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此刻,武汉人曾梵志坐在咖啡厅外,享受着北京干燥而温暖的9月时光。他穿着考究的红色衬衣,坐得很直,正打算点根雪茄。尽管阳光不是非常刺眼,但曾梵志还是戴上了墨镜。
从里到外,他都流露出一种南方人特有的谨慎气质,肢体上则更为拘谨——他万万是不会来个“北京瘫”的,这很容易便让他和大大咧咧的北方艺术家区别开来。
虽然看上去不苟言笑,但他口中的武汉是一个奇妙而又生龙活虎的市民社会,既不是上海的里弄软糯,也不是北京的罡气直白,而是江湖气、幽默感、磅礴和底层社会的混合体。
青少年时代在武汉目睹的肉和死,出现在曾梵志日后的创作中。“用学术的话讲这叫关注生命。”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部,长江、汉江两江交汇之处,别称江城。盛夏,大量的水汽从江面上蒸腾而上,笼罩着这座庞大的城市。
没有几个人能应付得了武汉的热,那是一种从头发丝根部往外滋蒸汽的热,身上像敷了一层泥鳅表皮似的黏膜,远不是吹吹空调、摇几下扇子就能解决的。说白了,这种热令人绝望。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武汉,一没空调二没冰箱,“每天还要生炉子做饭”。但人民群众的智慧是不可小觑的,大家早已学会另辟蹊径。
“也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就非得睡个午觉。经常睡着睡着,听见有辆货车开过来,我就知道这是给旁边的肉联加工厂送肉来了。我家门口那条街很窄,货车只要一来,就堵个水泄不通,连自行车也过不去。我就骑着车守在那,准备看猪肉。”
箱式货车白银色的铝皮门渗出冰冷的光,工人们打开后车门,就像舞台上拉开帷幕一样奇妙。“冷气呼一下冒出来,这是所有人都翘首以盼的重要时刻,大家伙儿一动不动,都在享受。”
冷气散去,一排排冰冻的猪肉显现,工人们手上拿着钩子,轻轻一拉,冻猪肉便应声落地,发出像木桩般清脆的声音。工人们随即用油布把肉盖上,这样就不会融化。有的工人会趁机躺在油布上面痛快一把,可没过一会就冻得浑身发抖。
时至今日,已经不会有什么事能让整条街的人倾巢而出,但在那个年代,一点点刺激都足以让人亢奋。
“我小时候过的,是那种低得不能再低的市民阶层的生活。大家住在市中心的胡同里,胡同里的人就喜欢看热闹。我爱看人打架,别的地方看见打架的都劝,我们不,千万不能把俩人扯开,你们得继续打啊!否则我们没事干了。”
“在什么地方要是胆敢出点事情,一条街,男女老幼,连抱着小孩的都去了,和部落没有两样。有一天,铜人巷压死了人,所有人都跑去看尸体,我一到就看见一堆人围在那里。我往里钻,那些大人特别坏,他们看我钻进去,就一把把我推到死人身上。”
曾梵志坦言自己是个好奇心极强的人,他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看见,这种欲望简直不可阻挡。看热闹已经无法满足他的好奇心,他找到了一个在医院工作的亲戚,拜托对方让他能进手术室拍拍照片,当然了,“这是为了创作”。
“我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把相机揣在衣服兜里面就跟着其他医生进去了,我现在还记得,那个白大褂后面写着‘为人民服务’,也是挺有意思的。那个人身上长满了各种小脂肪瘤,做手术的前一天身上用蓝颜色画了很多圆圈,然后点了好多黄点。过了一会,医生开始给他麻醉。我拿起相机就要拍,医生赶快制止我,说你现在还不能把照相机拿出来,等他麻醉了以后马上就会昏迷,你再拍。”
曾梵志用一种略带幽默的语气描述整个过程,但另一方面,似乎有一些残酷的事实逐渐显露——这一切显然都和死亡息息相关。不论是冰冻的猪肉、铜人巷的死人,还是动手术暴露在外的人肉,都在慢慢呈现出某种强大的倾向性。
肉和死,这些主题后来分别出现在他1992年创作的“肉”系列和“协和医院”系列中。“用学术的话讲这叫关注生命,”曾梵志半开玩笑地说,“但这是一个人骨子里面的东西。”
和不爱动窝的武汉人不同,曾梵志特别喜欢出门,他最终在北京落脚。“我去哪儿都是为了离开。”
“武汉人不愿意出门,你告诉他别的地方有好吃的、好玩的,没用,他哪怕蹲在家门口买个小吃,就很开心了。你想想你周围有几个武汉人?”
