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英国人迈克尔·莫波格一直想写一个有关一战的故事。他想找到一个独特的角度，让这个故事既不是史料性的描述，也不是完全冷漠的残酷。他想在表现残酷的同时不磨灭温情，想在奔赴战场的同时保有普通人的尊严，他想最大限度地描绘一个纯真无法被毁灭的战争故事。

在找了一系列老兵对谈后，他依然没什么方向。回到自家农场之后，莫波格遇到了一位来自伯明翰的孩子比利。比利患有口吃，无法正常与陌生人交流。但他却能够对着一匹小马滔滔不绝。

“这匹小母马叫赫伯。比利就穿着双拖鞋站在马厩门旁边，伸着脖子跟赫伯聊天。赫伯也把头靠在马厩门上，听着他讲。我注意到了赫伯的耳朵，它的动作表示了它在认真倾听。它明白它必须在这里待着听他讲，因为这个孩子特别想跟它聊——而它也想听。”

莫波格找来了农场里的老师，站在阴影里听比利讲话。所有人都惊异于这个在人前讲不出一句话的孩子，能这么流畅地表达自己。在与小马赫伯的亲密接触之中，比利建立了一种信任，他的恐惧不见了。

莫波格被打动了。“我想，我可以通过一匹马的眼睛来写一战。尽管这匹马一个字都不懂，但是它明白，它必须站在男孩的身边，这对他非常重要。”他找到了一个绝佳的角度来完成夙愿：以一匹马的故事，表现一场战争与人性的较量。

他为这匹战马取名乔伊，强行它离开相亲相爱的德文郡少年，奔赴一场改变世界的战争。它经历了英国人的天真、德国人的炮火、法国人的温情，经历了纯真的覆灭，以及隐藏在对立表象下，人们对于自由与爱的向往。

在一战之前，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绝不是梦。

在人为划定的国境线之间，乔伊毫无障碍地转换着自己的角色。在完全对立的国与国之间奔跑，战马乔伊不需要任何文书许可。与其说战马讲述了一场战争，不如说战马象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些自由的“世界公民”。

在一战之前，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绝不是梦。只要有钱有闲，所有人都可以不带护照和签证去伦敦喂鸽子。斯蒂芬·茨威格就很喜欢讲述当年不拿护照从欧洲去印度再去美国的旅行事迹，用以震惊当今的年轻人：“在1914年以前，地球属于全人类。人们可以去往任何想去的地方，想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无需许可，无需签证，不仅是我没有护照，在路上的所有人都没有护照。”

这种无需护照的包容与纯真，来自战前50年的高速发展。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帝国的年代》中，描绘了19世纪80年代的世界：首先，它已是名副其实的全球性世界。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几乎均已为人所知，电报让全球快速通讯不再是梦。除了非洲大陆、亚洲大陆以及南美洲部分内陆地带以外，铁路和轮船已使洲际和横跨数洲的旅行由几个月的事变成了几个星期甚至几天的事。1879年时，瑞士接纳的旅客超过100万名，其中20万以上是美国人，相当于1790年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国人口的5%以上。

跟随工业大生产而崛起的，是工人的无国界迁徙。工业大革命、航运技术以及铁路建设的发展，让全球性的移民运动成为可能——人们远离家乡踏往他乡，寻找工作、享受与自由。1914年前，美国的无产阶级大半是由各式各样的外国移民所构成。维也纳有1/3的工人是捷克移民，布达佩斯的技术工人是德国人，其余工人则是斯洛伐克人或马尔扎人——用马克思的话说，工人无祖国，只有一个阶级。

在一战爆发前的50年间，妇女纷纷成为出走的娜拉。根据要求男女平等权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简单而初步的标准，在妇女进入此前被认为是男性专利的职业和专业上，当时已有极大的突破。生活在奥地利、捷克、丹麦、德国、爱尔兰、荷兰、挪威、波兰、俄国、瑞典、英国和美国的女性们，都已获得了全国性选举权。

1875年至1914年间，阅读成为了大跃进式的全民活动，自我学习和成长是新兴劳动阶级运动的一个主要任务。在这50年间，法国的学校增加了大约1/3，英国、芬兰这种以往学校较少的国家，增长了7—13倍。中学教员人数可能增加了四五倍。对于学校教员来说，至少在拉丁语国家，科学课程意味着培养百科全书编纂者的精神，意味着进步和理性主义，以及一本1898年出版的法国手册称为“精神解放”的现象——一般人很容易把它视为“自由思想”或从教会和神的控制下解放。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将这个一战前的世界形容为“最典型的乌托邦”：“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像19世纪那样，男男女女都对今生抱有那么崇高、那么理想主义的期望：不仅追求同时也可解答宇宙大多数基本问题的科学；将妇女从其过去的历史中解放出来；借由解放工人进而解放全人类；性解放；富足的社会；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世界。资产阶级希望通过自由主义的进步，达到一个在物质上、思想上和道德上皆无穷进步的时代。无产阶级或其自命的代言人，则期盼经由革命进入这样的时代。贝多芬成为了奋斗成功的代表人物，因为他的音乐征服了命运的黑暗力量，他的合唱交响乐以解放人类精神为极致。”

