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造于1923年的彭德尔顿教养机构中，来自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的教授罗拉·贝茨与三位白人和三位黑人坐在一起，讨论着手中的莎士比亚剧本。“记住，”贝茨的语调轻快，“将你们今天所读到的内容与你们的自身经历联系起来。”

这六名囚犯都穿着卡其布连体服，其中两位年逾五十，剩下的都在40岁以下。六人中最为年轻的克里斯·刘易斯站了起来。“约翰和我一直在排练，”他带着骄傲的微笑，“我们将会扮演科利奥兰纳斯和梅奈纽斯。”

彭德尔顿教养机构是一个戒备森严的最高安全监狱，关押有1840名囚犯——被誉为“头号公敌”的黑帮名人约翰·赫伯特·迪林杰就曾在此长住。罗拉·贝茨在最高等级监狱教了15年莎士比亚。她的教学集中于那些“超高安全级别”监狱的住客——那些暴力、不稳定、被判处长期监禁的囚犯。她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做这件事的人。

“莎士比亚拥有一种力量，让谋杀者重新审视他们曾作出的错误选择，让他们不再犯错。”

长久以来，莎士比亚都与精英联系在一起，罗拉·贝茨却将莎翁带进了监狱，带给了最需要他的人：“他们是最需要教育的一群人，而他们的机会是最少的。莎士比亚拥有一种力量，让这些谋杀者重新审视他们曾作出的错误选择，让他们学会如何不再作出错误的决定。”

虽然监狱里的莎剧课程已经扩散到了美国的11个州，甚至另外的一些国家，但对贝茨来说，这仍是不够的。她的项目核心并不限于阅读和表演，而在于批判性思考、阐释解析，以及创意性改写。

在一个项目中，一位来自沃巴什河谷改造机构的男犯，与一名来自罗克维尔的女囚合作改写了《驯悍记》，将这部戏变成了家庭暴力传记片。沃巴什其他那些由犯人表演的莎士比亚戏剧，则基本被改写成为反对暴力、复仇和黑帮的版本。

“这是将莎士比亚带入他们生命的唯一办法，让他们觉得与自己息息相关。”贝茨说。

不同于这份工作的严肃性，罗拉·贝茨看起来更像个温柔可亲的邻居，而非象牙塔中的学者。贝茨的双亲均为拉脱维亚难民，定居芝加哥后就去了工厂上班。贝茨在城市西边臭名昭著的奥斯汀区长大：“那是个贫民区，充斥着各种犯罪和罪犯。在这么个地方长大造成的后果就是，直到现在，监狱的环境都比大学更让我舒坦。”

在贝茨刚进监狱教书时，她天真地认为首犯者特别容易被拉回正道，但她马上就知道了，那些在监狱里等候审判的人是非常不稳定的—— “讽刺的是，那些已经在监狱里待了20年的人、已经认命的人，才是最安全、最好合作的群体。而我用了25年才认识到。”

完成博士学位后，贝茨马上去了中等安全级别的彭德尔顿教养机构教授英语文学。1990年代后期，贝茨升任副教授，成为了沃巴什的志愿者——印第安纳州两所有单人监禁的监狱之一。

虽然各个监狱之间条件大不相同，单人监禁却都基本相同：犯人整天被锁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小牢房里，一面水泥地板和一扇大铁门就是目所能及的一切。这种监禁可能持续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

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单人监禁就越来越普遍地成了美国州立监狱和联邦监狱中的惩罚措施。但公众意识的转变让很多州开始反思单人监禁的功与过：将最危险的犯人单独监禁起来是必须措施吗？或者它只是一种既不人道也不适合犯人心理健康的变相折磨？

在进入沃巴什后，贝茨明白，想要接近这些危险的、被关在单人牢房里的人，她需要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我想如果我教授一些‘犯罪式悲剧’——麦克白、奥赛罗、哈姆雷特——他们就会明白这些文本与他们切身相连：复杂的人性，困难的道德选择，无法重来的激烈冲突与疯狂冒险。我的想法是，只要能让其中的一个家伙买账，他就能发展更多‘下线’。”

