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演艺界，有“双栖明星”，能演戏能唱歌；在出版界，也有一位“三栖明星”，那就是八十年代因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声名大噪的出版人刘硕良。年逾八旬的他把自己致力于外国文学出版的大半生称为“三栖路”：做过书，做过报纸，也做过刊物。

正是由于对新闻出版业的了解，刘硕良十分注重媒体和发行。在书店订货还处于“隔山买牛”的八十年代，他通过跑书店，与许多发行人员交了朋友；他以“漓江”之名向新华书店祝贺其成立40周年，登在《人民日报》上——以出版社的名义独家发布致意广告，在当时来说还是首例。

“我们做外国文学的，就是要帮助中国人了解世界，在世界来看中国。”

1980年11月，漓江出版社作为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副牌审批通过，刚调过去的刘硕良把开拓外国文学出版的重任接了过来。新牌子承接了当时已名满天下的旅游胜地“漓江”之名，听起来“清新一点，有一点民间的色彩”，摆脱了广西人民出版社这个人们心目中比较严肃的印象，也没有“前科”。所以一开始，刘硕良就笃信，以漓江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外国文学作品不仅没有负担，还会以一种新面貌出现在大家面前，至少让人好奇，这个出版社会怎么样。

关于选择怎样的外国文学作品，刘硕良有句“名言”：“在古典、现代之间，以现代为主；古典之中，以被忽略、被错贬的作品为主；现代之中以艺术创新突出的作品为主。”

八十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刘硕良觉得，所谓“开放”，就要把人们的视野放宽，能够看到世界是什么样子。“在文化方面，首先要了解西方的思想文化是什么状况，而文学是反映思想文化最生动、最广泛的载体。要选择国内读者不了解，或者因为了解得少而存在一些误解和偏见的作品，有针对性地引进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国内很多读者以为西方的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文化，都是腐朽没落的、没有生机的，是对人民群众有害的。我们不了解，也不敢介绍。

“过去我们对古典文学介绍的面很窄，只注意到普希金、歌德、海涅、拜伦、泰戈尔等。还有好多好作品我们对它们是存在许多误解的，用狭隘的尺子去套，很简单地分成进步的、反动的、人民的、反人民的、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乱扣帽子，把许多优秀作品排除在读者的视野之外。”

刘硕良选择的切入点是介绍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的作品，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等也出版过个别品种，但还从来没有人从诺贝尔文学奖的角度去介绍。漓江社从1983年6月起开始系统介绍诺奖作家，包括马尔克斯、川端康成、艾略特、福克纳、海明威、肖洛霍夫和帕斯捷尔纳克等。

“获诺贝尔奖作家丛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不久，人们的思想仍旧比较禁锢，不了解或者根本没有想过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用刘硕良的话来说，那套书的出版，就是“一块石头抛入平静的水面，激起了巨大的浪花”。很多人买不全整套书，就给编辑部写信寄钱，请求出一本就给他们寄一本。王蒙、莫言、贾平凹、张抗抗等知名作家都曾到出版社仓库来找过这套丛书。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在听说中国一个不起眼的小出版社出版了诺奖作家丛书后，专门约了刘硕良和时任《文汇读书周报》编辑的陆灏在上海见面，并表示愿意给刘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语言学家周有光曾说过，我们要从世界来看中国，不是从中国看世界。中国不管多大、历史多悠久，在人类整个社会来说毕竟是渺小的、有局限的；但从世界来看中国，视野就宽阔了。这个观点受到许多文化人的重视，包括刘硕良，他说：“我们做外国文学的，就是要帮助中国人了解世界，在世界来看中国。”

“我们找翻译可能跟有些出版社不同，我们是在研究的基础上翻译。”

除了“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刘硕良介绍说，漓江社还做过一套小开本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最早出的两本书，一本是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贝纳丹的《保尔和薇吉妮》，一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都是非主流的。

《保尔和薇吉妮》在法国非常畅销，以至于当时的法国人生孩子，喜欢给男孩取名为保尔，女孩取名为薇吉妮。中国介绍外国古典文学时往往突出巴尔扎克、雨果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而像贝纳丹这样的浪漫主义的、艺术上倾向唯美的作家，就不敢介绍。至于俄罗斯文学，过去比较肯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被认为其世界观是复杂的、反动的，于是介绍得少。当时漓江社推出这两本书，立即引起了轰动，《白夜》首版就印了32万册，《保尔和薇吉妮》19万册，而且很快再版了。

