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研究者早就得出推论：莎翁极有可能一辈子都没离开过英格兰。当然，他也不像福克纳那样，怀守着“我那邮票邮票般大小的故土”，“不论多长寿也不可能把它写完”。莎翁一直用想象力开拓着他的文化地理版图：《哈姆雷特》在北欧的丹麦，《仲夏夜之梦》在雅典，《威尼斯商人》、《暴风雨》、《罗密欧与朱丽叶》都发生在意大利……而威尼斯、米兰、维罗纳甚至巴尔干半岛的伊里亚，在他笔下，都像在伦敦温莎镇一样熟悉。

莎士比亚来过中国吗？“一艘大商船开往的黎波里，另一艘前往印度群岛，第三艘去墨西哥，第四艘去英国。”在《威尼斯商人》中，他借安东尼之身把想象力延展到南美大陆和印度次大陆——也许这是离中国最近的一次。假如，当时还有第五艘船，莎士比亚是否会让它驶向中国？或者像他的那位后辈英国作家葛文·杨（Gavin Young）一样，写一部《慢船到中国》（Slow Boats to China）？

当然，莎士比亚的“文学大船”早就驶入中国。从1856年的“舌克斯毕”先生（英国传教士慕维廉翻译《大英国志》，第一次提到莎士比亚时所用译名）的露面，到莎翁全集的历代中文译本，从学院派到文艺青年间的莎士比亚研究者，再到舞台上三十六变的“中国版莎翁”（有时似乎该庆幸莎翁一生只有37部戏），莎士比亚在中国几乎比汤显祖还要接地气。

而一则关于“英国最伟大的文化象征”（英国文化协会为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举办）的调查，显示“莎士比亚在中国最出名”，在受访者中的被提名率远远高于美国、德国、印度和巴西等地。也许异胞青年们只是把注意力分了一些给披头士、J.K.罗琳、阿黛尔……但这一结果，似乎更有理由先请莎士比亚来中国逛逛。

如果真有一部莎翁版《慢船到中国》，不等返程，这艘船便会载上更多的同道人。

莎士比亚的生生死死都是大事。在伦敦是，在他的故乡斯特拉福德是，在他的异乡中国也是。从2014年莎翁诞辰450周年，到2016年他辞世400周年，莎士比亚的名字就未在这股文艺热潮中降过温。

如果今天莎士比亚来到北京，穿过尚未退尽的雾霾，他会看到这座昔日的东方皇城里，不但迎来了自己家乡的“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还有无数个中国的戏剧团体，中国面孔的导演和演员在排演着不同的经典“莎剧”，向他和戏剧史致敬。

台湾学者彭镜禧描述莎士比亚在中国，也曾喻为“莎士比亚跨海而来”——“先是有名字，然后有简单的故事，再开始有人翻译剧本，然后全集出现。有了这些作品，才有后来的莎士比亚研究，演出与发展也才有了基础。”

如果时间回放，莎士比亚早一些“乘慢船跨海来中国”，他会遇到青年朱生豪。1935年，24岁的朱生豪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10年时间，这位东方青年以32岁的短暂人生译出莎剧31部半，并打破了牛津版莎翁全集按写作年代编排的次序，而是按喜剧、悲剧、史剧、杂剧四类编排。那时，朱曾与中央大学英文系的弟弟讨论莎剧的翻译，弟“欲试以元曲翻译莎剧”，他强调“莎剧并非阳春白雪，其精髓在雅俗共赏”。倘若莎翁远远旁观这场对话，不知会上前站到兄弟两人哪一边。

若穿越时间，他还会看到卞之琳、梁实秋、施咸荣等人的莎剧译本。他还会遇到一位现年95岁的翻译家许渊冲，终日把自己关在小书房，埋头与莎翁对话——打算在100岁生日前独立译完《莎士比亚全集》。如果莎士比亚能获悉中文的秘密，他或许会亲自选出 “最莎士比亚”的译本。

如果时间允许，这艘“慢船”或许会驶进一处水乡。在这座1300年历史的小镇上，他会遇到木心——把莎士比亚称为“仅次于上帝的人”的精神同道。他还会发现，自己的经典剧目被世界各地的剧团带到这座古镇上演。甚至连自己的“遗嘱”，都被一位叫布鲁斯汀的“美国戏剧教父”搬上舞台。摇桨调头，莎士比亚或许还会看到这里的一座美术馆，展出自己的纪念文献展（嚯，处处在纪念自己辞世400年！），还是和一位叫列夫·托尔斯泰的俄国文豪比邻而展。

