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出版,一直是考量文化氛围时的重要指标。
上世纪70年代末,人们从“文革”的噩梦里醒过来,那时候,最初的精神生机,来自一群年轻人自办的刊物、随手张贴的诗歌和文章。有一个重要的变化不得不提,“文革”时被合并的出版社恢复了独立建制,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这一变化为八十年代的出版高潮埋下了伏笔。
经过十年的文化破坏,中国的“书荒”到了让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进入八十年代,文化出版界的“伤痕”叙事虽然仍保持着不小的号召力,从技巧上讲也越来越成熟,但已逐渐开始失势。因为随着剧痛的平复,饥饿感与日俱增。经过十年的文化破坏,中国的“书荒”到了让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四大名著随便加印一下能卖几十万的量;由于需求太大,印刷力不足,纸也不够用,这事儿连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都无可奈何,“用了不少行政命令的办法,但还没有解决问题”。加之学校全面复课,大学恢复招生,教材都很难及时到位,而这一边知识分子也在等书读,一时间,对于书籍,人人都嗷嗷待哺。
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的调子已经定下了,整个知识界都摩拳擦掌,但是解放到什么程度,大家都还在观察、试探。
《读书》杂志发表于1979年的《读书无禁区》,引起了一场大讨论,其影响贯穿了整个八十年代。这篇文章的作者李洪林,当时是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来头不可谓不大,文章有没有携带官方意志,已经难以考索。李洪林的文章拿到《读书》杂志的时候,题为《打破读书禁区》,发表时的标题是范用改的,大笔一挥,这个标题成了响亮的口号。
很多人怀念当年“《读书》服务日”的盛况:每月一次,清茶一壶,坐椅若干,大家聚会。虽说简朴,却是当时北京的盛事,每次来的人都很多。当时交通不便,很多人住得很远,骑着自行车骑几十里地,到位于朝内大街的《读书》编辑部参加聚会。一本杂志聚拢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他们就各种思想和观点进行激烈的争论,一些选题就是从中产生的。
出版界确实向前走了,而且步子迈得很大。这里面有声势喧天的大型丛书,也有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的单品(比如范用操作的《傅雷家书》和《随想录》)。
书架上没有几本“汉译名著”,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爱读书。
如果把八十年代的出版比成一座建筑,那么当时出版的十几套丛书就是建筑的柱石。这些丛书,不但规模上够大,对中国与中国人的影响也够深巨。目下公认的八十年代“三大丛书”分别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三联书店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以及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
在八十年代那么多出色的丛书里,这三大丛书有此名目,是有原因的。首先其编委会全是当时的知识精英,但这不是最主要的。重要的是,这是一群关心中国的现实与未来的人,在组成编委会之前,“介入”姿态已非常明显。“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成员,算是以理论兴趣为主,不那么“政治化”,没有影响国家决策的野心。但其“人本主义”特征对八十年代的人们来说,有着难以抵挡的吸引力。
“三大丛书”里的人,都是先有了一个思想圈子,然后形成编委会,所以出的书不是出版社导向的,而是知识分子导向的,都带着很大的寄托。其实,当时有着大寄托的不止“三大丛书”,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就是一例。惜乎钟叔河是单打独斗,书又是古人的,不像“三大丛书”那样主要引介国外思想,所以影响上差了一截。类似的还有“中国文化书院文库”,往传统走,在当时显得有点逆势而动。
八十年代还有好几套丛书不得不提,持续影响未必小于“三大丛书”。由陈原主持、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至今仍有新品种,而且封面风格都没换过。书架上没有几本“汉译名著”,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爱读书。此外,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三联书店的“新知文库”等,影响也很大。
现在,在旧书摊上淘到“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一本,会让人兴奋不已。上海译文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担了这套书的出版任务,但统一开本、统一设计,由于封面是网格图案,所以人称“网格本”。这是很多人在外国文学方面的开蒙读物。上海译文出版社还独力出了两套大型丛书。“外国文艺丛书”在1980年就把卡夫卡的《城堡》带给了中国读者,其中还有《鼠疫》、《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这样的“文学青年必备”。另一套是“二十世纪文学丛书”,在此仅列其中两本:《喧哗与骚动》、《百年孤独》。
漓江出版社的两套丛书也足以证明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是幸福的。这两套书,分别是“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和“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前一套书的分量不用说了,后一套丛书里,引进了杜拉斯的作品。
八十年代中国还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中国加入这一公约的时间是1992年7月30日,生效日期为当年10月30日),所以此时出版社能搞到原著,再找到合适的译者,出书就八九不离十了。但这也引发了一些乱象,由于没有版权限制,上面提到的几套丛书里,在品种上发生重合,也是难以避免的。
那时候的人更愿意关心大问题,而不是老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学术出版反映的是知识界的状况,畅销书则是大众阅读取向的最直接体现。八十年代初期,新品种少,畅销书有很多出在旧有的文学经典范围,巴金的《家》和钱锺书的《围城》都是百万级销量。不久,畅销品种就丰富起来。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在八十年代出过好几版,当时的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都是抢手货。
严肃文学方面,中国新晋作家的作品和外国经典文学作品都有出色的市场表现。《牛虻》、《简·爱》、《红与黑》是外国经典文学作品中的畅销书,马尔克斯、福克纳、加缪等人则是“新宠”外国作家。国内文学中,先锋派、寻根派、乡土派的作品都卖得不错。八十年代末,迎来了“王朔热”。
八十年代“文化热”,人们喜欢读点“文化书”。反思民族性在当时是大趋势,所以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万人争读;人道主义很受欢迎,所以卡西尔的《人论》卖了几十万册,读者甚至不计较其实这本书跟人道主义关系不大;三联有一套 “文化生活译丛”,当时销路很好,其中《情爱论》卖了一百多万册,这是《读书》前主编沈昌文受了老前辈陈翰伯的启发,从“马恩著作里找选题”时发现的。还有很多畅销书,让人摸不着头脑,比如《第三次浪潮》,很多中国人连前边的两个浪还都没弄明白呢。八十年代,越新鲜的概念越好使,读者有的是好奇心和好胃口。
不过,论到销量,港台的言情和武侠小说才是真王者。宋木文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自1984年12月至1985年8月一窝蜂地竞相出版新旧武侠小说,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就出版164种、4406万部。”逼得出版局下发通报,限制印量,因为武侠小说用纸量太大了。
尽管八十年代已经有了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有了《艾科卡自传》,但经管、励志、成功学绝算不上当时的畅销书主流。那时候的人更愿意关心思想和大趋势、大问题,而不是老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山坳上的中国》曾引起轰动,这是一部“盛世危言”,观照的是几十年后的事,但大家就是爱看。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读者,如此饥饿急躁,也如此热情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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