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米尼克·德罗古尔出生之前，莎士比亚就已经在他的生命中了——他的父亲就是一位诗歌的信仰者。那些韵律、结构、音调对他来说就像魔法。当然，没有人比莎士比亚更会写诗。如果没有人阻止父亲，他就能旁若无人地把整场戏的诗句全都背出来。

未来的莎士比亚环球剧场艺术总监还躺在婴儿床里的时候，父亲就开始举着书在孩子面前来来回回地用法语倾吐那些17世纪的亚历山大体诗歌。待到孩子开始懂得问他“你在说啥”的时候，他就开始抛弃法语，对着吮手指的小朋友朗诵莎士比亚了。他的步子就像抑扬格，他的声音如同最美妙的乐章，能让他的三个孩子躲进柔软的靠垫，闭上眼睛，让心脏跟随着诗文的节奏跳动。

“不论何时，只要我听到莎士比亚的诗句，就会不由自主地跟父亲比较。当我听到糟糕的、老派的演员以一种浮夸的语调朗诵时，就像让我经受一场懒惰而愚蠢的暴力。当我听到自负的年轻人在电视里咕哝着莎翁语句时，那简直让我心碎。但当我听到一个温暖的、坚定的声音，精准地拿捏着莎士比亚写下的爱与智慧时，我会感觉自己回到了家。”

“对祖父母来说，文化就像每天必须的一杯牛奶，莎士比亚就是每天必须摄取的营养成分。”

不仅双亲是莎翁铁粉，德罗古尔的祖父母也是在莎士比亚戏剧的观众席中相遇的。新婚不久，祖父就经常去参加一些业余的莎剧演出。搬去布里斯托后，他们立刻加入了莎士比亚社团。“在那个年代里，文化就像食盐一样，是生命的必需品——文化意味着工薪阶层的自我攀爬、中产阶级的例行公事。对祖父母来说，文化就像每天必须的一杯牛奶，莎士比亚就是每天必须摄取的营养成分。”

在德罗古尔祖父母的年代里，当老人在用餐、染发或者来一杯的时候，手里总有一本莎士比亚。当祖父说起莎士比亚，他的眼睛发亮、声音打颤。他住在莎士比亚故乡附近，去了莎翁故居无数遍，还经常带着孙子骑自行车去往剧作家曾经学习和居住的地方。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如果没有莎士比亚，那个时代也会出现一个同样伟大的诗人，因为这片土地美丽得如此独特。

祖父去世后很久，祖母翻出了他的一本回忆录。从这些简略的日记中一家人才知道，祖父曾经奔赴一战战场，在那里失去了他最亲爱的兄弟。在漫长的岁月里，他对这场战争只字不提，就像那首战争之歌：“当他们问/战争究竟有多危险/我们什么也不说/我们什么也不说。”

祖父记录了他所经历的索姆河战役：“在1916年法国的索姆河，我两次见到了我的兄弟。在第二次会面之后，我知道我再也不会见到他了。他在战壕里被一枚远程炮弹炸死了。他的名字出现在惠特尼战争纪念馆，成为最负荣誉的一位戴维斯。”当祖父需要词句去描述沉重的、无法用言语述说的悲伤，他就会倚向莎士比亚。在这篇简短日记的结尾，他引用了《凯撒大帝》中马克·安东尼对勃鲁托斯之死所作的悼词：“ 他一生善良，交织在他身上的各种美德，可以使造物肃然起立，向全世界宣告，‘这是一个真正高尚的灵魂！’”

英国人的偶像就是莎士比亚，他是民主精神的源泉。

英国人生活的每一层色彩都与莎士比亚有关。他编织了历史，侵入了最为私密的内心世界，为人们展现更为宽广的异域图景。莎士比亚甚至主宰了英语的演变，他发明了词语，创造了被引用至今的名言式词句，写出了无人能及的双关与诗韵，并教会人们如何用语言描绘和表达感情。

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也许不会意识到莎士比亚已经如此深地嵌入了英国人的灵魂。“对于我母亲和她的双亲来说，在那些被闪电战和爆炸相伴的黑暗岁月里，英国文化是人们能够与纳粹德国战斗下去的主要支柱。对很多人来说，英国文化就等同于莎士比亚。”

在战时，打开电台广播成了人们起床时的必备动作，从中流泻而出的爱国歌曲和演说不断支撑着整个国家的精神——而莎士比亚诗句出现的频率最高：“这一个镶嵌在银色的海水之中的宝石，这被护佑的地方、地球、领土和英格兰”、“现在，所有的英国青年都已陷入火焰”、“时间把我们磨成这个破烂的样子，但是，上帝证明，我们的心是整洁的”、“纵然埋葬在你们的粪堆底下，英勇的战士也会名垂不朽，因为在那里太阳会向他们敬礼，把他们的荣誉引向天堂”……从这些词句之中，人们找到了一种更为坚固的力量，能够更加坚实地支撑他们完成已作出的艰难选择——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位英雄，来说服自己为了信念牺牲最亲爱的儿子。“英国人的偶像就是莎士比亚，他是民主精神的源泉，他尊重他笔下的所有角色，不论是普通的平民还是神圣的国王，他都一次又一次在戏剧中证明了，人们是如何为了同样的精神走到一起来。”