为了让国内的读者真正看到外国文学的原貌，刘硕良对译者的选择谨而慎之。在他看来，只有完全理解一部文学作品，较多地了解一个作家的生平和经历，在研究的基础上做翻译，才能保证译作的准确，更好地还原译作的文化内涵。有这样高的翻译水准，又要有时间有兴趣有责任心的译者实在不多，他首先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每周二周四外文所上班，刘硕良就早早来到建国门内大街5号，穿过十一楼长长的走廊，一间屋子一间屋子地找每一位研究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他们的了解，甚至超过了外文所人事处的工作人员。他组织编撰的《外国名作家大词典》和《外国妇女文学词典》里的几百个作者，大部分是外文所的老中青研究人员。

“我们找译作可能跟有些出版社不同，我们希望在研究的基础上翻译。马悦然当时来到中国，开始担心我们翻译得不好，后来知道我们走的这个路子，也很欣赏很赞成。外文所的研究员本身就是做研究的，不单是外文好，理论根底好，写文章出身，文字功底也好。”当时为漓江社作出贡献的专家型翻译有：柳鸣九，除了为诺奖作家丛书编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一卷，更重要的是主编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丛书有35本是在漓江社出的，柳鸣九为每一本书撰写了前言。“这套书的学术水准、翻译质量在中国出版史上都堪称上乘，而且我们国家从来没有如此系统地记录一个文学大国20世纪的文学作品状况。”陆建德，外文所副所长、文学所所长，专门研究艾略特，刘硕良请他翻译了艾略特的文论。裘小龙，卞之琳的学生，他翻译了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和叶芝的《丽达与天鹅》。另外，还有李文俊翻译福克纳，董衡巽翻译海明威，郭宏安翻译加缪，吕同六翻译皮兰德娄，邵殿生翻译索因卡。其他知名译者还有高莽、朱虹、黄梅、王逢振、章国锋、罗新璋、高慧勤、余中先、刘文飞等，北大和其他大学的也有，比如西班牙语文学教授赵振江、德语文学教授高年生、东方文学教授刘安武、俄罗斯文学教授力冈、法语文学教授林秀清、许钧等。“我们请的人大多是同行中的佼佼者。当然，我们不光看资格看名声，日语专家林少华、英语专家黄健人就是在漓江首次推出《挪威的森林》、《洛丽塔》等突破性译著的。”

刘硕良的体会是，水平高的译者一定会找好的编辑，他知道你看得出价值，不会糊弄他的心血，就会把好译作掏出来交给你。漓江社出版过“获诺贝尔奖作家丛书”、“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威信和影响力就会慢慢扩散出去，这比任何宣传都要有力有效。

“只有经典、文化内涵多一些的作品，才能够产生更大的责任。”

回望八十年代的出版业，刘硕良说那个时代的读者阅读热情更高，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文化上的追求。虽然物质上还很匮乏，但是他们知道，如果思想文化没有转变和进步、开拓和丰富，经济条件和物质条件的改变也是不可能的。

打倒“四人帮”以后，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人心安定下来了，恐慌、紧张的状况一下子改变了，绷得很紧的那根弦一下子放松了，人们就不单是要求物质生活的脱贫，精神上也要求脱贫。最直接的改变是电影电视的丰富，可以穿花衣服喇叭裤，可以留长发。所以，漓江社在出版外国文学作品时，除了文学作品，也会注意到流行文化的引进。

刘硕良始终认为，出版的生命力在“文化”二字上，使命就是要传承文化。“现在社会上流通着大量低层次，或者所谓高层次但空洞苍白、没有力量的作品。这是一个行业在社会向前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不要指望有个高明的人来规划好，要放开，让大家自由竞争，自由创作，自由淘汰，真正的好东西就会凸显出来。让更多的智者有更多发挥的空间，个人的力量、优秀的生产力才能继续。”

他对阅读的看法是：读者爱看什么看什么，读书无止境，阅读像呼吸空气一样，天天都少不了，像营养饮食一样，每样都要有一点。在这个基础上，读一点精品。“毕竟只有经典、文化内涵多一些的作品，才能够产生更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