连武汉艺术家都缺乏闯劲儿,没几个人觉得非要去北京才能大展宏图。曾梵志也认为,武汉并不缺乏艺术家所需要的创作氛围,光他小时候住的胡同里,“就有好几个画画的”,并且“随处可见一个人在写生”。
但他还是无情地背叛了武汉人在这方面的特质。“我特别喜欢出门,一想到明天要出差了,就觉得,哎呀有意思。我不管去哪里,待时间长了都难受。我去哪儿都是为了离开。”
他最终去了北京,这个决定下得并不容易,促使他北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因为工作分配。“我是江汉区的户口,所以分配自然就分配在江汉区。区里的人见到我,说:‘你是大学生,还是油画专业,难得啊!’我记得特别清楚,他看着我说‘我们得重用你’,我就被分配到防汛部门下面的一个广告公司,专门负责画防汛河堤上的广告牌。”
第二天,曾梵志背着油漆桶、扛着竹梯就去上班了。“我当时眼泪差点没下来,我心想,他妈的,学校是把我们当艺术家培养的,我一个油画系的高材生到你这来画广告。”
那个年代找工作全靠分配,基本上,分配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如果你不满意这份命运,可以离开。但在当时离开分配的铁饭碗,相当于扔掉一切。
在广告公司干了一年,曾梵志终于受够了,和90年代初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年轻艺术家一样,他也去了北京。那段时间,北京西郊的圆明园艺术家村已经有了名气,很多人会直接投奔那里。曾梵志比较精明,在决定来京落脚之前,他已经实地考察了好几次。
他最终在三里屯落脚。尽管如今的这里已经成为北京最最时髦的地区,但二十多年前,它也不过是个屯,但“至少比艺术家村强太多”。“画家村人太多,我不太喜欢扎堆,这样就不用把我给消耗掉了。而且我一到那儿就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到处都是猪啊、鸡啊,完全就是农村。我从小在武汉市中心长大,好不容易来到北京,来到首都,怎么能又在农村待着呢?”
“在欧洲,一个人的爷爷、爸爸可能都在某一个咖啡店喝过咖啡,然后几十年一百年过去了,他的孙子也在那喝咖啡。像我们爷爷、爸爸待过的地方,连影子都找不到。”
早已长住北京的曾梵志,现在一回武汉就得烦上几天。和中国其他城市一样,武汉作为中部重点城市,早已在改造的熔炉里出出进进无数回。
“我小时候最喜欢去的两个公园,一个解放公园,一个中山公园,现在去都没法待了,我小时候爬的那棵树也找不着了。我就觉得这简直是……连树都砍了,然后用一些乱七八糟的建筑取而代之,想起来就伤心愤怒。唯一欣慰的是解放公园里我小时候玩的那个大象滑梯还在,心里还能爽一点。”
人对故乡的感情都是复杂的,有的人怀念它,有的人远离它,有的人唯恐避之不及。曾梵志对故乡有着单纯直接的激情,但这里面,除了柔情,还有怒火。
“现在的城市都一样,到哪儿都有个人民广场,然后四周再盖点廉价的、他们所说的现代化的房子。70年代那些原汁原味的城市景观全被抹掉了。武汉本身的自然格局,绝对属于世界一流的城市,你看,长江和汉江在这里交汇,把武汉分成三块,可是根本没有依据自然环境把它规划好。”
“原来木头盖的黄鹤楼也没了,换成水泥黄鹤楼了,包括宋庆龄、宋美龄姐妹的故居,本来是石磨的房子,优雅极了,居然敢把它涂上油漆!你知道吗?那都是二三十年代盖的房子,完全就是怎么破坏得快怎么折腾。”
“七八十年代街上颜色没有那么多,很干净,有点淡彩的感觉。到了2000年,再回武汉,满大街五颜六色,极其恶俗。”
“这种改造把几代人的记忆全抹掉了。可是在欧洲,一个人的爷爷、爸爸可能都在某一个咖啡店喝过咖啡,然后几十年一百年过去了,他的孙子也在那喝咖啡。像我们爷爷、爸爸待过的地方,连影子都找不到。”
城市改造带来大量的居民搬迁,从80年代末到2000年,曾梵志经历了令人疲惫不堪的搬家潮,夸张的时候一年搬一回,刚住到一个新地方没多久,就会接到拆迁的指令。
“很多老百姓在外面临时的房子一住就是十几年,简直不像话。人和砧板上的肉一样,命运不由自己支配,这是我画肉系列的初衷。”
曾梵志出奇地爱怀旧,而故乡那些不争气的变化让他伤感不已。他对过去的武汉有着简单而直接的激情,忍不住怀念自己处于社会底层的童年生活,而这让早已爬上金字塔最顶端的他显得既成功又沮丧,谁都知道,有些东西再也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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