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动画影片《大圣归来》的人，任是心硬如铁，也会被江流儿那一句句叫“大圣”的童声给萌化。有人说，江流儿就像刘诺一——那个满脑子孙悟空、堪称十级铁粉的中法混血儿。其实，江流儿也可以是你、是我，是童年时在心里崇拜着一只猴子的每个中国人。

对中国人来说，动物化身的所有艺术形象中，龙太飘渺，虎太凶猛，蛇太邪恶，鼠太猥琐，兔又太孱弱，剩下的猪、牛、羊等则太普通，只有猴是最具神话色彩同时又与人在感情上最亲近的。它天性机灵也心怀温厚，有自由自在的追求，亦有不离不弃的守护，背负着正义和理想。几千年来，中国艺术家们毫不吝啬地表达着对猴这个题材的偏爱。

毗邻中国的印度同样有多姿多彩的猴文化，充满想象力的印度人把猴子植入史诗、戏剧、绘画和雕塑，赋予其美德、慧根和神性。

和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许多神社和寺院中都塑有猴子的雕像，绘画、漆器、屏风等工艺品也不难看到猴的身影，描绘猴子向罗汉献上鲜花的《十六罗汉像（第十一尊者）》，更是日本国宝级藏品。

有意思的是，与得到东方文化青睐和重视不同，猴子在西方艺术里的存在感并不算高，纵使有，也是角色模糊、意义暧昧。

最近，为了表达对中国猴年的祝福，新浪微博上卢浮宫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荷兰国立博物馆等官微，联合展示了各自馆藏的猴题材艺术作品。虽然被大馆收藏，虽然不乏毕加索、夏尔丹这样的名家，这些零散的艺术作品仍令绝大部分观众陌生。

“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而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这句话出自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另一位哲学家蒙田也曾写道，在所有动物里“猿猴是跟我们长得最像的，也是最丑陋、最卑鄙的”。

哲学家的思辨，或许透露了猴子的艺术形象在东西方待遇迥异的秘密。对于和人类最相似的生灵，我们总是又爱又怕。

最呆萌的猴子——既通灵性，又懂禅意，并且很浪漫。

“这些（猴子）小像的各种处理方式相当引人注意……它们脸上被巧妙地赋予人的表情，或很幽默地显出人的手势或姿态……最常见的是猴子在演奏某种乐器……猴子或冥想、祈祷，或大笑、聚宴……”文物大盗斯坦因在《古代和田》一书中，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新疆出土的陶俑猴子。

中国艺术史很早就出现了猴子的脸孔。殷商时代的王室墓葬，出土了一个用浅绿色水晶雕刻的猴子，晶莹剔透，活泼可爱。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后来出土于河北平山的“十五连盏铜灯”上，刻着群猴在树丛嬉戏和男人投食喂猴的内容。

随着文学形象的丰富，猴子逐渐在艺术创作中以拟人化的形态出现。它智勇双全，有情有义。开凿于公元3世纪、延续至8世纪的新疆库车千佛洞，第38窟画有猕猴王舍身救群猴——因为潜入国王花园偷果被发现并追捕到悬崖边时，情急之际，猴王以身当桥帮助同伴逃生，自己最后却体力不支坠崖。这幅壁画色彩绚烂，把惊慌失措的氛围表现得栩栩如生，是猴子在绘画史上最早期的表现。

它包含着宗教的寓意和对世人的劝诫。敦煌壁画一共出现过30多只猴子，除了著名的猴子与白马并立、长毛露齿、双手合十凝望菩萨的取经图，有一幅表现的是《闲愚经·沙弥守戒自杀品》，妙龄少女对前来化缘的沙弥心生爱慕，屋顶上爬着一只猴子，寓意女子“心猿意马”。无独有偶，19世纪日本明治时代的画师柴田是真也创作过《意马心猿图》。

它讨喜、吉利，明清画家常把猴、蜜蜂和马画在一起，意为“马上封侯”；还有画老猴背小猴的，意为“辈辈封侯”；画一猴背五猴，意为“五子登科猴”。

它还有难得的浪漫气质。北宋猴画大家易元吉等都画过“猴子捞月”，虽然这个故事在寓言里被当成不切实际，但用今天的眼光看，堪称一种诗意的审美行为。

不过，各种风格里，现代人最喜欢的应该还是“萌萌哒”，东京国立博物馆官网上“最佳猴子”投票数最多的《猿猴图》，画里的猴子十分呆萌。

最滑稽的猴子——声名狼藉的交际花、妓女的代名词。

西方国家里，法国应是为数不多对猴题材创作形成艺术支流的一个。17世纪末，让·贝然在自己的装饰设计中引进中国素材，开创了“Singerie”，即猴形人物绘画，这些作品中猴子穿着人的服装，模仿人做事。

