颂的山川、人们,早已给我所需的云海、山脉、波涛和清流。”
评论
下载新周刊APP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