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的中国,百废待兴。带着向世界展现后“文革”中国新面貌的愿景,体育的“举国机制”被执行得更彻底了,从国家队到地方体校,上上下下达成共识:体育就是要拿金牌。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整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体育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骄傲的回忆,全民收看体育赛事,关注奥运的热情空前高涨。
“女排精神”和张海迪、赖宁一样,成为扎根于国人心中的精神符号。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面临很多困难,在精神上需要鼓舞,女排的崛起恰恰符合了当时的社会需求。1981年的女排世界杯,以袁伟民为主教练,以郎平、张蓉芳、孙晋芳为主力的中国女排力克东道主日本队,夺得第三届女排世界杯冠军。这是中国历史上首个团体项目的世界冠军,中国体育在传统弱项“三大球”上实现了突破。
当年,电视还没有普及,但可以肯定的是,每台电视机都锁定了这场比赛,每个屏幕前都挤着好几家人。更多普通中国人是围在收音机前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的。赛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主流报刊把这一体育事件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女排精神”成了“文革”后中国人民的强心剂。
此后五年,中国女排在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三大赛事上从未失手,取得了“五连冠”,女排姑娘成了老百姓心中的“胜利女神”。整个八十年代,“女排精神”和张海迪、赖宁一样,成为扎根于国人心中的精神符号,并由此带来一场排球热。当时,排球成为学校、工厂和老百姓的首选体育运动,各种名目的排球比赛在全国各地开展得如火如荼,省市体校里报名学排球的小运动员排成长队。一摞摞信件被送到中国女排驻地,有小伙子表达爱慕之情的,有向女排做“思想汇报”的,更多的信件表达的是投身排球事业,为祖国争光的决心和热情。
当时另一位被神化了的运动员是“体操王子”李宁。在1982年的第六届世界杯体操锦标赛上,他一人独得六枚金牌,捕获了不少姑娘的芳心。聂卫平也是八十年代中国体育的一面旗帜。在1985年、1986年连续两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他一人力挽狂澜,连胜多位日本顶尖棋手。此后把孩子送去学围棋,打败日本人成了不少父母的新目标。
中国体育在汉城遭遇滑铁卢,不少中国人从萦绕于整个八十年代的“强国梦”中惊醒。
八十年代中国体育的高潮出现在1984年,在那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以15金8银9铜的成绩在奖牌榜上排名第四。这届奥运会之后,全中国陷入疯狂,跻身体育强国的梦想似乎已经实现。
把输赢上升到思想和政治高度是那个年代“体育爱好者”的思维方式。80岁的老干部可能从来不看中国足球,但会向儿子询问比分,一听输球了,马上对着电视机来一番思想教育;女排大阪夺冠那一晚,人们拥向广场,大学生用扫帚当火把,一边唱歌一边流泪;运动员输掉哪怕一个冠军,就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吊麻绳、臭鞋垫、大字报等。
1985年,中国足球队负于弱旅中国香港队,这场比赛把中国球迷冲击世界杯的梦想摔得粉碎,愤怒的北京球迷冲出工人体育场,沿街砸店铺、毁汽车,上演了中国足球史上著名的“5·19事件”。两年后,在汉城奥运会足球预选赛上,中国队客场2:0战胜日本队,正值“两会”,这一利好消息又把中国足球和中国体育捧上了天。
但所有人都没想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伤透了他们的心:背负着“人民的期望,祖国的重托”的中国女排痛失金牌;25岁的“体操王子”李宁带着五次重大失误黯然离场;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为中国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的许海峰无缘决赛;“国球”派出江嘉良、陈龙灿和许增才三员大将,均在预赛阶段被扫地出门,中国乒乓球队遭遇20年来从未有过的惨败;还沉浸在“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喜悦中的中国足球,以全负战绩败走麦城。中国最终在奥运奖牌榜上排名第十一位,健力宝集团为奥运冠军准备的20个黄金易拉罐只送出五个。中国体育在汉城遭遇滑铁卢,不少中国人从萦绕于整个八十年代的“强国梦”中惊醒。
“金牌是国家穿在身上的花衣裳,可以遮百丑。”
1988年4月,作家赵瑜的《强国梦》赶在汉城奥运会之前出版。当时,女排主力队员全部参赛,李宁领衔体操队,“国球”优势明显,全国上下一片乐观情绪,大家都觉得中国代表团在汉城一定能超越洛杉矶。《强国梦》则给当时的乐观情绪泼了一盆冷水。赵瑜分析,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成绩被夸大了,因为意识形态等政治原因,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没有参加这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夺冠成绩大多低于其他各项赛事的夺冠水平,算是占了便宜。“对比同类其他冠军成绩,我们在洛杉矶获得的十五块金牌可以保留李宁两块,女排一块,栾菊杰女子花剑一块”,即使加上楼云的跳马一块,赵瑜大胆预测,汉城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不过四五块。
此言论一出,国家体育总局领导惊出一身冷汗,领导层和舆论也有不少对赵瑜的批判。这些批评在汉城奥运会后全部沉默了:五块金牌的成绩印证了赵瑜的分析。《解放军日报》由此发表评论“现在需要把《强国梦》从废纸篓里捡回来了”。
除了对奥运战绩的预言,《强国梦》受追捧的最根本原因是,它对中国的“举国体制”提出了冷静的批判和质疑。“竞技体育和全民运动是两码事,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家对体育的定义是畸形的”,赵瑜说,促使他写就《强国梦》的直接原因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件小事。有一次,女排又赢球了,第二天他去白求恩医院找朋友,一进医院,走廊里外都是病人,开着拖拉机和坐着毛驴车的农民排成长队,这和女排夺冠时的全民疯狂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体育改革那么多年,只抓竞技体育,老百姓的健康状况一年不如一年,你谈什么‘强国梦’,自称什么‘体育大国’?”
“举国机制”让中国体育风光一时,但风光背后,牺牲的是全民参与体育的机会和条件,以及运动员享受教育和人身自由的权利。赵瑜说,八十年代,国家在体育上投入巨大,但这丝毫没有惠及普通老百姓。运动员从小被关在体校和国家队里封闭训练,牺牲了受教育的自由,甚至没有恋爱自由。个别运动员有机会走上仕途,但成千上万普通运动员因为缺乏必要的生活技能和文化知识,退役之后找不到出路,生活陷入困境。“金牌是国家穿在身上的花衣裳,可以遮百丑”,赵瑜觉得,中国体育存在的巨大隐患被金牌遮掩了,这种体制上的缺陷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除了奥运金牌总数外,中国从任何角度评估,都是不折不扣的体育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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