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刚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的程永新来到《收获》杂志社上班，由此，他成为见证八十年代“文学热”的一个当事人。

1976年，“新中国文学第一刊”《人民文学》复刊；1978年8月，《十月》创刊；1979年年初，《收获》复刊；1979年5月，《花城》创刊；1979年年底《当代》创刊。七十年代末这几本文学杂志或复刊、或创刊，预示着“文学热”的开端。

“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也出现了文学热，大量文学作品涌现，以反映过去的历史。在中国，情况更为特殊。完全禁锢的十年‘文革’过后，人们用文学来反省反思，而文学最重要的依托工具，就是各种文学杂志。”现在已是《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的程永新这样看待当时的文学和文学杂志热。文学杂志最热的时候，每个省、每个地级市，甚至一些县，都有文学刊物，“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那么多文学期刊”，程永新说。

回顾八十年代，程永新说那个年代值得怀念的地方确实很多。“在那个文学火爆的年代里，文学写作、文学评价、文学阅读都要严肃得多，大家都有尺度有规矩，都是靠实力靠文章说话，从这个角度上说，那确实是最好的时光。现在一切都变得那么容易。”

“《收获》很重要的一个宗旨就是注重出好作品，出有潜质的新人。”

国人被压抑了许久的苦闷、迷茫、挣扎和无所适从，在整个八十年代，有如开闸后宣泄不止的洪水，尽情寻找着释放的出口。此时，最先开禁的纯文学，以其耳目一新、贴合社会情绪的姿态，顺势填补了人们精神匮乏的空挡。在偶然中，一切充满必然。

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说，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正好赶上了纸面印刷时代最美好的时光，“中国人没钱买电视、看电影，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电影可看，于是就看小说。那是杂志风行的时代，杂志非常便宜，一个工人也订得起。那个时候，质量很一般的作品也可以印几万册”。更不用说当时最好的文学杂志了：《人民文学》150万，《收获》120万，《十月》80万，《当代》60万，《花城》60万，《诗刊》50万，这些惊人的印数，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

八十年代的文学热，始于“伤痕文学”，之后“新时期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各领风骚，1988年成为“王朔年”，一批先锋作家如莫言、贾平凹、王安忆、余华、北岛、马原、苏童、张炜等人崛起。那个年代的文学杂志，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文学的主阵地。

其中，《收获》被誉为“当代文学史简本”，自其1957年创刊以来，基本上就没有错过同时代最重要、最有争议的作家作品。“从巴老创办《收获》以来，《收获》很重要的一个宗旨就是注重出好作品，出有潜质的新人。”程永新从学生时代就开始读《收获》，又在《收获》工作了30年，他这样总结《收获》的风格：“第一是海纳百川，就是有各种风格的作品，这些来自生活，对生活有深入挖掘的作品，有着多样的艺术风格；第二就是我们希望作品能展现生活的多样、丰富、多元。”

按照当时圈内人的说法，“在《收获》发表三个中篇就变成一个作家了”。

当时作家要发表作品，首选一流文学杂志，之后授权给文选类杂志刊登，产生社会影响后，再交给出版社出单行本。因为，对作家来说，作品能在一流文学杂志发表，意味着得到专业认证，在这个圈子里算是站住脚了。而且，不同的杂志有不同的风格，杂志吸引作家，作家也会选杂志。程永新说，如果要进行横向比较的话，《收获》看重作品的语言和艺术性，《当代》则有现实主义传统，强调现实感。

在那个时代，体制内的力量非常大，作品一旦发表，就可能带来境遇、生活的变化。比如余华，牙医出身，1983年开始写作，小说发表后，先后被调到海盐县文化馆、嘉兴市文联，专心从事写作。而余华早期比较重要的作品都是在《收获》发表的。1987年，《收获》在第五期推出了“先锋作品专号”，程永新任责编，刊发了余华的中篇小说《四月三日事件》；接着的下一期，《收获》又刊发了余华另一部中篇《一九八六》，责编还是程永新。“一个青年作家，之前没有发表过中篇小说，却在《收获》连续两期发表作品，这在《收获》杂志还是没有过的。”因为，按照当时圈内人的说法，“在《收获》发表三个中篇就变成一个作家了”。此后，余华的《世事如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等作品都是在《收获》发表的。余华说自己有四分之三的小说在《收获》发表，“我不能说我是在《收获》上发表小说最多的作家，但比例肯定是最高之一”。

程永新还刊发过王朔的作品。1988年，王朔把《顽主》给了《收获》，小说原标题是“五花肉”，是程永新改成“顽主”后刊发的。那个时代，编辑有很大的话语权，作者也从善如流。

从1986年到1987年，连续三年，《收获》选取了一批有潜质的年轻作家的作品，在当年的“先锋作品专号”集中刊登，余华、马原、苏童等人就是这样以“先锋”姿态进入大众视野的。程永新认为，《收获》当时的举动，对先锋文学的推动是非常大的，当然也不免有一些争议，“一些老作家、老同志说，看不懂。还有人说，专门出两期有必要吗？但最后我们还是顶住了压力”。

“一个压抑的时代过去了，在通过文学反省反思和情绪宣泄之后，文学应该到了找到一个妥帖的位置的时候。这就需要新的、优秀的、高品位的文学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去探索和突破，去升级换代，找到文学本来的面目、本来的规律。这也是我们当时所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