如果真有一部莎翁版《慢船到中国》，不等返程，这艘船便会载上更多的同道人。

莎士比亚或许会发现，中国这片土地上，有着让他取之不竭的创作灵感。

除了来感受波涛般的关注热潮，莎士比亚或许会发现，他到达的这片土地上，有着让他取之不竭的创作灵感。这里的很多人，对他在戏剧里百转千回的人性塑造丝毫不陌生，而他对这里新鲜刺激的现实环境也会充满惊喜。

当年《哈姆雷特》落地中国，并几十年上演不衰（冯小刚的《夜宴》和胡雪桦的藏语版《喜马拉雅王子》也改编于它），外媒做了这样的评价——“作为一部描绘王室和腐败官员之间权力斗争的作品，《哈姆雷特》几乎立刻就融入了中国。”

如果莎士比亚在今天来到中国，在新闻上看到“全面二孩”四个字，或许他在诧异之后会写一部戏剧，以完成当年伍尔芙小姐为他所做的假设——《假如，莎士比亚有个妹妹》。

善写历史君王的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舞台上看到自己的《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的同时，会看到一个饰演过乾隆、雍正和康熙的“知识分子演员”在忙着“坐床”，他或许会就地取材写一部《中国皇阿玛》。

他还会抵达中国的南方，见识到一些异于文艺创作群体的精干的商人与更丰富的市井人生。他会听闻自己的《威尼斯商人》在中国仅次于《哈姆雷特》而备受追捧（1927年，就有一部根据此剧改编的无声电影《女律师》在上海上映，由蝴蝶主演）。在见识到浙商、徽商、闽商等几大商帮之后，他或许会写一部《温州商人》——因为在戏中擅长探讨犹太人命运的莎士比亚，会在中国听闻“温州商人被称为世界上唯一可以和犹太商人比肩的群体”。又或许，一部莎翁版《中国的犹太人》也会诞生。

莎士比亚还会遇到更多的荒诞，也会邂逅更多的真爱。比如，他会听说一位擅长炒作的“曾获诺贝尔奖提名的年轻作家”，用尽全部积蓄整容成了“一生偶像”莎士比亚的样子。有人送上莎翁语录：外观往往和事物的本身完全不符，世人都容易为表面的装饰所欺骗。比如，莎士比亚也会听说，曾经有个女孩，因为宣告自己喜欢英雄双行体而泪洒舞台，并让这一“莎氏古典诗体”在中国达到了教科书式的普及。今天，莎翁或许会送她一句：名字有什么关系？把玫瑰花叫做别的名称，它还是照样芳香。

莎士比亚不是在写一部纪录片，他是在为他的时代写一部戏剧。

莎士比亚的英国晚辈作家阿兰·德波顿曾在书著中发表观点：“如果新闻编辑室里坐着托尔斯泰、福楼拜和索福克勒斯，也许媒体就能多提供一点东西，说到底，《战争与和平》、《包法利夫人》、《安提戈涅》的故事原型，也是新闻事件……或许可以要求新闻报道学习一下莎士比亚。”

确实，莎士比亚在戏剧界，有个“双关语小王子”的称号。这位语言大师，曾自创了1700个英文单词，而所有难搞的现实题材，到了他那都能巧妙地“化险为夷”。比如他讲一个公正严明的法官很怪很冷血，说“他能小便出冰柱子来”。比如，他用“I am too much in the sun”来双关“I am too much in the son”。评论家解读：“表面上是回答国王的话，却又同时精确地显露他内心的不悦。”

据说他的一些戏剧台词，被巧妙地用于广告。《麦克白》中，杀死了国王的麦克白夫人为摆脱罪恶感喊出的“洗掉吧，这该死的污点！” 在很多国家都被争抢用于去污剂、痤疮膏、半导体清洁技术，甚至遮瑕笔的广告中。——中国的洗衣粉们，还在等什么？

不过也有人担心，莎士比亚就算真写了那些戏，在中国的舞台上也会感到徒劳。他那位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艺术总监，借《亨利四世》为莎翁道出创作真谛——“我们必须记住，莎士比亚不是在写一部纪录片，他是在为他的时代写一部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