在茨威格的回忆中，那是一个国家仇恨与民族主义尚未出生的年代。当这位作家在前往比利时的途中遇到第一次航行的齐柏林飞艇时，他听到的欢呼不分国籍。当法国飞行家布莱里奥驾驶飞机越过英吉利海峡时，维也纳的人们也在由衷地替他高兴。“我们心里想，如果任何一架飞机都像玩儿似地轻而易举飞越过国界，那么这些国界又有什么意思呢！那些海关壁垒和边防岗哨完全是偏狭和人为的！我们的时代显然热切盼望着彼此的紧密联系和世界大同！”

“之前，人们只需拥有身体和灵魂就可以了。现在他还需要一个护照，否则他将不会享受正常人类待遇。”

“最典型的乌托邦”在1914年戛然而止。战争让国家政府紧张于别国人的出入境。出于对间谍和革命者的警惕，不仅护照成为出入境必需品，还被强制要求附有照片。这种对于他国人民的警惕并非是一战独享——在美国内战期间，美国政府坚持让北方的英国移民居住在加拿大省，加拿大滨海诸省居民想要进入美国境内，必须持有有效证件。

如同茨威格所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它的余波助长了“对于外国人的负面成见，最起码也是对外国人的恐惧心理……那些曾经为罪犯设计的羞辱也被强加在旅行者身上，不管是在出发之前还是旅行之中”。

就连铁路巨头W.K. Vanderbilt都在1915年的一次旅行中被找了麻烦，更别提那些为谋生、宗教或其他原因去往国外的背井离乡者。上层以及中产阶级旅行者自然很讨厌这种变化——直到今天，这种“护照厌恶症”依然存在。而随着经济与社会因素的双重考虑，很快，除了护照，旅行者或移民就被要求拥有签证或者许可，才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居住或工作在某个非母国内。

犹太人茨威格很快发现，无国籍意味着无权利。在纳粹德国时代，大量想要逃离德国的犹太人发现，仅有有限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向他们敞开大门——他们可以去往加拿大，却不能去往加拿大的邻国美国。

这种面向非本国人民的非人待遇，在二战时更甚。1939年5月13日，一艘名为圣路易斯号的德国远洋客轮载着937名乘客前往古巴。客轮中的931人均为期望逃离纳粹德国的犹太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申请了美国签证，并花150美元或更高的价钱买到了古巴移民局局长签署的落地证明。

然而，当圣路易斯号在两周的航行抵达古巴哈瓦那港口后，遭到了古巴、美国和加拿大政府的三重拒绝。在圣路易斯号不得不返回德国汉堡的航行中，不断有人跳海自杀。最终，这艘客轮被允许停靠在英国的南安普顿，288名乘客上岸。其余的619名乘客在安特卫普上岸，进入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一年之后，这三个国家均被德国入侵，大部分犹太人被关入集中营。

茨威格从纳粹德国迁往英国。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茨威格的奥地利护照成为无效证件，他被迫向英国当局申请一张紧急白页，“一张无国籍者的护照”。他理解了一位俄国流亡者说过的话：“之前，人们只需拥有身体和灵魂就可以了。现在他还需要一个护照，否则他将不会享受正常人类待遇。”

一战不仅毁灭了纯真，更催生了仇恨。

《战马》之中有一个细节：当英式贵族骑兵队姿态优雅地举剑突袭时，迎接他们的是毫不优雅的敌军大炮。妄想着宫廷式华丽决斗的骑兵队在毫无高尚可言的热兵器时代全军覆没。

身处其境的茨威格明白，享受了几乎半个世纪和平的人们对于战争一无所知。他们脑海中的战争图景依旧停留在教科书和美术馆中——那些穿着锃亮戎装的骑兵在进行眼花缭乱的交战，致命的一枪总是击穿心脏中央，全军在嘹亮声中胜利前进。在1914年8月，新兵们笑着向母亲们高声喊道：“圣诞节我们就回家了。”“1914年的战争被描绘成这样：一次浪漫色彩的短途旅行，一场热烈的、豪迈的冒险。甚至有一些年轻人真的担心自己可能会失去一生中这件美妙和令人兴奋的事。”