这个买账的家伙是拉瑞·纽顿——一位来自曼西市的五年级辍学生。从10岁起，纽顿就开始出入各种监管机构，17岁时因绑架和谋杀两位同龄人被定罪入狱——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在监狱中他依然没有停止暴力行径，还曾数次试图越狱。当贝茨来到沃巴什，纽顿已经在单人牢房里待了十年。

“我从没被犯人吓到过——直到遇到纽顿。”在《莎士比亚救了我的命》一书中，贝茨这样写道。但之后发生的事让她对他另眼相看——在她为一项初级的莎士比亚项目挑选候选人时，纽顿十分成熟地分析了一段《理查二世》的独白：“在我看来，他从国王变成了一名囚犯。尽管他的思绪总是在矛盾中打转，但我们基本可以明白这么个道理：除非你内心平静、没有心结，不然你将不会被任何事取悦。”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贝茨指导了包括纽顿在内的200名单人监禁囚犯——以让他们与莎士比亚戏剧亲密接触的方式。她鼓励他们表达自己对于每部戏剧的理解，并拒绝他们“抄袭”彼此的观点。她不断地要求他们将自己的经历加入到对戏剧的讨论中。

这些亲密的阅读和深刻的分析导向了巨大的变化——贝茨骄傲地表示，拉瑞·纽顿的一些阐释已经被一些学术论文或会议所引用。他本人也走出了单人牢房，为狱友改写了13部莎士比亚戏剧，完成了37个剧目梗概的写作。“在监狱教学中，我用了很多纽顿的作品，甚至将它们带入了大学讲堂。现在，我正在为这些作品寻找出版商。”

“莎士比亚让我明白，所有的痛苦源头，都在我们自身。莎剧改变了我对自己的看法，真真正正解放了我。”

2012年，纽顿已经是监狱中的“莎士比亚戏剧讲师”。在一堂讲述哈姆雷特悲剧性的课程上，纽顿用平实的语言为狱友介绍了这位丹麦王子：“告诉我你身上有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你叔叔杀了你父亲娶了你妈妈，还偷了你的继承权。你的好朋友想耍花招把你弄进坟墓，结果你把他们弄进去了。你不小心杀掉了你女朋友的父亲，所以她发疯自杀了。她哥哥立志要把你杀了，你妈又被原本准备给你的毒药弄死了。接下来的大结局就是：你和你那个疯女朋友的哥哥进行了惨烈的互相残杀——但你还是抽空把你叔叔弄死了。简单来说，这个月你过得不容易啊。”

“好啦，我知道你没经历过这些破事。但我们却很容易对他的境遇感同身受：失去，背叛，不公，复仇。哈姆雷特所有的痛苦都来源于挣扎般的选择，一些事究竟该不该做，或者他该怎么做才能避免最坏的后果。有多少次你躺在床上，痛苦于你本该做或本不该做的事情？你知道你究竟与哈姆雷特有何不同？他早生了400年而已。他所有的脆弱、恐惧、矛盾与压力，我们都遭受过。我们同样拥有他的勇气、正直、骄傲、幽默，以及对于公平的终极追求——我们都是自身悲剧生活中的英雄。”

接下来，他将哈姆雷特的悲剧人生与狱友的“悲剧史”联系在了一起：“每一位走上犯罪道路的人，似乎都经受过虐待，都在复仇与否、公正与否的漩涡中挣扎。我们对哈姆雷特感同身受，是因为我们同样被囚禁在‘期望囹圄’中——一位父亲从死荫中归来，并不是为了告诉儿子自己爱他，只是为了让儿子复仇。哈姆雷特的悲剧告诉你，不管被置于何种囹圄，我们都应有能力作出自己真正想要的选择。”

