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岁岁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这说的不是年复一年的良辰美景，而是每年的经济形势。

互联网时代，让一切发言都记录在案，使每个经济学者的误判都留下了证据。“2008年是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2009年将成为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2010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2011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最复杂的一年”、“2012年可能是最困难但也最有希望的一年”、“2013年可能是中国最困难的一年”、“2014年将是最困难一年”、“2015年是中国经济运行相对最困难的一年”、“2016年可能是最困难一年，大家要准备过苦日子”等等。

这些断语出自不同人等，有的来自庙堂之高的决策核心，有的来自有显赫履历的海归经济学家，更有的来自江湖之远的草根专家，独立来看都言之凿凿，集合起来看却令人啼笑皆非。

这是经济学家的问题还是经济的问题？这不由得令人想到一个关于经济学家的笑话：“第一天，上帝创造了太阳，接着魔鬼创造了灼伤；第二天，上帝创造了性，随后魔鬼创造了婚姻；第三天，上帝创造了一位经济学家，而魔鬼陷入了沉思，思前想后了好一阵子，魔鬼也创造了一位经济学家。”

这多少折射了经济学家的困境，三个经济学家在一起总会有五个观点，面对庞大如斯又云山雾绕的中国经济，经济学家难免进退失据。

经济预测为什么易出错？不是经济学家不诚实，其中也有苦衷，有数据的因素，有模型的因素。

多年以来，中国经济GDP数据之高足以俾倪同侪，几乎每年都让悲观预测的专家们自打嘴巴。对这些预测，不少网友从自身感受亦不以为然，纷纷表示自己在“最困难”的几年中加了薪、买了房、创了业，哪来困难之说？宏观数据与个体差异鸿沟何在？是专家的失误还是网友们的失焦？

其中矛盾，说起来也很好解释，原因有两点。

从经济层面而言，过去的经济确实不算坏。从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这十多年一直顺风顺水，这是中国经济最好的十来年，当然，也是收入分配走向分化的十来年。如果在其中搭上顺风车，那么最不济也是城市中产；即使没有搭上顺风车，在大饼变大之下，即使分到的份额相对变小，也比过去大很多，基本上多数人的生活前所未有地得到了改善。

根据统计局数据测算，从2001年到2010年，中国名义GDP上升了2.62倍，而居民收入上升了2.34倍。虽然居民收入步伐低于GDP增长，贫富差距加大，但是多数人仍旧获得了极大改善——改革的多数情况是接近“帕累托改善”，这个概念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命名，基本要义在于：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

从预测角度而言，经济学家对于经济的预测记录其实一直不算好。这不是中国经济学家的问题，在海外也是一样。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前景都表示乐观。这不是经济学家不诚实，其中也有苦衷，有数据的因素，有模型的因素。很可能，比起学术界的经济学家，服务于业界的经济分析对于宏观预测更为妥帖。

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服务高盛的首席经济学家简·哈祖斯（Jan Hatzius）就曾经解释过，他认为经济学家面临三个基本考验：首先，单纯依靠经济统计数据，很难判断起因和结果；第二，经济始终都在变化，某一经济周期的经济运行状况无法被用来解释未来经济的发展；第三，如果说经济学家以往的预测如此糟糕，那么他们预测时所参考的数据质量也好不到哪里去。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

在复杂的现象面前，有时候退后一步，可以看清历史的脉络。从1978年开始，中国重新回归世界经济，如何梳理其后中国经济的全貌？

中国经济三十年来保持两位数增长，其记录堪称奇迹，然而深究本质，也符合经济学原理。拙著《中国经济怎么了》曾经列举中国故事背后的三重红利。

首先在于改革红利，体制改革释放体制活力，这使得亿万民众可以投身于生产性工作；其次在于人口红利，释放创造力的市场机制恰逢农村有源源不断的闲置劳动力可以提供，保证了中国制造的廉价，足以横扫世界市场；最后在于开放红利，有了市场机制，有了劳动力，那么产品哪里去呢？加入世贸这一顺风车，不仅使得中国产品可以进入全球市场，同时中国可以迅速与世界全面接触，快速学习新技术新理念。

从东西方发展路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更大的图景，中国奇迹其实并不算新鲜。中国过往的经济发展其实延续了新兴国家尤其是亚洲新兴国家的发展路径，而20世纪后半叶的经济趋势，基本上是新兴国家追赶发展国家的故事。