不久之后人们就会明白，由于灭绝人性的机械化，第一次世界大战要比人类以往的历次战争卑劣、残忍、非人性一千倍。在二战爆发之时，已没有一个人还会相信战争中有上帝所希望的正义性。更糟糕的是，他们再也不相信通过战争而争得的和平会有正义性和持久性。“战争所带来的不是致富，而是贫困化，不是满意，而是怨恨；带来的是饥馑、货币贬值、动乱、公民自由的丧失、对别的国家的奴役、一种令人头疼的不安全感、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一战不仅毁灭了纯真，更催生了仇恨。茨威格注意到，在一战开始的最初几个星期，基本不太可能和某个人进行一次理智的谈话。就连那些最爱好和平、心地最善良的人，也像喝醉了酒似的两眼杀气腾腾——无政府主义者一夜之间都成了狂热的爱国者，爱国主义者则变成贪得无厌的兼并主义者。仇恨并不再成为人性的污点，甚至成为了一种狂热的光荣。每个人都铭记心头的一句鸡汤是：“谁不会恨，谁也就不会真正的爱。”

一战更教会了当权者如何“宣传”——当政者开始将名人与文豪变为传声筒，左右社会舆论的走向。在一战前，舆论还有力量，人们相信文豪，相信文学之中人性的力量。枪杀女英雄卡维尔护士，用鱼雷炸沉英国邮轮卢西塔尼亚号，都由于激起了道义上的普遍愤慨，使当时的德国收到比战役失败更沉重的打击。“而自从希特勒把谎言变成真理、把违反人道变成法律以来，像德国向中立的比利时进攻这样违背公理的事，在今天几乎已不会再受到严厉谴责。到了1939年，没有一个作家的话会起一丁点儿作用——不管是好，还是坏。”

约翰·威廉斯在《斯通纳》中这样写：“一场战争不仅仅屠杀掉几千或者几万年轻人。它还屠戮掉一个民族心中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永远不会失而复得。如果一个民族经历了太多的战争，很快，剩下的就全都是残暴者了，动物，那些我们——你和我以及其他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这种污秽中培养出的动物。”

在战争期间，那些打通国界的铁路与航线都已被强行中断。“我们每个人又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就像几百年前尚未发明轮船、火车、飞机和邮电时一样。”而你我对这样的世界毫不陌生——在这个没有战争的现代世界，尽管科技已经能将人送上火星，想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也要提前半年办好护照，提前三个月申请签证。

如果两次世界大战不曾发生，或许战马乔伊的故事会变成另外一种模样。男孩阿尔伯特可以带着它穿越那些不存在的国境线，去往一个乌托邦般的纯真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民族主义与宗教战争都不成气候，外国人与本国人毫无界限，所有人可以为了同一件好事欢呼……而在乔伊的眼睛里，会存留一个延续至今的纯真世相：比山河湖海更广阔、比王公贵族更体面的，是人们自由而美丽的内心世界。

老戏要有新玩法

从活木偶《战马》到“浸入式戏剧”《不再入眠》，全世界的戏剧工作者为了让观众身临其境，正努力进行舞台创新，以呈现电影所无法替代的现场之美，从充斥着炫酷特效的电影手里抢观众。

2016年2月8日，由南非木偶掌上乾坤木偶剧团所设计的战马乔伊，出现在了CCTV猴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这匹枣红色的、似乎可以呼吸的木偶马来自英国的舞台剧《战马》——它的剧本由英国作家迈克尔·莫波格的同名小说改编。

从2007年在伦敦皇家奥利弗剧院首演，到2011年斯皮尔伯格将它重现在大银幕上，这个获得英国剧评奖、劳伦斯·奥利弗奖最佳布景设计奖、最佳戏剧配乐奖以及美国托尼奖最佳话剧、最佳话剧导演、最佳话剧布景、最佳话剧灯光、最佳话剧音响的舞台剧，已经在全世界演出了3000余场，收获观众超过600万人次。从2008年开始，那些看过《战马》的中国戏剧粉丝就想把它带入国内的话剧舞台——这个梦想在2013年得到了实现的可能：中国国家话剧院与英国国家剧院在伦敦签署合作备忘录及协议，双方将在戏剧文化交流方面展开长期战略合作。中国国家话剧院将要引进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战马》。