在法国艺术家笔下，猴形人物是滑稽的代言。《举枪的猴形人物》(Singerie with Gun)是典型的一幅作品。画面上的毛猴穿着法国军服，手举毛瑟枪瞄准射击，看起来冠冕堂皇、煞有介事，却还是露出了屁股上的长尾巴。

18世纪的欧洲流行中国风。1735年，克里斯托夫·休耶为波旁公爵创作了十大幅猴形人物画，画中的猴子穿上中国衣袍，造型夸张。对那时候的欧洲人来说，中国风必然要有猴子，哪怕只是点缀。1755年英国作家约翰·夏比尔在《英国书简》一书中挖苦了这批“中国风”作品：“放眼望去，几乎皆是中国之物……家居中的每把椅子、桌子、镜子的围框，等等，都必须是中国的：墙上贴满的是中国壁纸，上面画满了根本就不像是上帝所造之人的人物，在一个谨慎的国度里，这样的人物根本就不应当让孕妇看到。”

即使与对中国令人啼笑皆非的解读无关，法国绘画中的猴子也是可笑的。卢浮宫博物馆藏有18 世纪画家夏尔丹的《猴子画师》（Singe Peintre）和《猴子古董商》（Singe Antiquaire），两只猴子都穿着当时的流行服饰，翘着二郎腿，一只对着石膏像有模有样地画画，另一只翘着兰花指、拿着放大镜，一本正经地观察古钱币。夏尔丹用猴子影射人类，分别讽刺了皇家艺术学院那些只会模仿的画家，以及一窍不通又不懂装懂的“古董大师”。

到了1880年代，“母猴”在法语中还被附加了妓女的含义。1886年，印象主义画派画家修拉的代表作《大碗岛的星期日下午》在巴黎展出，轰动一时。那幅画描绘了人们在塞纳河畔悠闲度假的场景，画面右下角是一对衣冠楚楚的男女，女人打着太阳伞，用皮绳牵着一只卷尾猴。

一些说法是，修拉想借猴子暗示两人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当时巴黎的妓女流行养猴，纨绔子弟们也喜欢这种宠物，猴子常被作为品行败坏的象征。不过，修拉本人并没有给出官方解释。“我只是用自己的方法创作了绘画，如此而已。”他说。

最温柔的猴子——陪伴与守护，驱赶肉体和灵魂的痛苦。

一幅自画像上，弗里达·卡罗眉毛浓密、发色偏深，她的长发盘起，顶上簪着蝴蝶和热带花朵，脖颈上是一圈枯萎的荆棘，左肩上看起来像黑猫的动物目光逼人，右肩上的黑色幼猴则平和许多。

另一幅，弗里达的头饰去掉了，猫也不见了，只有那只熟悉的小猴还停留在她右肩，亲昵地伸手搂着她的脖子。还有一幅，画面上的猴子总共有四只，密切地围绕在她的前后左右。

这几幅画是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的《与猴子在一起的自画像》，她一生创作200多幅作品，绝大多数是自画像。不过，画像里的她总是板着脸，没有什么表情，被泰特美术馆形容为“冷漠得像个面具”。

弗里达是墨西哥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曾得到毕加索宴请，还登过Vogue封面，她的自画像是卢浮宫历史上收入的第一幅拉美画家作品。

这位外表和画风都很犀利的女艺术家出生于1907年，6岁时由于患小儿麻痹症造成右腿萎缩，18岁那年，一场意外的车祸又令她的脊柱、锁骨、肋骨断裂，骨盆破碎，右腿 11 处骨折，肩膀也脱臼。更可怕的是，车祸时一根钢扶手穿透了她的腹部，割伤子宫，永远剥夺了她的生育能力。虽然弗里达死里逃生，但她的余生从未摆脱病痛的折磨，总共经历了30多次大小手术。她必须穿着石膏和钢丝做成的支撑脊椎的胸衣，许多画作都是在病床上完成。

车祸让弗里达的身体支离破碎，而情伤更令她的心千疮百孔。他的丈夫迭戈·里维拉是壁画家，也给了她许多艺术的启发。他称赞她的画“尖刻而温柔，如同苦难的人生”。但里维拉风流成性，他的背叛给弗里达带来无限痛苦。她说：“我生命中遭遇过两次巨大的灾难。一次是被车撞了，另一次是遇见我的丈夫。”

弗里达死于47岁之年。生前，她曾对热衷自画像解释道：“因为我经常孤独一人，所以我作自画像，因为我自己最了解我本人，所以我作自画像。”

在她的自画像里，鹦鹉和狗也经常出现，不过让人印象更深刻的总是那一只或几只猴子。虽然猴子在墨西哥文化中是贪欲的象征，但弗里达画作里的猴子单纯、友善，温柔地环绕着她，好像在静静陪伴。最后的日记，弗里达写道：“我希望离开是快乐的，我不愿意再来。”

（实习生马倩茹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