根据经济史学家数据，公元1000年，亚洲（不含日本）收入占全球GDP三分之二以上，西欧不到9%；1820年，亚洲为56%，西欧为24%，而到了1998年，亚洲为30%，西欧及其衍生国（如美国等）则为46%。不仅如此，按照最乐观的估算，也是相对权威的世界银行的估计，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

纵然购买力平价不过是统计的游戏，但是“中国第一”的口号始终令人心驰神往，也令人想到了上世纪80年代高呼“日本第一”的日本。事实上，中国和日本在依赖银行信贷廉价融资进行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也很接近。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面前，各国进入经济衰退，中国却仍旧以大手笔的“四万亿”一揽子投资，使得中国经济呈现“V”型反弹，昂然于全球的一片哀鸿。

现代经济是信贷经济，信贷经济意味着金融渗透入经济的方方面面，正因如此，现代人的生活时刻与金融危机并存。

如此背景下，为什么“最困难”之声音从未远离中国经济？换而言之，过去十余年是中国经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那么如何理解很可能即将而来的“黑铁时代”，甚至有可能发生的金融震荡？

凡事都有成本，这是经济学的第一课。缔造中国奇迹的三重红利并非一劳永逸，随着中国的刘易斯拐点临近，制度改革也步入深水区，中国成本优势不复往日，红利逐渐退化甚至走向反面。

中国经济亟需新的发展动力，这却不是短期内可以达成的。依赖投资的路径必然有尽头，为什么不少经济危机最终表现为金融危机？我在新作《印钞者》中详细解释过，现代经济是信贷经济，信贷经济意味着金融渗透入经济的方方面面，也正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时刻与金融危机并存。

就中国而言，过度的投资意味着经济在保持增长的过程中有大量的无效投资，无效投资在金融体系最终表现为债务，在产业体系表现为过剩产能，也正因此，中国的庞大债务与过剩产能是大量无效投资的一体两面。债务有其界限：不能被归还的债务，最终无法持续——这是如同1+1=2一般无法改变的公理。

2017年，即将而来的黑铁时代。

回头来看，究竟哪一年才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秉着经济学家预测出了过去5次衰退中9次的大无畏精神，我觉得在过去而言是1998年。当时外部面临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内部面临国企改革工人下岗的社会剧变。以如今的情况而言，2016年会有波折，但2017年才是最近几年来最为困难的一年。一不小心，就有回到1998年的趋势，只不过上次是中国受到冲击，未来，中国是风暴核心。

根据央行最新公布数据，1月官方外汇储备32308.93亿美元，预期为32100亿美元，较2015年12月的33303.62亿美元减少994.69亿美元。外汇储蓄的不断流出，对人民币造成压力。而人民币汇率，则与房地产、证券市场的估值紧密联系，未来的拉锯战将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而主要体现在金融领域。

凛冬将至，我们依赖谁的救赎？两百多年前，在目睹英国几次陷入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学人》编辑白芝浩（Walter Bagehot）写下了传世著作《伦巴第大街》，他认为在市场崩溃之际，中央银行应该承担拯救者责任，这就是著名的白芝浩原则（Bagehot's Dictum）——在金融危机时，中央银行应当提供信贷，哪怕贷款利率高到惩罚性利率水平，即中央银行要充当“最后贷款人”。

直到今天，白芝浩仍旧被认为是英国杂志史上最伟大的主编，甚至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观察者——无论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是中国近期的“钱荒”，我们都领会了白芝浩原则的适用性。

对金融危机的爆发，一方面中央银行难以脱责，比如放纵泡沫与投资等，同时央行也是金融危机的最终救赎者；如今中央银行权力日益增大，正是对金融危机震荡加剧的回应。

在经济下行以及金融震荡之中，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印钞者”之一，中国央行的作用相当巨大，我们可以指望央行应对经济下行乃至金融震荡么？在2016年，中国央行仍旧手握超过3万亿美元外汇储蓄，如果全球经济状况还算平稳，尚且能够应对，但是情况到了2017年，一切将会复杂起来。

随着越来越多债务到期，人民币对外面临贬值压力，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也持续增加。近期头号“印钞者”美联储的加息，以及日本央行的负利率，也使得其他印钞者颇为为难，这意味着我们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领地。关于“困难”的定义也要重新开始，习惯好日子的我们必须面对一段苦日子。如果我们有幸能熬过2016年，那么此刻应该为2017年做好足够的准备，不亏钱是黑铁时代的黄金投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