2013年，贝茨将这十年在监狱教授莎士比亚的故事集结成书，书名为《莎士比亚救了我的命》。这个名字，来自她与纽顿的一次对谈。

“为什么说莎士比亚救了你的命？”在纽顿将莎士比亚视为“救命恩人”之后，贝茨问他。

纽顿说：“事实上，以及象征意义上，莎士比亚都救了我。这么多年我都挣扎在严重的自毁情绪中，就像滚在刀刃上。现在我有了这个自信，我不会去做一些过激的事情，让自己被关进死囚牢。

“莎士比亚让我有机会用新的视角理解这些戏剧——我想要搞清楚是什么在驱动麦克白。我开始自问是什么驱使我做下了这些事，然后，我得到了一个赤裸裸的真相：我是个假人。我的驱动力就是要让周围的人记住我，我作出的选择，没有一个是出于自己的真实需求。

“尽管这听起来挺糟，但这也是我生命中最为自由的一刻——我掌控了自己的生命。我不再是那个虚假的、我的兄弟想要我成为的人。现在我所处的环境与刚开始读莎剧时没有变化，但我不再是那个痛苦的自己。莎士比亚让我明白，所有的痛苦源头，都在我们自身——我们使痛苦不朽。

“如果没有莎士比亚，我不会成为现在的自己。我会陷入更深的麻烦——试图越狱、搞些比现在更麻烦的麻烦事——或者干脆我就给自己涨涨胆子去……你知道的，杀掉我自己。这些戏剧改变了我看待自己的方式，莎士比亚真真正正解放了我。”

“莎士比亚救了你我的命。”

曾有一位记者问贝茨为什么要去关心这些狱中人，她这样回答：“我确实关心他们，我也确实关心你和我。这些狱中人总有一天会回到街上来，当他们成为你的邻居、推开我的教室门、走上街道，我希望他们不再成为伤害他人、回到监狱的那一位。”

贝茨的研究也已证明，监狱中的莎士比亚授课获得了实质性收益：在长期参与学习莎士比亚的20位囚犯记录中，在接触莎士比亚之前，他们所有人的累积暴力行为超过600起，其中不乏等级最为严峻的A级侵犯行为。在进入莎士比亚课程后，他们总共只收到了两起指控，没有一项是暴力指控。事实上，在上百名加入莎士比亚课程班的犯人中，一些人坚持了几个月，一些人坚持了好些年，都没有收到任何指控。

有一天，当贝茨与一群被定罪的杀人犯坐在一起时，她想证明纽顿的假设是否正确：莎士比亚可以救人一命。面对这些相识了好几年的老面孔，贝茨问：“你们觉得，莎士比亚是否能拯救生命？”

一阵沉默过后，名叫莱昂纳多的犯人回答了她。

“我相信，如果有人能够开展一些项目，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人们的灵魂，允许人们寻求治愈与拯救，或许就能阻止一些人越过界限。因为你一旦越界，就已无可挽回。你不可能让一个死人回来。”

另一位犯人接着说下去：“大多数谋杀者都没有激情满满地计划杀人，大多数都只是愚蠢的环境产物。”

“是的！”另一位囚犯表示同意，“一种被动反应！”

“我相信，”莱昂纳多继续说，“当一名罪犯被允许接触莎士比亚……如果你的这个项目允许他们在其中释放愤怒，释放复仇的想法，释放那么多的令人沮丧的思绪和困惑……正是它们遮蔽了正确的判断，才让人们犯下错误。至少对我来说，莎士比亚是我的另一个出口。当你谈论谋杀，我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够有另外的小小出口，有一刻思考的时间，有一个人可以信赖和依靠，或许只需要一秒钟的时间，事情就不会发生。”

“那些犯下谋杀案的大多数人，只需要一些小小的影响，就能够作出完全不同的选择。”又有一位囚犯加入了讨论，“并不是说他们就能立刻摒弃坏的一切、踏入好的界限，但他们也许可以看到不同于现在的另外一条路。所以，是，绝对是这样的。”

“我们拯救了生命？”贝茨问。

“至少救了我的命。”纽顿回答。

“那么莎士比亚是否救了受害者的命？”贝茨接着问。

“是的。当然，同时救了另外一条人命。”这句话被另一名囚犯重复，“至少救了两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