2015年9月，舞台剧《战马》中文版在北京中国国家话剧院首演；11月，它来到了上海文化广场； 2016年3月，乔伊将来到广州大剧院。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这个讲究炫酷大场面的时代，静态的剧院很难敌得过特效满天飞的电影院。想要让人们与家人和朋友一同走进剧院，戏剧工作者需要做得更多。

对于《战马》这样一部非人类主演的舞台剧来说，想要让观众买账，就必须让人们与战马乔伊产生共情。作为一位木偶制的“非人类主角”，这种共情的产生难上加难——如何让观众将一匹木偶马看作真马？如何让观众忽略支撑木偶的三位人类演员？如何让观众跟随着无法有台词和表情的木偶战马横跨欧洲战场？

通过精巧的设计与严谨的制作，出现在舞台上的木偶马都具有真马的一切生理特征。比如，在呼吸的时候，乔伊的身体会上下起伏；在紧张的时候，乔伊的耳朵会突然直立起来；在轻松愉快的时候，乔伊的尾巴会惬意地左右摆动；在感到恐慌的时候，乔伊的前腿也会猛然抬起。不论是踱步、奔跑、休憩还是玩耍，木偶马的动作都与真实的战马如出一辙。

在北京和上海，令人满意的票房成绩证明，木偶马乔伊做得不错。观众的真实感受是，当小乔伊长大成年，在炫目的灯光与精巧的舞台设置中脱胎换骨的那一刹那，没有人会再把它当成一个木偶。比起电影中实体的战马来说，这匹木偶之形的战马保留了文学的功用——它不再是某个被固定死的、实体的形象，它变成了一种意象，代表着穿越时间与国境的纯真与自由。

为了完成整场战马的表演，剧团需要1900套服装，还有460套道具，以及长达一年的演员培训。在北京和上海超过60场的演出中，很多演员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以及一份稳定的工作。如同《战马》中文版的制作人李东所说：“虽然这部剧投入太高，超过了6000万，很可能两三年内都不能盈利，但我们关心的重点并不在此。我们更多是希望这部剧能够帮助形成一个演出的良性循环。我们的核心目标还是用合理的价格、市场化的机制，让更多的观众走进剧场。”

想让观众走进剧院的愿望，已经成为全世界戏剧工作者努力的方向。在2000年，英国剧团Punchdrunk改编了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将故事的背景转换成为二战前的纽约。一个名为Mckittricik Hotel的高级酒店在开业不久之后便大门深锁，成为受到诅咒的传说，无人胆敢进入其中。而你若想知道这诅咒的前因后果，需要戴上白色面具，全程跟随《不再入眠》的几组演员，出入大大小小近百个房间和场景，亲自找到事实的真相。

在这场被称为“浸入式戏剧”的剧场空间里，演员会像看不到观众一样，分散在五层高的剧院里表演，观众跟随的演员决定了他们看到的剧情。中途还会有提供食物的糖果店，供走累的观众歇息。

在被观众近距离接触的表演中，演员还会有不同于剧本的即兴发挥：他们会把你看成路人甲，问你要一杯酒，或者让你给予一个问题的答案。剧本也保留了《麦克白》中最具戏剧张力的几场戏：麦克白探访三女巫时，密闭的空间内会有白色的激光灯和黑场交替，观众会跟随演员一起，听见女巫师抱着全身是血的婴儿站在桌子上撕心裂肺的尖叫，看见男巫师戴着牛头面具全裸地站在桌子上狂舞——他们利用狂暴的肢体语言，完美重现了《麦克白》原作中的贪欲、阴谋、杀戮与罪恶。

这种让观众身临其境走进舞台的创新，让《不再入眠》成为城中热事，场场爆满。整个纽约也马上刮起了“浸入式戏剧”狂潮——“爱丽丝梦游仙境”被改编成废弃精神病医院中《坠落的爱丽丝》，真实的悬疑谋杀案也被改编成互动寻凶话剧《玩偶酒吧》。而在2015年的圣诞节，这种先锋的戏剧新形势出现在了上海浦东世博园区外的一座大型停车场中。在一个耗资千万的流动剧场里，上演了一出原创式“浸入式戏剧”：《消失的新郎》。戏剧的背景同样被设定在酒店，不同之处在于这场婚礼的内容并不限于谋杀，在消失新郎的背后，隐藏着偷情者、暗恋者、第三者与不伦恋的秘密故事。

当然，作为国内的首次尝试，《消失的新郎》的故事结尾自然是皆大欢喜。而即将被引入国内的《不再入眠》与《夜女郎》，则将会保持原版戏剧的先锋与震撼，让更多类型的中国观众走进剧院，更近距离地体会到在舞台与表演之中，电影所无法替代的现场之美。

(文/dadalot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