1944年，劳伦斯·奥利弗主演的《亨利五世》在被炮火轰炸的伦敦上映。所有人都涌进影院，重温亨利五世光荣的战前演讲：“今天是克里斯品节日，凡是今日不死能够安然生还的人，以后听人说起这个日子就会倍感骄傲。凡是今天不死能够活到老年的人，每逢这个节日的前夕就会宴请邻人，卷起袖子展露他的疤痕。他会把这一段故事传给他的儿子，从今天直到世界末日，克里斯品节日永远不曾轻易度过而不忆起我们；我们这几个人，我们这幸运的少数人，凡是今天与我一同流血的就是我的弟兄，不管他出身多么低微，打从今日起他就是高贵的绅士；现在在英格兰睡觉的绅士们会以不在此为辱，每逢曾经在圣克里斯品日和我们一同作战的人开口说话，他们就要自惭形秽！”

1940年，德国对伦敦实施了毁灭性的空袭之后，亨利五世的灵魂在丘吉尔的演讲中重生：“虽然欧洲的大部分土地和许多著名的古国，都已经或可能陷入了盖世太保以及所有可憎的纳粹统治机构的魔爪，但我们绝不气馁、绝不言败。在人类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像这样，有如此之少的人，为如此之多的人，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在我们身后——聚集着破碎的国家和被奴役的民族——对于所有人来说，野蛮的漫漫长夜将要降临，即使有希望之星出现，这长夜也无法打破，除非我们战而胜之。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绝不投降。我们必须战而胜之。”

在莎士比亚这里，属于青春的爱情、迷惑、忧郁、困苦，都是值得尊重的。

对英国人来说，莎士比亚无处不在，不论是多么奇怪的时间或地点。“他们第一次去看戏，第一次打开电视，第一次走进电影院，第一次广播，第一次参加学校戏剧社，第一次翻开文学课本……总会撞见莎士比亚。”

在德罗古尔的青少年时代，这一家莎翁铁粉住在农场里，经常接待一些旅行到此的歌手和演员。“演员们通常都是晚上来，一待就是好几个礼拜。最常来的两位老绅士是阿尔弗雷德·伯克和弗莱迪·琼斯，他们是彼得·奥图的同辈人。在一个教育贫瘠的年代里，通过对莎剧的理解和演绎，他们让自己到达了不逊色于牛剑毕业生的高度——经年累月的表演与吟诵，让他们更深刻地理解了人性，拥有了更广博的智慧。

当他们来到农场跟德罗古尔一家人聊天，用的总是莎士比亚时代的语言。不管经历了多少年，莎翁的词句如同最原始的细胞，留在了英国人的基因里：“嬉皮士会在嗨高的时候使用它，农民会在忙于耕作时想起它，演员会手持莎翁剧本，沉浸在理解所带来的安宁之中，而我的大家庭就像一场莎士比亚戏剧的主持者。”

莎士比亚绝非仅仅活在语言中。进入学校的德罗古尔发现，女孩们会把自己看作朱丽叶，从她身上找到自己的爱情投影。男孩们会将自己代入哈姆雷特的躯壳，试图弄清楚生存与毁灭的真实含义。“在莎士比亚这里，属于青春的爱情、迷惑、忧郁、困苦，都是值得尊重的。而对于我，一个并不受欢迎的孩子，一个经常受光头党欺辱的格格不入者来说，是马克·安东尼与裘力斯·凯撒一直支持着我——那些因相互欣赏生死相依的深厚感情，那些因超凡理念所遭受的痛苦与荣光，那些虽死犹生的英雄理想，赋予我面对痛苦的勇气。”

16岁，德罗古尔就组建了自己的戏剧公司，带着作品登上爱丁堡戏剧节。进入剑桥大学后，他选择了古典文学专业，开始执导一些学生戏剧作品。毕业半年之后，德罗古尔踏入伦敦的布什剧院，成为一名助理导演。1990年，年仅27岁的他成为布什剧院的艺术总监。1999年，他成为牛津剧场公司的运营者。2005年，他成为莎士比亚环球剧场的艺术总监，在这里一待就是十年。

德罗古尔很欣赏一位导演朋友对演员的忠告：“搞清楚自己是谁。研究好你的台词。别挡剧本的道。”他认为，这三句箴言应该印在那些焦虑演员的天花板上：“原因很简单。剧本越好，需要你做的就越少。你做得越多，剧本就被毁得越厉害。演员们应该倾听来自莎士比亚的忠告：‘顺其自然。’”

“当一名演员表演莎剧，跟一名孩童阅读莎士比亚没有什么不同——只需跟随诗韵之美，到达你从未到达过的地方。它会在你心中建起阶梯，你一步一步攀爬上去，每一步都与后一步紧密相连；当你到达顶端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全新的陌生之处。那里有一个孤独的孩子，一个面对观众的表演者。你拥有了崭新的洞察之力，崭新的情感之国，崭新的决心与毅力。所有那些生命教会我们的玩意儿，好的、坏的，无聊的、有意义的，艰难的、自省的，甜蜜的、愉快的……都早早就被莎士比亚藏进了献给所有人的诗句里。”

2016年4月，多米尼克·德罗古尔将会卸任莎士比亚环球剧场。但他不会离开威尔：“莎士比亚算是我的命中注定。”德罗古尔说：“他塑造了我的一生。”

（部分内容译自多米尼克·德罗古尔自传 《威尔与我：莎士比亚是如何塑造了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